文體系統與文體族群

——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的新維度

　　中國古典文學與西方文學是“各美其美”的不同文學體系，而中國古代文體學與西方文體學也有著截然不同的巨大差異。與中國古典文學的“大文學”、“泛文學”、“雜文學”觀念相匹配，中國古代文體的內涵和外延也特別豐富，具有復雜性、多義性、不確定性的顯著特色，呈現出一種立體交織的網狀結構。

    “理一分殊”的文體系統

    一國之文學錯綜復雜，尤其中國，每個朝代皆非單一文體，而是多種文體共同存在、共同發展。從歷時性角度來說，一個朝代的文體，是一個不斷變化的復雜系統，也是一個休戚相關的共同體。各種文體在系統中共存與協調發展，猶如大自然的生態系統。一個健康的自然生態系統具備和諧、穩定的特征，其中的各物種存在相互依存、相互制約、自我調節和退化淘汰等復雜機制。推而比之，一個時代的文體系統正有類于此，其中的文體之間亦具有相資相生、相互競爭、相互融通的復雜關系。因此，從單一視角研究文體，可能是片面的、狹隘的，如果立足于“文體—系統—族群”，以多元角度觀察考量，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文體運動的真實格局。以宋代為例，宋代文體系統的鮮明特色是良好的平衡性、包容性、貫通性，各種文體形成大小不一的族群，如散文、駢文、詩、詞等，而各族群又處于一個大系統之中，相依存，通有無。任何族群或文體如果堅壁清野，不與其他族群或文體往來，也就失去了生機和活力。

    研討中國古代文體系統，應特別強調的一個關鍵詞是文體之“變”。文體的變化無時不在，無處不在。中國古代文體的“變”尤有特色，尤具意義。因此，考量文體和文體系統，切不可以“一潭死水”視之。古代文體具有開放性、伸縮性、模糊性的特征，研討則應著眼于文體的變與不變、小變與大變、漸變與突變、成功之變與失敗之變。如果畫一幅動態的古代文體運行圖，那文體系統就像流動的氣象衛星云圖一般，呈現出風云飄忽、變幻莫測的特點。

    文體系統永遠處于運動狀態，并且不是平面運動，而是立體運動。新與舊、高與低、主與次，五方雜處，碰撞震蕩。在文體系統中，主流文體、較早文體和邊緣文體、后起文體，關系微妙復雜。相對而言，主流文體、較早文體影響邊緣文體、后起文體是主要趨勢，是常態；而邊緣文體、后起文體雖能反作用于主流文體、較早文體，卻無法實現同等的影響力。有時，多個文體間還有復雜的疊加效應和共振影響。譬如，在宋以后，一般而言，是循著“文→詩→詞→曲”的方向施加影響力的。文可影響詩、詞，詩可影響詞，詞可影響曲；反之，詞卻不宜影響詩、文，曲更是如此。因此，“以文為詩”、“以文為詞”、“以詩為詞”皆可；反之，“以詞為文”、“以曲為詩”等，則不宜。

    中國古代文體的系統及互相影響問題，可以從哲學上找到理論支撐。張岱年《哲學上一個可能的綜合》云：“宇宙可以說有一根本的原則，析言之，即：一、一切總為一大歷程，在此大歷程中之存在，有基本的，有衍生的。基本的可簡名‘先’，衍生的可簡名‘后’。后原于先，乃先之所生。二、后不但為先所生，而且其活動又受先所制約。”文體系統亦猶如一大歷程，此中文體眾多，雖共同震蕩、相互影響，但這個“相互”絕非對等，往復的作用力實有強弱之分、大小之別。這一規律，在研究文體系統和關系時，實應予以重視。

    中國古代的文體系統，既有較模糊的總體事理，又有單一文體的規則要求。《中國古代思想史論》認為，宋代理學“要點則在‘理一分殊’之說……(理學)所強調、所重視的是‘一理散為萬殊，萬殊又合為一理’”。中國古代文體的演變發展，亦有總有分，很大程度上印證、契合了朱熹提出的“理一分殊”的學說。文體系統處于永不停歇的運動狀態，諸文體新舊雜陳，常中有變，變中有常，總的運行趨勢是新陳代謝，但各文體又有自身的小規律，而其間的震蕩、平衡、嬗替、傾覆，實難一言而盡。

    文體系統的復雜性，遠超一般想象，這也加劇了研究的困難。具體表現為文體由許多層次的結構、現象所組成：從文體本身的語言、風格到規則、體制；從文體的基因、構造，到文體的獨立成形，再到類似文體的族群、共同體……這一切構成了整個文體的系統。系統內的各層次都存在復雜的現象和機制，層次與層次之間亦錯綜交織，具有穿透力和滲透性。在這種情況下，研究一個朝代的文體系統、文體關系，就需要顧識大局、辨別主次、理清頭緒。

    輕重有別的文體族群

    在研究古代文體系統的同時，還可引入“族群”的概念。當代人類學、民族學研究領域，有一個熱門關鍵詞——族群，這是港臺學者翻譯英文文獻中Ethnic group一詞時創造的新詞匯。按照西方人類學的經典《族群與邊界》(挪威學者弗里德里克·巴斯著)，族群的概念在人類學中一般被用以指明一群人：生物上具有極強自我延續性；共享基本的文化價值，實現文化形式上的公開的統一；組成交流和互動的領域；具有自我認同和被他人認可的成員資格，以形成一種與其他具有同一階(order)的不同種類。

    筆者無力也無意于人類學上的族群研究，只是想將族群的概念引入中國古代的文體研究，這或許會帶來一些新的啟示。在古代的文體系統中，是否存在若干族群呢？答案是肯定的。詩歌、散文、駢文、小說、戲曲等是古代文體系統中較突出的幾大族群，其中散文是最大的族群，它疆域最廣、成員最多、勢力最大。散文族群的成員包括書、啟、表、論、策、序、傳、記、碑、說、祭文、題跋等，當然，其中的某些文體也可以用駢文寫作。

    如果按照人類學的概念比附，一個文體族群能夠成立并存在，需要具備幾方面的條件。以古代的散文族群為例，之所以能長期存在并“占據要津”，首先，因為這一族群生生不息，歷史延續性和繁衍能力極佳；其次，散文族群中的成員共享基本的體式，即散體單行的結構形式，交流起來沒有壁壘；再次，散文族群像一個共同體，成員間有充分的交流和互動的空間；最后，散文族群內部的各自獨立性和相互間認同感較強。綜合來看，不妨說散文是中國古代文體系統中生態環境、發展態勢較好的族群。

    在中國古代，散文始終是諸文體的基礎。離開了散文，許多文體便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就駢散論，先有散，后有駢，散始終是駢的底子，而駢是散的精煉和提純。先秦、兩漢是散文的天下，六朝至唐雖駢文稱盛，但駢文的周圍，始終籠罩著散文的巨大“陰影”。降及宋代，散文再度成為文體系統中的核心，并影響駢文轉型為四六。宋以后，散文依然是中心，小說、戲曲的文體基礎依然是散文。筆者認為，族群概念對于理解散文在古代文體系統中的重要位置是有幫助的。

    首先，散文 族群的疆界非常廣闊，而且可以說邊界都是一馬平川之地，友好而不設防，故而最容易與其他族群發生關聯和互動。與此相反，某些文體族群是“排外的”，也許并不是刻意排外，而是因為有的族群“個性”太突出、體式太獨特，四周的邊界或是險峻的高山，或是汪洋大海，或是不毛之地……在這種情況下，其他族群想跟它接近、交流都不容易。其次，散文族群所采用的散體單行的結構形式，是最基礎的文體體式，最容易與其他族群溝通交流。散文族群在文體系統中，得到其他族群的廣泛認同，走遍世界無障礙。再次，散文族群又是一個強勢族群，它在文體共同體中是“游戲規則”的制定者，最有權威。它的崛起和發展模式自然吸引其他族群，成為學習的典范。

    從歷史的長時段看，詩歌和駢文族群，雖然在總體上不如散文族群的勢力大、影響深，但在某一朝代，卻也曾獨領風騷，如六朝的駢文、唐朝的詩歌，都是當時居于中心地位的文體族群。

    將文體系統和文體族群的概念引入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是頗見新意的視角，它有助于理解中國古代文體的復雜性、多元性和貫通性。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