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先鋒詩歌真偽之辨

以王家新反“個人”的“個人寫作”為例

    為何舊話重提

　　圍繞王家新在20世紀90年代所提出的，又被某些學者贊為“90年代的詩學”、“時代詩學”的“個人寫作”，我曾做過一些論述，一些主要觀點后來收錄到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的　《當代先鋒詩歌研究》一書中。近期，有研究者針對我的觀點提出了質疑，認為我為了達到自己想要的那個預期結果，不惜用我自己所特有的“邏輯”和“手法”，對王家新的“個人寫作”進行了刻意地“無視”、“扭曲”、“曲解”和“加工”。
　　實事求是地說，在涉及到這個所謂的詩學命題之前，我還真沒抱什么先入為主的目的，相反，由于當時手頭上正在從事“當代先鋒詩歌研究”這一課題，自然對這個風頭正盛的“個人寫作”不敢有怠慢之心。于是，便從書店和圖書館里把那幾年所發表和出版的相關文章、專著都翻找了出來。我很快發現，或許是王家新的這個把“個人”與“道德”、“承擔”融合到一體的“個人寫作”，比較符合于人們傳統審美心理積淀的需求，詩歌研究界在多元化階段的“個人寫作”上作了簡短停留之后，便迅速偏向了王家新語境中的那個“個人寫作”。眼看一種原本不過是帶有個人情緒化的理論感想，在不斷地釋說中逐步演變成一種具有時代意義的詩學理論的象征時，我便禁不住地產生出一股焦慮之情：在現代美學啟蒙還遠遠沒有完成的境遇下，在許多人，包括不少文學研究者、創作者一旦離開了社會—政治這一特定視角，就不會“說話”的特殊歷史階段，又把那些曾給文學藝術施以重壓的歷史、時代、社會、政治等重新搬回來———這種“搬”還不是小心翼翼地搬，而是強勢地、義正辭嚴地打著“道德”和“責任”的旗幟來搬。從長遠來看，這無疑會給當代的詩歌發展帶來一些不利的影響。

　　一種尚未經過反思和重構的歷史觀

　 　在王家新的“個人寫作”理論中，歷史、社會、政治、道德、責任等這些充滿歲月沉積的詞語，是絕對的關鍵詞。我這樣說并非是指這些詞語不可以在詩學理論中使用，而是說必須要看是在什么層面和意義上使用。如果說王家新的“個人寫作”不命名為“個人寫作”，而是叫“社會寫作”、“政治寫作”、“歷史寫作”、 “國家寫作”、“道德寫作”、“承擔寫作”，隨便用一個什么樣的名字，只要別在命名上彰顯“個人”兩字，或者干脆說，這個詩學命題只要和先鋒詩歌理論撇清了關系，我絕對不會對其展開質疑的。誠如前文所說，詩學理論無論何時都該是多元共存的，每個人都擁有堅持和實踐自己美學主張的權利。問題就在于，“個人寫作”在王家新的論述框架中，從來都是被當作先鋒主義詩歌理論加以闡釋與論述的。而且，在絕大多數的接受者和研究者那里，也是把其視為先鋒主義詩歌內部框架的調整，并在新歷史語境下加以發展與深化的。
　　顯然，這就不是批評我的人所說的那種藝術自足論、不自足論之爭了，而牽涉到“個人寫作”作為一種詩學理論，到底是一種什么性質理論的問題。毫無疑問，王家新的“個人寫作”帶有強烈的政治意味，當然僅憑這個還無法斷言它不是一種先鋒主義詩歌理論。因為，從西方傳入到中國來的先鋒主義詩歌理論并非是一成不變的，從其發展的線索歷程來看，它經歷了一個從藝術至上到藝術要與社會變革融合到一起的歷程。也就是說，“先鋒”既可以是與較為傳統的藝術至上觀念聯系在一起，也可以是與某種激進的政治傾向聯系在一起。既然有這樣一個前提的存在，是否可以說王家新的這種帶有強烈政治情結的“個人寫作”，就是一種跨越了藝術至上階段后的那種更為激進的先鋒主義詩歌理論？表面看上去似乎有些像，因為其在行文中經常會提到福柯、阿多諾、德里達、葛林伯雷等這些后現代主義、解構主義和新歷史主義大師的名字。這是不是就意味著這個以歷史、社會、政治、道德、責任為理論基石的“個人寫作”，就是一種融合了后現代主義、解構主義等新型知識的先鋒主義詩歌理論？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需要說明一點的是，在西方，先鋒主義與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解構主義等都不是一回事，它們各有自己的一套運行邏輯，但是我們在接受過程中基本都把它當成一回事來談論的，即把一切最新出現的東西都一般視為是先鋒，這是中國當代詩歌所特有的一種研究語境。事實上，不管是西方的先鋒主義詩歌理論還是后現代主義、解構主義思潮，反對的都是那個“邏各斯中心主義”。說得更為通俗一點，這些“理論”和“主義”都強調關心和參與社會政治不錯，但后現代主義思潮中的“關心”與“參與”走的是釜底抽薪的線路，即根本就不面對那個“東西”，而是從根本上摧毀那個“東西”所存在的邏輯依據。
　　然而，王家新所提倡的那個“個人寫作”則沒有經過這樣一個深刻嬗變的環節，相反它還是一種典型的“邏各斯中心主義”式的寫作。為了更好地說明這個問題，摘取其“個人寫作”中的一個重中之重的詞語——“歷史”為例。
　 　王家新在“個人寫作”中緊緊抓住歷史做文章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因為西方的后現代主義思潮就是格外注重歷史這一概念的。可惜的是，王家新語境中的歷史與后現代主義語境中的歷史有著重大的差異。這種差異大致可以概括為，一個是繼續沿著黑格爾的歷史觀來說的；一個則是對黑格爾歷史觀進行了清算與終結。出現這樣的差別也不是偶然的，與對何謂歷史的不同理解有關。在目睹了人類種種磨難的后現代主義哲人的眼中，以往統治著人們觀念的那種絕對一體化、秩序化，沿著人類的理性力量一路往前奔涌的歷史觀，是一種虛構出來的歷史觀，是人類為了把握自然而設想出來的，屬于樂觀的想象。
　　后現代主義者們的棄真實的歷史，重敘述的歷史的轉向，為我們重新解析社會和歷史提供了一套全新的思想武器。遺憾的是，王家新“個人寫作”中的歷史觀并沒有融合進這些新的知識增長點，而是仍然沿著那個舊有的歷史觀在滑行。可以想象，這樣的一套沒有新意的歷史觀念，再搭配上一系列沒有經過改造與重鑄的“道德”、“責任”和“承擔”等詞語，除了在傳統反映論的窠臼中繞圈子之外，還能往前走多遠？

　　“歷史”壓迫“個人”、“思想”排斥“技藝”

　　中國的新詩人可以在某一時期內成為藝術美的瘋狂崇拜者，但“氣候”稍有轉變，就立即紛紛棄之，就像是扔掉手中的一塊破抹布，甚少有像西方詩人，如瓦雷里、馬拉美那樣不管外界的風雨如何變幻，一生都安靜地固守在美的殿堂之中。正是基于這一百多年的新詩歷史，我們雖然也誕生了幾位有些分量的詩人，可遠遠還沒有形成一個根深蒂固的“個人化”傳統———而這個傳統往往又是與藝術性相聯的考慮，我在文章中反對王家新把“個人寫作”的理論主張，正是建立在他抨擊“第三代”詩人所追求的那個“純詩”的邏輯基礎上。
　　“第三代”詩人的創作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但這種不足并非是對“純詩”的追求所造成的。“純詩”是什么，它可不可以存在？這是一個可以無限討論的學術話題，在不少“第三代”詩人那里，它其實并不復雜，就是起著一個藝術航標的作用，正如詩人陳東東所說，它“提供給詩歌寫作和批評的視方向和秩序”，“欠缺這樣一個‘純詩’概念，無法寫詩，也無從談詩”。而在王家新的“個人寫作”框架中，“純詩”不但是個笑話，且還指認它幾乎葬送了詩歌。“純詩”的危害如此之大，到底存有哪些弊端？王家新對此的總結有兩條，一條是詩人回避了真實的歷史境遇；二是詩人們過于注重技藝的錘煉。第一個暫且不論，單把追求詩歌“技藝”與葬送詩歌相互等同起來，就不能不令人覺得這邏輯來得怪異。
　　中國新詩史上最具有知識分子精神的詩歌流派，當數20世紀20年代的新月詩派。論學問，這批留學歐美的人是當之無愧的知識分子；論承擔精神，只要讀一下徐志摩執筆的《〈新月〉的態度》等文，就會發現他們并不缺乏所謂的“承擔”精神，他們懷抱著拯救“時代”的熱忱，他們也呼喚“使命”與“責任”以及“人生的尊嚴”。就是這樣一個試圖結束舊時代，創造新生活的知識分子群體，非但沒有排斥“藝術技藝”，相反還把其視為“完美的精神唯一的表現”。最早在新詩壇上提出并倡導“三美”藝術主張的，也是該詩派中的聞一多。可見，真正具有獨立品格的知識分子，既不會缺乏所謂的承擔精神，也不會置藝術之美而不顧，而是會把二者很完美地統一起來。
　 　王家新所倡導的這個“個人寫作”的最大問題，就在于他一方面把社會的外部環境置于詩歌的內部環境之上，一方面又把詩歌的藝術技巧與詩歌的思想品質對立起來。以上兩方面就決定了他的“個人寫作”不管在主觀上是如何設想，客觀效果上就是一種讓國家機器、正統意識形態凌駕于“個人”之上的寫作。因此我說它是一 種反“個人”的“個人寫作”。

　　大而無當的“個人的方式”

　　還是那句話，王家新試圖往上倚靠的后現代主義、解構主義和新歷史主義之所以能在現代主義的基礎上完成一個漂亮的轉身，就是因為其借助了話語與隱含權力關系的一些修辭分析技巧成功瓦解、替換了舊有的思想內容，從而讓哪怕是同一句話、同一個命題也呈現出了嶄新的意義。王家新的“個人寫作”在這方面的嚴重空疏和無作為，就決定了他的那些從舊思想體系中挪移過來的詞語和概念只能運轉在舊系統之中。
　　在中國這一百多年的新詩歷史中，我們無論是在精神還是肉體上都經歷了一場又一場的“戰爭”。我認為這百來年帶給我們的最深刻教訓是，像“個人化”、“主體性”等諸如此類的問題不該再有絲毫的撤退，即不可輕易地再讓所謂的思想層面上的啟蒙壓倒了文學意義上的審美——兩個甚至可以并駕齊驅，也不能再發生那種讓藝術為政治買單的悲劇。更進一步說，我之所以小心翼翼地維護“個人”，不讓它與王家新語境中的歷史、道德、責任、道義等混為一體，是因為“個人”這個詞，對中國詩歌乃至于整個文學而言，彌足珍貴，不可隨意把其又重新置于那些曾給它帶來壓迫的“大詞”之下，使其再次淪落到第二等級中去，畢竟自“五四”以來中國新詩的純藝術理論一直還沒有得以充分地發展。在我們“個人”傳統深度匱乏的歷史語境下，要格外珍惜這來自不易的“個人”二字。
　　為了避免引起歧義，在文章的結尾我再重申一遍，我并非反對詩歌與歷史、社會、政治等發生關聯，作為個體的人生來就是這個社會中的一員，他自然而然存活于歷史與政治之中，這個顯而易見的道理我懂。我反對的只是用一套舊意識形態和舊話語體系，再拼貼上幾個唬人的詞語來構建什么所謂的90年代詩學———不要再把以往那些花費了很大力氣才請走的“大詞”重新請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