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文化亟需探源

　　民間文化是存在于老百姓心頭、口頭、手頭的文化。由于千百年來不被主流社會重視，缺乏文字記載，在具體事象上往往難以找到源頭，使得中國土生土長的民間文化，不論是民間文學、民間表演藝術、民間美術還是民俗，近年來頻頻被國內外學者“論證”為來源于境外，就連七夕節、寒食節、端午節甚至狼外婆等民間故事，都被說成是外國傳進來的；與此同時，國內各地興起了打造民間文化的熱潮，出現了一批偽民俗、偽遺產。如果聽任這種現象發展下去，我國優秀的民間文化不是被境外“搶注” ，就是被國內改造得面目全非，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將被侵蝕殆盡。在此狀況下，亟需對民間文化進行探源。

　　對民間文化進行探源，具有多方面的意義：其一，可以正本清源，理清民間文化的來龍去脈，從而理性傳承、科學傳承；其二，可以消除偽民俗、偽遺產；其三，可以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掌握話語權、主動權。

　　也許有的學者認為，民間文化是現實存在的文化，分不出哪里是源，哪里是流，根本無法探源。可事實上，由于民間文化在歷史典籍中也曾留下雪泥鴻爪，在竹簡中、金石上甚至老百姓的口頭上也可以找到它的源流，可以探究出它的源頭。

　　如何對民間文化進行探源呢？

　　深入民間，尋找一手材料

　　“禮失求諸野”，民間文化在民間的傳承相對固定(除非有文人刻意改變) ，特別是在偏遠的地區，常常會有流傳上千年、數千年不變的神話、傳說、故事、歌謠、史詩等，如前幾年在貴州麻山地區發現的苗族史詩《亞魯王》 ，只要我們深入田野、忠實記錄，就能搜集到第一手的原始資料，就能找到民間文化的源頭活水。

　　在搜集民間文化時，一定要忠實記錄，原汁原味保存，不要按照自己的意志修改潤色。如果搜集者、整理者按照自己的意志改來改去，民間文化就會面目全非，真實性就會大打折扣。這方面的教訓必須吸取。由于民間文化的多樣性、獨特性，我們現在認為不合時宜的、錯誤的，將來卻可能是最有價值的，畢竟，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價值觀、審美觀，還是以保留原來的、本來的面目為好。

　　多方搜集，掌握完整信息

　　在搜集民間文化的過程中，有時會遇上面對同一個故事、傳說、事件卻眾說紛紜、讓人莫衷一是的情況，這就要多方搜集，力爭掌握完整的信息，以便比較、分析，得出有說服力的結論。如果條件許可，可以把有關學者和傳承人召集在一起，開個座談會，請他們詳細講述、當面辯論。甘肅省康縣流傳著一種獨特的婚俗——女娶男嫁，男方嫁到女方家后，一切遵從女方家族的習慣和規矩，并按照女方家族的姓氏輩分改名換姓。當地學者說這種婚俗起源于一百多年前，是由于石達開兵敗大渡河以后，余部有一支來到這里，化整為零，以女娶男嫁的方式隱藏并生存下來，從此這種婚俗就在甘川交界的康縣太平一帶傳承并影響至今。這種說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即使是真相，也肯定不是真相的全部。通過專家與當地學者座談、交流，大家一致認為，其一，男人入贅即嫁到女方家的事例在古代以至先秦時期普遍存在。康縣地處秦巴山地，又是漢羌等民族雜居地，存在男人入贅現象并流傳至今很正常。其二，這種婚俗流行與茶馬古道有一定的關系。由于外來人口多，路途艱險，加上物質匱乏，客商一旦被搶劫、丟失貨物或生病無錢醫治，難以回鄉，只有入贅在當地，“男嫁女娶”、女人當家的現象自然就出現了。其三，太平軍石達開余部在此隱姓埋名并生存下來加劇了這一習俗的傳承、傳播。這樣的結論，就比較有說服力；這樣的探源方式，也比較科學。

　　借助考古，巧用三種資料

　　這三種資料是：傳承人的口述、文獻資料(包括簡牘、金石資料)、考古發現之新資料。對民間文化進行探源，傳承人的口述自是最重要的資料，但文獻資料、考古發現之新資料也是重要佐證。現在很多人認為狼外婆故事源于西方童話小紅帽，事實上，我國民間如魯西南地區很久之前就流傳著類似的故事，早在清代康熙年間黃之雋記錄的《虎媼傳》，就是中國土生土長的“狼外婆故事”。顯然，《虎媼傳》為“狼外婆故事”這一類型的民間故事探源提供了有力的證據。很多民間文化之謎借助文獻資料和考古發現之新資料往往迎刃而解。牛郎織女傳說作為中國四大民間傳說之一，自先秦到今天已經流傳了兩千多年，但什么時候人們把兩顆星宿編排成一對情侶的呢？民間文學界長期以來爭論不休，主流觀點認為是漢代以后甚至南北朝時期。1975年11月在湖北云夢睡虎地出土了一批秦簡，其中的《日書》記載：“丁丑·己酉取妻，不吉。戊申·己酉，牽牛以取織女，不果，三棄。”(甲種一五五正)“戊申·己酉，牽牛以取織女而不果，不出三歲，棄若亡。”(甲種三背)

　　意思是，在牽牛娶織女之日是不宜婚娶的，否則會遭遺棄或離異。簡牘勝于雄辯，這段文字說明到了戰國時期(最遲秦朝初年) ，天上的兩個星宿牽牛和織女已經被人們演繹成一段愛情悲劇故事了。多年的謎團，迎刃而解。

　　登高望遠，跳出地域局限

　　進行民間文化探源，地方學者有不可替代的優勢。地方學者從小在當地生活，熟悉當地的民間傳說、風土人情，對這一地區的民間文化最有發言權，但我們也要注意，由于地方學者對家鄉的熱愛，加上對外面的世界了解較少，難免有較強的地方情結，從而妨礙了對真實的理性探究。山西省臨縣距離劉邦斬蛇起義的地方(古豐西澤中，今江蘇豐縣西部)大約900公里，當地學者說劉邦斬蛇起義就發生在他們縣城北邊的山上，不但老百姓都這么說，還寫進了宣傳冊中，實際上， 關于劉邦斬蛇起義歷史記載非常清楚，豐西澤不可能在山西。我們要跳出地域局限，在思想上引領，在理論上提升，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由源及流，重在當代傳承

　　民間文化來源于民間，發揚于民間，經過一代又一代普通百姓、民間藝人的改編、加工，幾百年、上千年之后，有的會變化很大。通過對這種變化的探尋，我們可以看出不同時期人們的不同心理狀態、審美意識；通過對原始狀態的考察，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價值取向，有利于當代理性傳承、科學傳承。作為民間的孝文化，二十四孝故事婦孺皆知，其中不少故事，近代以后備受人們撻伐，成為儒家和傳統文化的罪狀。事實上，“賣身葬父”“為母埋兒”“刻木事親”，這些備受爭議的故事，與孔孟儒家孝道的初衷有相當大的距離，它們只是體現了某些宋元理學家的價值取向，而且從出現這些故事起，就遭到了一些儒家學者的激烈批評。在流傳至今的東漢時期的武梁祠畫像中，有十六位孝子的故事，可以稱為“十六孝” 。孝子主要是在父母生前奉養盡孝，既沒有“為母埋兒”，丁蘭也沒有因為木人休妻。在表現董永的畫像中，董永的父親坐在樹蔭下的獨輪車上，手持鳩杖，董永本人站在父親面前耕作，父子相向而視，表現的是一個帶著老父下地勞動的董孝子，就像當今時代表彰的帶著爸爸或媽媽上學的孝子一樣。后世的二十四孝故事，董永家貧，“賣身葬父”，“孝感動天庭”，才獲得仙女的芳心，違背了儒家孝道的本質：奉養盡孝。武梁祠畫像中的十六孝，不是“挾太山以超北海”的高大上，只是“為長者折枝”，做了人們都可以做卻沒有做的孝行。后世的夸張與演繹，才使一個個易學易效法的孝子變成一個個高不可攀的典型。由源及流，順藤摸瓜，理清了民間孝文化的來龍去脈，對于當今弘揚、傳承孝文化，具有很好的借鑒、啟發意義。

　　由此看來，民間文化亟需探源，可以探源。通過探源，既有助于傳承、弘揚優秀的民間文化，消除偽民俗、偽遺產，也能使我們獲得真相，在民間文化的國際傳播中掌握話語權、主動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