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文學主流化及其前景

　　文學永遠是面向未來的事業。20年后，將是“95后”、“00后”走上中國文壇的時候，而今天他們正在接受文學啟蒙，今天的閱讀將會影響他們未來的創作，甚至影響他們的生活。在課外，這一代人主要通過網絡進行閱讀，網絡文學自然成為他們最廣泛接觸的內容。而他們的父輩中，很多人無法接受網絡文學。這樣，兩代人關于文學的認識和理解就出現了差異，久而久之，便會產生斷裂。

　　十多年來，在涉及網絡文學發展、網絡文學主流化、精英化等若干議題時，我們總是在講如何引導和幫助網絡作家進行自我提升，如何提高網絡文學的思想性藝術性等等。對創作的引導當然十分重要，但是，如何站在時代高度，深刻理解和認識這一新的文學現象，這一工作或許更加重要。這是一項雙向的工作，引導者要先去學習，先“引導自己”弄清楚搞明白，再去引導別人，才會產生實際效果，才是對網絡文學發展負責任的態度。

　　中國當代文學的主流化，與中國社會對內改革、對外開放陣痛過程中的新生，所遭遇的歷程是一致的。在這一框架之下討論“網絡文學主流化”，不僅不構成對當代文學的顛覆，反而是在探討如何延續和發揚中國的文化傳統。

　　在網絡文學生態系統中，非現實世界占據了主導地位，這恰恰是其邁向主流化的一大障礙。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主流是以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為基礎的，網絡文學選擇的卻是另一條道路。《悟空傳》(今何在)、《慶余年》(貓膩)、《驚門》(徐公子勝治)、《天才相師》(打眼)、《錦衣夜行》(月關)、《步步驚心》(桐華)、《瑯琊榜》(海晏)、《浣紫袂》(天下塵埃)等一系列網絡文學“神作”的共同特點有兩個，一是非現實主義手法，二是對傳統文化的接續。顯而易見，文學的虛擬性在網絡文學這塊地盤上獲得了成長，但它的出發點并非是對傳統文學的背叛，而是大家通過互聯網參與文學寫作形成的集群效應。但在客觀上，網絡文學選擇的這一條道路，與當代文學之間形成的“觀念”鴻溝著實令人擔憂。邵燕君認為，“需要對文學傳統有了解的人，把文學的傳統引渡到新的媒介中去，而不是任由媒介革命帶來文化、文明的中斷。”我以為，這是比較冷靜、客觀的看法。同時，傳統文學界、理論界要求網絡作家向托爾斯泰看齊，以魯迅為標桿，不僅不切合實際，更是對網絡文學的誤讀。

　　如何從理論上界定網絡文學？在這個問題上，我贊同范伯群先生對大眾文學發展脈絡的指向，即馮夢龍——張恨水——金庸，網絡文學由此接續。這條主線將網絡文學納入中國通俗文學范疇，應該是對網絡文學主體較為準確的定位。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經濟社會高速發展，物質問題基本解決之后，民眾產生了極大的文化心理需求，恰逢互聯網普及運用，大眾文學終于借網絡實現了爆發式成長。網絡文學的“落地開花”、“野蠻生長”說明文學的大眾性有其歷史基因，一旦氣候溫度適宜，就會蓬勃再生、星火燎原。值得引起思索的是，知識精英建構的經典文學價值體系在新的歷史時期如何應變，以適應民眾不斷增長的文化需求。

　　在網絡文藝領域，網絡文學發揮的是領頭羊的作用。從1998年發端起，網絡文學就是最先起步的文藝樣式，受眾最廣泛、內容最豐富、形式最自由，由其衍生出本土網絡游戲、網絡動漫、網絡劇、網絡有聲讀物等，構成了一個全新的“網絡公共話語空間”，為新世紀我國文藝發展打開了遼闊的空間。

　　由此，網絡文學的主流化問題，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任何一種文藝樣式，要想深得民心，獲得多數人的認同，其價值觀、審美觀必須經得住時代的考驗。供求關系和讀寫關系顯示出網絡文學同時具有商業性和文學性兩個特征，兩者之間如果是共生關系，網絡文學就會在不斷創新的過程中產生新的美學價值。在過去的十多年里，網絡文學在坎坷中摸索前行，逐步形成了一套自我修復功能，但僅憑這一點還遠遠不夠，新的主流化文學必須承擔起創立新的中國話語，講述新的中國故事，塑造新的中國形象的歷史使命。

　　從發展的角度看，網絡文學的主流化不僅是網絡文學自身的需求，也是時代的需求和歷史的必然。有人提出網絡文學的商業化是其主流化的攔路虎，他們認為，文學作品一旦迎合消費目標，將喪失其純粹性。上述觀點的確應該引起重視，當前網絡文學存在大量跟風、雷同，乃至抄襲現象，都是商業化在作祟，值得警惕。然而，從大眾傳媒的角度來看，商業性需要一定的時間去緩釋；從大眾需求積極性的角度來看，網絡文學存在的癥結也基本上是廣大讀者所排斥的。更為重要的是，國家在文化層面上已經形成戰略思維，“大力發展網絡文藝”字字千鈞，當然包含對網絡文學發展的支持、引導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