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先鋒文學答問

　　去載十月，在《文藝爭鳴》“紀念先鋒文學三十年”的專輯中，筆者關于先鋒文學的歷史和外延，已做了一些粗疏的梳理，年末我們又與《文學評論》雜志聯合舉辦了“紀念先鋒文學國際論壇”①。與會者對這一話題做了頗為深入的對話和討論。但奇怪的是，關于這一話題我們仍會聽到一些奇怪的談論，比如先鋒文學經典化為時尚早，先鋒文學壓抑了現實主義文學，先鋒文學在青年一代這里已不再有市場，等等。這些說法當然部分地道出了一些現象，但是否被正確地給予了對待，同時，媒體又刻意放大了某些說法，致使關于先鋒文學的理解與評價又有了更大的歧義。不論是現象的問題還是看法的問題，我認為都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因為這不止事關當代文學的歷史，更關乎它的現在和未來。如何理解作為遺產的先鋒文學，左右著人們對于文學的方向、趣味和標準的看法，也會深遠地影響著今天文學的道路。
    基于這樣一些考慮，我這里不揣啰嗦，耐不住借了一些朋友的問題再來說幾句，并非為誰辯護或張目，而是為了再引起大家的思考，以更進一步厘清事實。

    1：“先鋒文學”的概念是舶來品嗎，究竟應該怎么理解？
    “中國當代先鋒文學”，這是個獨有或者專有的詞匯，雖然它是西方現代派文學、意識流、六七十年代而下的魔幻現實主義、法國新小說等等在當代中國的影響的產物，但我又不認同它只是西方文學滲入的產物。對此我已在將近二十年前寫過一本《中國當代先鋒文學思潮論》來探討它的起源，認為是源于文革時期地下狀態的啟蒙主義寫作。“先鋒文學在當代中國首先是啟蒙主義思想運動的產物”，在早期它的核心是人道主義，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則逐步置換為存在主義——“存在主義也是一種人道主義”，這是薩特的說法。我的意思是，“先鋒文學”在當代中國首先是本土性的范疇，它不止局限于1985和1987年兩個波次的小說新浪潮，它是根源自1960年代、斷續隱現于1970年代、并終于在1980年代全面浮出地表的一場波瀾壯闊的思想啟蒙與文學變革，與五四新文學遙相呼應的、部分重合的一場文學運動。關于這一點，我希望能夠成為知識界和批評界的共識，否則就不會有一個歷史的和客觀的看法。在近三十年中，這場運動逐漸沉落，但其精神與藝術的元素已經滲透到現今的文學之中，遁形于無跡，但卻又成為了文學的骨血。

    2：先鋒是一種精神嗎？先鋒文學現在是否還存在？
    先鋒當然是一種精神，本質上是自由的精神，尤奈斯庫說過大致如此的話。但僅僅這樣看，是一種本質化的理解，而非歷史的理解。作為一種歷史現象，作為一個文學運動，它不可能永遠存在。歷史上所有的文學運動都是存在于一定的時間和歷史環境之中。如今這樣一個環境已經全然不再，要求先鋒文學運動依然如故是不可能的。這正如文藝復興的精神，人文主義的精神是永恒的，但文藝復興卻是指五百年前發生的一場思想文化與文學藝術的運動，你不能說文藝復興運動還沒有結束。當然，先鋒文學作為運動結束了，并不意味著已經全然沒有先鋒藝術，或許它還是有的，但在精神上可能已經有變化——蛻變為了一種德里達所說的“產生于文學的危機經驗中的‘文學行動’”，一種比較極端化的行為化的東西，各種極端的觀念和行為藝術式的作品仍然會零星出現，但這也不能表明作為歷史的先鋒文學仍然以現代時存續著。這個問題并不難理解。

    3：先鋒文學的經典化是否為時尚早？
    先鋒文學的經典化是一個自然的進程，不存在“過早”的問題，任何經典都是相對的，相比于托爾斯泰和魯迅，可能馬爾克斯與福克納都經典化的“太早了”，這種說法看似有道理，但其實站不住腳。因為與莎士比亞和曹雪芹比，可能托爾斯泰和魯迅也有點早了。這種比較是沒意思的。你當然也可以“顛覆”——某種意義上經典就是供后人閱讀、批評和顛覆的，但顛覆可能會反過來更加強和加速其經典化。我之所以看重先鋒文學，一方面是因為它們代表了我們時代文學的精神難度、思想高度，也代表了在藝術探險上曾經達到遠足之地——如果認真細讀過、并且真正讀懂了先鋒文學，便一定不會對其有過于輕薄之論，因為它們中的那些代表性的作品大都是經得起細讀的。路遙當然也很好，但不能說路遙有很多讀者，就說先鋒文學沒人看。如果真的沒人讀，那倒不是先鋒文學的悲劇，而是我們時代和文明的讀者的悲劇了。因為一個不崇尚難度和思想性與精神性的時代，與這個時代讀者的精神矮化之間，必定是互為因果的。
    單純從“難度系數”上也說不過去，很簡單，一個體操運動員一生所做過的最難的動作，便是他所達到的專業高度的標志；先鋒文學在最低限度上說，也稱得上是我們中國當代文學所達到的最高難度系數的標記，從這個意義上，它是無可回避、不可繞過的。你不讀，除了表明你對“有難度文本”的畏懼，還能說明什么呢？

    4：如何看待先鋒文學的“轉向”？
    關于先鋒寫作的轉向問題，已討論了十幾年。一方面這個是客觀現象，另一方面又接近于一個偽問題——有誰的寫作是始終不變的呢？同時又有哪一個作家會變成另外一個作家呢？任何寫作者都在變與不變之中，不可能不變，也不可能變成另外一個。余華寫出了最為繁難的作品之后，又寫出了最為簡約和看起來“容易”的作品，他完成了自己的自我證明：即，我是那個寫出了《世事如煙》和《現實一種》的人，但我又寫出了《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這才有意義。如果沒有早期的“極難”來證明，后面的“容易”就顯得可疑和缺少意義，反之亦然。但余華一貫的尖銳地書寫現實、歷史和人性，卻是沒有變的。格非寫出了非常晦澀的《敵人》，又寫出了十分具有中國神韻和傳統格調的《江南三部曲》，也是一種對證和自我確認。他回歸中國古典美學傳統的寫法，并未妨礙他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的尖銳思考，而是相得益彰。先鋒試驗之后文學終于結出了正果。這要聯系起來，歷史地看，才會有正確的看法。
    處理現實有無數種方法，既可以非常形而上，也可以非常形而下，就看你處理得好不好，沒有哪一種方法是包打天下的。先鋒作家在處理現實的方式上確實有很大變化，這種變化有的是成功的，有的不那么成功，也很正常，有誰是永遠成功的呢？有人不斷地指責作家們在處理現實時的“無力”或“失真”，多數是屬于站著說話不腰疼的，你處理處理看看？在現今條件下，如果不用變形、荒誕和怪誕，各種障眼法，作品能夠出的來嗎？
    還有一點，先鋒文學是在1980年代異常緊張和危險的處境之中誕生的，充滿了探險和真正的自由精神。有人喜歡將八十年代理想化，認為那是一個如何如何好的“黃金時期”，可是現在的人們早已忘記了那時環境的低下和危險，認為歷史為他們提供了最好的機遇，這種看法只是看到了一面，而沒有設想他們所承受的巨大壓力。事實上，沒有真正的藝術勇氣和斗爭精神，不可能寫出《一九八六年》和《往事與刑罰》那樣的作品。這樣的寫作與后來的80后的青春寫作、撒嬌寫作是無法同日而語的。所以，永遠不要拿韓寒和郭敬明們與先鋒文學相比，他們之間沒有可比性。

    5：先鋒文學是否壓抑了更具現實感的“介入”文學？它在今天的遺產和影響是什么？
    把先鋒文學狹義化，當然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在我看來，假如整體地理解先鋒文學運動——將之看成是從上世紀六十年代的黑夜中孕育，隱現于1970年代，并且在1980年代最終顯形的一場思想文化運動的話，那么意義就不容小視。當然，這場運動可能是一場夭折的，或先天即發育不良的運動，但這沒辦法，歷史只賦予了它這么多。但我仍然覺得，我們今天的文學所享有的一切，還是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的饋贈。藝術上的品質，思想上的豐富程度，都與文革和所謂“新時期”之初不可同日而語。我還是那句話——只有先鋒寫作才使中國文學獲得了與世界文學對話的資質、資格與可能，才使中國文學獲得了真正現代性變革的起點。說先鋒文學“影響了對現實的介入”，這純粹是胡說八道，根本沒有讀過、或者從來沒有讀懂的人才會這樣說，在當代文學的歷史上，還沒有哪一種文學對于歷史的反思和對于現實的“介入”與批判深度，能夠超過先鋒文學。
    先鋒詩歌與先鋒藝術是更為復雜的問題，我只能說，在詩歌領域中，先鋒精神要早得多，早上十幾年和二十年。1971年，插隊白洋淀的19歲的根子(岳重)就寫下了《三月與末日》，我認為那可以稱得上是“1970年代中國的《荒原》”，其水準和難度，不啻于飛來之物，簡直不可思議。先鋒藝術的步伐似乎也略早于先鋒小說。我的看法是，先鋒詩歌在精神和藝術上引領了整個當代文學與藝術變革的進程。

    6：先鋒文學與五四文學怎么比？
    先鋒文學在藝術的難度與復雜性上，早就“超過”了五四文學。但是歷史本身是不能代替和超越的，所以我們又不能說先鋒文學是“高于”五四文學的。同時反過來，也不能因為魯迅和許多五四作家是學富五車的，他們的作品就一定是“五糧液”；當代作家沒有多少文化，甚至有的還沒有上過大學，其作品就一定是“二鍋頭”。“詩有別才，非關理也”，有學問的人比比皆是，不一定都能成為好的詩人。明清之際大儒多如牛毛，但文學成就卻遠不及盛唐。這是兩個問題。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魯迅是偉大的，但莫言也寫出了《豐乳肥臀》這樣的偉大作品，用了一個世紀的時間、一個家族的覆亡故事，寫出了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民間社會被侵犯的和被毀滅的歷史。況且莫言也是一直認真讀書、閱讀量很大的作家。
    我反對動輒把當代作家與現代作家對立起來加以觀察的看法，恰恰相反，他們是一個整體和一個譜系。在我看來，中國當代最好的作家正是魯迅傳統的真正繼承者。在莫言、余華筆下，魯迅的“吃人”主題，圍觀與嗜血的主題，國民劣根性的主題，都得到了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展開描寫。類似《酒國》、《檀香刑》、《許三觀賣血記》、《兄弟》這樣的作品，只要認真讀一讀，就會領悟他們對于魯迅的苦心傳承與創造性的發揮，為什么不能將他們聯系起來看呢？怎么能說他們是“保守”的呢？

    7：怎樣紀念先鋒文學，怎樣看待先鋒文學與俗文學的關系？
    “先鋒文學三十年”是指一個“紀念”的意思，并非說先鋒文學本身持續了三十年，雖然這些作家還健在，但不能說先鋒文學存續了三十年。在我看來，截止1990年代中期的人文精神討論，先鋒文學作為“運動”即告終結了。之后的創作更多地成為個人性的現象。你這個思維還是對立的，好像先鋒文學的又一個“罪狀”是沒有給俗文學留下空間。請注意，八九十年代沒有給俗文學留下空間的不是先鋒文學，先鋒文學也是用自己的全部力量沖開了一角；而今，則差不多是俗文學不給先鋒文學留空間了。
    我并非鄙薄俗文學、網絡文學，我只是擔憂，尼爾·波茲曼早就就說過，有兩種東西能夠使文化枯萎：一是專制集權，一是娛樂至死。至少從文化結構上，文學結構上，先鋒文學所代表的是精英和核心的部分，如今這個核心正在萎縮和消失，你不擔憂，反而指摘，我無法茍同。至于年輕一代的寫作，他們想成器，自然有前途，如果他們只喜歡娛樂至死，只著眼于俗文學和現實利益，那么文學的衰落就是必然的。這誠如《紅樓夢》中所講的，昏慘慘似燈將近，呼剌剌似大廈傾。文化的衰敗當然有至為復雜的因由，但青年一代的不作為是一個關鍵因素。先鋒文學誕生于一群青年人的手上，他們至少無愧于自己的時代和使命，如今另一群年輕人想怎么做，也是他們自己的選擇。

    8：先鋒文學給了我們什么樣的啟示？
    前面已講了太多，先鋒文學的遺產之一，是告訴我們中國文學依靠什么、如何走向了世界。如今他們已經走向了世界——莫言已經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最根本的，我以為就是，他們用了世界性的、人文主義的眼光，來講述屬于中國人的故事，對中國的歷史和現實進行了反思，當然是在魯迅式反思的基礎上，更為多向和蕪雜了，這也是無可避免的，當代中國的社會構造與文化情境比之五四時期要復雜得多，所以作家的思考也更為五花八門。但這都不要緊，要緊的是中國作家確實獲得了一種現代性的能力，即借助復雜的文學手段，堅持了對歷史、現實的秉筆直書，或者變形記式的旁敲側擊，堅持了對于人性黑暗與光明的共同探究，甚至也抵達了對于人類共同的各種憂患的書寫，對于與生存與存在的哲學追問……所有這些，如今看似即在左右，但沒有當初先鋒文學運動篳路藍縷的開拓前行，是無法想象的。所以，當所有寫作者和讀者享有這一切的時候，不要忘了那些當初的開拓者，他們不是來自天國的光明中，而是來自冷戰和文革的歷史黑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