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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對于一個用漢語書寫的中國作家來說,是一個對母語的再親近和再認識的過程。作家對文化的膜拜正如一個信徒對神的頂禮。
如果說生活是寫作的源泉,文化就是寫作的資源。那么,作為一個小說家,他該怎么去發掘自己擁有的文化資源呢?這就是我今天試圖闡釋的兩種寫作方式——文化記憶型與文化發現型的寫作。文化記憶型和文化發現型這兩種寫作方式幾乎可以涵蓋當今所有的寫作模式。
文化記憶型的寫作,就是作家依靠自身經歷和回憶的寫作方式。我們可以在許多經典作品中找到它的路數。古典小說里有《紅樓夢》,現代文學里有魯迅 的《故鄉》《社戲》、巴金的《家》等,當代小說里則更多。它們都是作家親身經歷過且刻骨銘心的事件,或者是作家身邊印象深刻的人和事,多年以后用回憶的方 式寫出來。這些作品寫自己的童年、故鄉、父親母親、兄弟姐妹、鄰居和身邊的朋友,寫自己經歷到的某一段不平凡的歲月。寫作的源泉從回憶而來,靠記憶一點一 點連綴起來,重新賦予過去的時光以詩意,重新給遠去的舊人以文學的生命。
但是小說是虛構的藝術,不是個人回憶錄。小說對回憶是有取舍、有文學衡量的。那么什么是文學衡量呢?如果你要反映一段生活,要寫活一個人物,你 一定得用文化的眼光去審視,用文學的筆法去描述。文化的眼光要求我們寫這個人、這個故事時,它能代表什么樣的時代特征、民風民情。簡言之,他到底會有多大 的文化含量?就是說,要確定作品的價值取向。這個價值取向的標準就是其文化含量的多少。文化的定義是什么?最簡單的定義就是它是人類一切生活的總和。各種 不同的生活方式構成了我們今天的文化與文明。因此我們可以把每一種生活方式都賦予文化的意義。而作為文學體裁之一的小說,豈能沒有文化?文化,是一切文學 樣式的母體。我認為,作家要找的是人生回憶中的“文化含金量”。
文化回憶型寫作不能代表小說的所有寫作方式。有許多作家作品寫的是別人的生活,是異域的風情,是往昔的歷史,跟他的過去無關,跟他的故鄉也沒有 多少關系。文化發現就是這種寫作路數的至上法寶。文化發現型的寫作是作家在人類文化遺產或現實生活中去尋找到的文學富礦。人的經歷總是有限的,人的回憶就 像一座礦山,也有挖干開掘盡的時候,這個時候作家就要把眼光放在遠處。去發現,去重新開辟新的寫作資源。當然二者間也有兼容,作家們常常在文化記憶中發現 新的文化視點、文學亮點。如果說個人的回憶需要調動自己的經驗的話,歷史的回憶則需要像探寶者一樣在浩如煙海的史料中去發現。它也是在一個鉤沉歷史珍寶的 過程中發現小說的素材。
當一個作家窮盡了自己的文化記憶,他的突圍之路或許唯有重新找到某種社會的、民族的、歷史的,乃至哲學高度的人類文明。我們不難發現,一個成熟的、勇于接受挑戰的作家,一般都有從文化記憶型寫作到文化發現型寫作的轉變。
在我35歲以前,我屬于文化回憶型的寫作方式,我寫過自己的童年,寫過自己的青春校園生活,寫過都市里的無聊和空虛。許多寫作風格和寫作路徑我 都嘗試過,但我不無悲哀地發現,隨著自身寫作技術的日趨成熟,寫作資源卻愈發枯竭;年歲在增長,作品在增多,經驗的重復卻像一個幽靈一樣揮之不去。多年以 后我才明白,與其說這是一個創作瓶頸,不如說是發現的瓶頸。從2000年前后開始,我在藏區流連忘返十來年時間,還一度到藏區掛職體驗生活。我總是在行 走,在行走中尋找靈感,在行走中獲得知識,在行走中探尋與發現民族文化的原始基因。無論是走村串寨還是跟隨朝圣的隊伍行走在崎嶇陡峭的雪山之路,無論是搜 尋民間傳說故事還是與康巴兄弟在火塘邊飲酒高歌,我都將之視為學習的機會。
文化發現型的寫作既有對現實生活的發現,也有對歷史和人類文化遺產的發現。我認為自己還算是一個有歷史情懷的作家。從古代史到近現代史,歷史為 小說家提供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作素材,關鍵是他在那些浩如煙海的歷史典籍中,如何去發現,發現可以觀照當下現實的歷史,即所謂“以史為鏡,可以知興 替”。
當一個小說家回望歷史時,他會發現很多的空白有待澄清和重新書寫,這種發現的意義一點也不亞于對一片新大陸的發現。尤其是我們的近現代史,由于 種種客觀原因,直到今天還有許多模糊不清、疑竇叢生之處。所幸的是,隨著當今社會日益開明和公正,正視歷史、還歷史以本來面目,愈發成為某種潮流和共識。 這為作家的歷史書寫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
在不斷的文化發現過程中,我們將領會到生活的源泉永遠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生活總是豐沛的,它對熱愛生活的人的回饋也是豐沛的。在生活和文學藝術 之間,有許多條道路相通,有的人走捷徑,有的人走上了盤山小路。無論走哪條路徑,都是為了去發現、去探尋、去膜拜一種燦爛的文化與文明。發現之旅通常是一 個作家全新的起點,它既寬敞、浪漫、刺激,又新奇、陌生、艱險,對許多作家來說,它還是一條自我救贖之路。如果作家沒有去發現那未曾被眼睛看到的大美,去 尋找那未曾讓心靈抵達的大善,去詮釋某種文化的厚重、歷史的豐沛、文明的燦爛,以及生活的多元和火熱,文學的創新與發展就會舉步維艱,我們的作品就永遠沒 有分量,我們的寫作也就只是在兜圈子或者重復前人的經驗。但我們還有自我救贖之路,因為在大地上的文化發現足以培養一個作家的文化自覺,這種自覺反過來又 催生了作家的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