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批評家面臨的時代問題

　　青年批評家面臨的時代問題，不僅僅是文藝批評及其語境的變化問題，或許更加重要的是，如何承擔起時代所賦予文學批評的使命，或者說如何以文學批評的方式介入當代文學與當代中國的變革之中，在這個意義上，發現自己的問題，或者發現時代的問題，就變得更加重要。

　　新一代評論家面臨的問題，不僅僅是對文藝作品做出具體的分析與評判，還有更多深層次的問題，這主要包括：我們為什么要評論，在什么樣的環境中評 論，評論能夠起到什么樣的作用？等等一系列的問題。這些問題的提出，既是時代語境變化的結果，也可以讓我們更深入地面對批評本身運營的機制，及其所遭遇的 問題。如果我們不能對這些最具根本性的問題作出讓自己信服的回答，批評自身的發展便會缺乏內在的動力，缺乏生機與活力，也無法負擔起時代所賦予批評的使 命。新一代評論家只有將這些問題納入自己的問題意識之中，并加以探索，才能在文學史上留下足跡。

　　回顧五四以來的文藝批評發展史，我們可以看到，批評最重要的一個轉變即是公共空間的開拓，在五四之前，以評點、詩話為代表的傳統中國文藝批評， 更注重對文藝作品的鑒賞品評，更多的是三五好友“奇書共欣賞，疑義相與析”。但五四以來，文藝批評的社會職能與面對的對象發生了重要的變化，伴隨著現代報 紙刊物等新興媒介的發展，批評成了一個公共事物，不再面向私人，而是面向社會公眾，批評本身也成為了一個公共空間，任何讀者，只要有興趣和能力，都可以進 入，這個空間也是開放的，任何人都可以閱讀，既向作家與知識界敞開，也向社會公眾敞開。應該說公共空間的開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既是五四知識分子社 會與文學整體理想的一部分，也是其重要載體。20世紀中國的“新文學”，正是在這樣的公共空間中傳播發展，并在歷史中占據了重要位置。但我們今天所面臨的 問題，則是這一公共空間的萎縮。萎縮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文學在文化與社會整體領域位置的變遷，以及文學觀念的變化。在一個泛娛樂化與消費主義 的文化環境中，文學的消遣娛樂功能得到突顯，而其認識啟迪功能則大為弱化，文學尚且如此，批評的位置便顯得更加尷尬。在這樣的情境下，嚴肅的討論與爭鳴很 難引起社會公眾的關注，也很難發揮其社會功用，我們為什么要評論、評論能夠起到什么樣的作用，等等問題便突顯出來。當然在這里，也存在批評自身的問題。 1990年代以來，伴隨著學院體制的建立及其規范化，文學批評也被納入學科建設之中，更多地成為學術研究的一部分，而不再直接面對讀者、公眾與當代社會及 其精神問題，更多地在理論層面展開論述，而較少涉及到當代的作家作品，文風也更加晦澀難懂，普通讀者很難進入，這些都讓文學批評從公共空間中退出，而成為 一種專業領域的研究。

　　在這樣的情境下，青年批評家要想在批評領域有所作為，不僅要對當代作家作品發聲，而且要致力于重建文學批評的公共空間，讓文學批評走出專業領 域，在文學批評與當代社會之間建立起一種有機的連接。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有必要借鑒20世紀中國“新文學”的歷史經驗，研究文學批評的運行機制，及其與社 會發生聯系的方式。在我看來，五四以后文學批評運行機制最重要的特征在于，文學批評構建了一個公共平臺，在其中提出并討論重要的文學、思想與社會問題，而 在不同派別之間的爭鳴、討論與商榷中，共同推動社會的整體進步�？梢哉f這是一個更為開闊而又宏大的視野，文學批評所關注和評論的不只是文學，而是包括思 想、藝術、社會等問題在內的一個時代的大問題。在這方面，我們只需看看魯迅、陳獨秀、胡適、茅盾、周作人等五四時代的批評家，他們雖然討論文學問題，但文 學問題只是他們整體問題意識的一部分，他們身處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的巨大轉型中，以其思想的力量承擔起知識分子的使命，為中國文學開拓出新的境界與命運。 值得關注的是，他們的思想、觀念與態度并不相同，比如陳獨秀談的是“文學革命論”，胡適談的是“文學改良芻議”，周作人談的則是“人的文學”與“平民的文 學”，但就整體而言，他們所談論的問題卻構成了一個整體的話語場，一個公共性的文化空間。他們以文學的方式提出了一個時代最為核心的精神命題，引領時代風 氣之先。不只五四時期如此，可以說從五四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文學批評都走在時代最前沿，提出并回應時代提出的文學、思想與社會問題，在整個社會中也 處于重要位置。

　　新世紀以來，文學批評最大的問題在于缺乏問題意識，缺少嚴肅的思想與藝術爭鳴，我們并不缺乏對具體作品的評論，在這方面毋寧說是“過剩”的，但 大多卻是就文學談文學，缺少一種更加宏觀的視野。而對于新一代評論家來說，缺乏問題意識并不是沒有問題，而是尚沒有將個人所遇到的問題學術化與歷史化，讓 之成為其文學批評的一部分，或者說不少人的問題意識仍然是師長一輩的問題意識，并未將新一代人的經驗、情感與思考帶入到研究之中，從而提出新時代青年所面 臨的新問題，這可以說是新一代評論家所面臨的瓶頸問題。要解決這一問題，最重要的或許不僅僅是讀書治學，而是從學院中走出來，對當代中國的社會生活有更多 的觀察與思考，同時將個人體驗與時代經驗“相對化”、“歷史化”，將之融入到文學批評之中，只有這樣，才能讓文學批評充滿生機與活力。評論應該有感而發， 而在有感而發的背后，則是我們對當代中國社會的觀察與思考，以及我們的文學理想，在這個意義上，文學批評所面對的對象不只是作品，也是整個世界，或者說評 論家是帶著對整個世界的理解進入作品的，只有這樣的批評才是及物的，才能不斷為我們帶來新的經驗與新的美學。

　　青年批評家面臨的時代問題，不僅僅是文藝批評及其語境的變化問題，或許更加重要的是，如何承擔起時代所賦予文學批評的使命，或者說如何以文學批 評的方式介入當代文學與當代中國的變革之中，在這個意義上，發現自己的問題，或者發現時代的問題，就變得更加重要。在文學批評史的視野中，我們可以看到， 伴隨一代評論家成長起來的，是他們所倡導的新的美學原則，以及他們所面臨的新問題、新經驗以及解決問題的新路徑。在1980年代，當時評論家所面對的是 “文革文學”的問題，他們也正是在反思中重建了一種新的美學原則，1990年代，當時的評論家所面對的是大眾文化的崛起，當時的評論家集中討論的便是市場 經濟、人文精神、日常生活、個人經驗等重要命題。那么，對于新一代評論家來說，他們的問題是什么？我覺得這既涉及到個人問題，也涉及到時代問題，既涉及到 經驗問題，也涉及到美學問題。如果就具體的文學評論來說，我覺得有三個層面的問題，第一是我們如何評價一部文學作品，第二是我們如何理解作品產生的文藝環 境，第三是我們如何認識作品產生的社會環境——也即我們如何認識我們的時代。這三個問題相互交織在一起，我們只有將一部作品置于更加宏闊的背景中，并結合 當代中國社會與精神的重要命題加以討論，才能對一部作品有更深刻的認識，也才能讓潛隱于時代無意識的問題得以顯影，為讀者與社會公眾所認識、了解并參與。 在這個意義上，一個新的公共空間才能真正形成。新世紀以來，圍繞“底層文學”、“非虛構”、“中國故事”、“80后”等命題所發生的討論、商榷與爭鳴，波 及甚廣，在文學界與社會領域引起了較為廣泛的關注，也讓我們看到了新一代評論家介入文學、介入實踐、介入現場的姿態，雖然圍繞著這些命題的爭論尚不充分， 理論建設也不足，但這些問題的提出與討論，無疑為新世紀中國文學的發展提供了動力。這也向我們展示了，新一代評論家只有站在時代前沿，不斷提出新的問題， 才能重建新的公共空間，才能讓文學問題與當代中國問題緊密聯系在一起，并在積極探索與相互爭鳴中，發掘新經驗，創造新美學，與當代中國與當代文學共同成 長，開拓出新的空間與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