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文學批評常識

加強與改進文藝批評研討會發言摘登

　　當我們將文學批評的無力歸咎于功利主義、商業化和學術體制僵化的時候，無疑這些都是外部原因，或者說還沒有進入真正的對于文學批評內部的反省。當下的文學批評者是否有明確的文學主張？讀者從文學批評中是否能窺見當代文學之流變？文學批評是否有史家眼光？是否能夠從文學批評史印證文學史，從而在當代文學經典化過程中彰顯文學批評之擔當與責任？
    一
    舊邦維新在于古典傳統的現代學術轉型，回溯古典文學批評傳統，“通”古今之學，才能“通則不乏，變則其久”，直面當下文學批評缺乏家傳來歷、獨立思考和學術底蘊的問題。當下學人對于中國古典思想與學術缺乏深入的了解，對于古典傳統的理解往往是盲人摸象，很難有著通識意義上的學術準備和訓練。我們如果回顧兩千年來古典時代的為文之法，依然能夠發現諸多可供借鑒于當下的批評路徑。80年前郭紹虞先生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中曾經詳盡分析了中國古典文學批評史的特征、意義及價值，尤其強調中國文學批評和文學及學術思潮的變化互為表里。縱觀文學批評史，一方面中國文學批評似乎沒有特別獨特的理論體系建構，一方面又在如縷的文學思潮和學術思潮中閃現著獨特的光亮，而一個時代的文學批評成就往往是建立在學術研究的高度和文學創作的厚度上的。先秦時代諸子百家燦若星辰，這一時期文學批評觀念多在儒家思想中，所謂“詩可以興觀群怨”至今依然有效。魏晉、南北朝則釋、道并行，儒家影響弱，此時文學講求“義歸于翰藻”，使得文學能脫離學術而顯示出獨特性質。隋唐則儒釋道并重，文道也就并重，文學則尚氣勢，重在語勢之自然，其文學重在體制和風格的創制，自然之氣與勢成就“盛唐之音”；北宋尊儒而尚質，而重在對唐詩文的“變”，文學批評講究理趣及文人味。南宋理學發達，文學批評因襲前人，詩論、詩話多講求“法”，偏于“道”的表達，同時語體演進加速，語錄體流行，小說戲曲發展，方言文學興起，這些都為后來的文學批評轉向提供了文學上的準備。明代學術風氣偏文藝，大多在文章體制和技巧上談文藝，所以又因“空疏不學”而導致文人分立門戶乃至互相攻擊的狀況，但是受“心學”的影響，時見卓爾不群的洞見和卓識，極端的文學主張也會盛極一時，影響后世。郭紹虞先生對清代文學批評的評價很高，他認為清人在詩集、文集的序跋和論文論詩之書翰中都能張揚各自的文學主張，且無諛辭敷衍，又能往復辯難，是文學評論極為普遍和集大成時期。
    由此可見，凡有真正文學主張的評論者自然不會僅僅說溢美之詞，相反一切見諸文字的批評都是其文學觀和學術思想的體現，所謂有想法、有見地才會有真正的批評和建設性的意見。當下文學批評之所以沒有發出清越之音，對于當下文學無法產生深刻的影響，其內在原因可能是評論者本身對于學術和文學認知的高度與厚度不足，很多文學批評文章無家法來歷，少有自己的文學主張，更缺乏學術理論修養的支撐。但凡文學批評擲地有聲的年代，或是文學燦若桃花，文人文化風骨奇絕，或是學術鳶飛魚躍，名家大師輩出。由此可見，對于中國文學批評來說，學術修養和文學實踐的深度與厚度，依然是文學批評具備氣度、風骨和力量最為重要的源泉，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回溯古典文學批評傳統依然是我們詩意凝視當下的一種方式，更是一種古老文化舊邦維新的姿態。
    二
    當下中西文學批評在理論上頗多闡釋，但是缺乏真正融合中西學術的文學批評實踐。文學寫作和批評實踐目的在于再造漢語白話敘事的輝煌。漢語的現代轉型經歷著文言到白話、繁體到簡體、漢語拼音創立、文體劃分等等，語體和文體的轉變是現代民族國家啟發民智的選擇。與此同時，民國學術多在清代學術基礎上貫穿中西文化，用新興的現代白話文來闡述古老文明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新文學正是在這種中西交融的思想理論和學術背景下產生。新文化運動以來，隨著對于西方人道主義和啟蒙時代“德先生”與“賽先生”的體認和解讀，現代白話文學的寫作和批評取得了諸多的創作實績。在新文學傳統中，寫作和批評互為表里，人生現實和小說宇宙并行不悖，“寫實主義”“人的文學”“平民的文學”“京派與海派”等等，諸如此類文學觀念無不是在中外交融的理論背景下產生，又在一代學人“通古”“融西”的文學和批評實踐中轉換成漢語敘事的骨髓和血脈，由此現代白話文學才能穿越強大的古代詩文，成為當今時代的文學主流。
    西方敘事傳統在相當大程度上影響著現代白話小說創作，從拉美魔幻到歐美經典都曾經或正在影響著當代漢語寫作。對于當下批評者來說，面對文言傳統的古典文論很難達到“通識”和“洞見”，自然會尋求異域他邦屬于現代社會話語方式的理論體系，以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同時文本細讀和批評實踐則穿越在西方各類理論話語體系中，社會-歷史-審美、精神分析、神化原型、形式主義、敘事學、接受反應、后殖民、新歷史、女性主義乃至文化批評等等。當下文學批評話語依然可以在現實主義創作批評中謹守再現、模仿、社會、歷史、形象、真實等話語表達；如果遭遇現代派文本，又可以通過分析個體、心理、自我、主體、移情、表現、意識流等，闡釋現代社會個體的差異性和人性的幽暗區域；在美學發生語言學轉向之后，我們也擅長用結構、符號、陌生化、歷時、共時、反諷、敘事、隱喻等進行文本的“內部研究”；文化轉向之后，“生活”被放置在文化的層面，成為美學和文藝學新的研究焦點，當青年亞文化及其文學寫作琳瑯滿目，視覺、圖像、媒介、時尚、身體、后現代、后殖民等等無疑更加具有闡釋的有效性。從批評實踐上來說，現實主義、現代主義甚至于后現代理論依然能夠部分有效地解讀新舊雜糅、現象復雜的中國當代社會及其精神特質。文本批評實踐很繁榮，也隨之產生了學術、媒體和大眾的多層面分化，只是這種批評實踐話語呈現多聲部至蕪雜漫溢的特征，社會公共空間眾聲喧嘩又自說自話，無法形成有精神影響力的聲部，甚至于無法達到一個最起碼的文學批評共識。十多年的多聲部話語表達和無中心的文學批評最終導致對于文學本身的懷疑，以至于在創作異常繁榮的年代，我們依然還需要為小說及其文學性申辯。問題的實質可能正在于我們離開文學的基本價值太久了，以至于模糊了文學之所以為文學的基本事實。
    三
    當下文學批評面臨現代社會更為多元的外部文化語境。精英意識和人文情懷被精致的利己主義所消解，文學批評的確面臨價值與審美認知上的艱難辨識與選擇。我們處在一個文化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的時代。隨著物質生活的逐漸豐裕，大眾文化的日漸繁榮，文學受眾群的日益細分化，多媒體強大的傳播能力，這些讓當下文學生態呈現多元生長態勢，文學格局也逐漸實現了從單級到多級的轉變。社會進步的一個標志可能在于分層細化和多元共存，但全球市場卻促成了世界性的審美趣味大眾化和趨同化，文學獨特的藝術體驗和審美特質一再被流行和時尚文化趣味所稀釋。
    進入當下語境，文學的精品意識猶在，而文學的精英意識和人文關懷無疑日益退讓。尤其是一些影視文學作品，其傳播更具大眾娛樂的風格，從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消解了中國文學自身的文化價值和審美功能。當下文學寫作更多接受西方敘事的技巧，以先鋒的名義從文體到內容都在革故鼎新，也出現了一批技巧成熟風格獨特的精品力作。但是中國人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和自己的人文傳統如此隔膜過。自現代社會以來的中國人其實是文化斷裂語境中的一代新人，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中國敘事的眾聲喧嘩與集體失語，代際身份表達的焦慮與個人欲望書寫的洶涌澎湃，構成了中國作家進入現代精神體驗的文本特征。當我們的寫作進入現代日常性經驗之后，恰恰如一片片飄浮的羽毛，在精神渙散的城市與鄉村上飄零游蕩。
    之所以出現多元蕪雜的文學文化現象，原因之一在于中國社會依然處于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期，有著轉型階段文化價值斷裂的顯著特征。當下中國人的生存終于和日常性接軌，殖民統治、戰爭、物質匱乏、各類政治斗爭等等，這些不再是中國人現實生存的重心，物質主義生存，欲望化表達、平庸化心靈模式和大眾化娛樂方式成為某種生存價值取向。于是，個人的文化身份認同和價值取向成為無法回避的問題。一方面群體性的世俗生活經驗成為很重要的故事和敘述對象，一方面由于現代性的進程，人們又急需通過個體化的經驗確證自我意識，不斷地重復“我”是“我自己”這一現代性的標志答案。在一個機械復制的時代，所謂的個體性生存經驗正在被巨大的資本、技術制度、甚至于媒體環境推向某種虛無的狀態。在自我確證的過程中，“自我”卻正在喪失。因此海量的文學敘事依然無法滿足我們的閱讀期待。這些是當下文化中的“困境”，也是文學批評所面臨的文化語境。“困”從詞源學上來說，是從甲骨文衍生而來，本意是廢棄的房屋，“困”最早也是《周易》中的一卦，為困厄之意。作為深陷當下文化情境中的當代文藝，應當意識到流行文化、時尚功利和資本技術所形成的困局，大工業社會和高科技帶來生產力和物質繁榮的同時，人的精神生活卻在巨大的生存壓力中走向了輕浮淺陋和庸俗勢利，精致的利己主義侵蝕了個體精神維度的理想性，也敗壞了群體生存的道德性。當我們從傳統進入現代之際，從苦難憂憤轉入衣食無虞之境，如何從知識儲備和人格建構方面來尋找一個穩固的精神支點，在這個支點上安放自己日漸開啟的現代心智和日益豐盈的靈魂？當我們談論文學批評的時候，我們在談什么？文學和文學批評如何在這樣一個意義上彰顯存在和存在之價值？
    對于批評個體和批評生態而言，“知困而行”彰顯的是現代智識者的反思和踐行能力。盡管路漫漫其修遠兮，但知曉自身的困境與短板，畢竟可以對癥下藥，以期未來長足之發展。《禮記·中庸》中談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生而知之的畢竟是少數天才，這個時代的常人大多無法生而知之。同時面對傳統的時候，往往又不能真正做到學而知之。無疑，我們是先天不足的一代人！但是意識到當下的困境，補先天之弱癥，修后天學養之不足，才能困而勉行，真正在中西古今的文學坐標中，回歸文學批評的常識，恰切表達對于中國當下文學的現代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