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完成中國故事的精神

　　核心閱讀

　　敘事早已廣泛覆蓋了人類的生活，并借助記憶塑造歷史，也借助歷史使一種生活流傳，那些關于自己命運和他人命運的講述，在時間中漸漸成了人類生活不可缺少的段落，成了個體存在的一個參照

　　只有在故事中讓人看到中國的文化，遇見中國人的靈魂，進而實現對中國全新的想象，才可稱為是對一個故事的最終完成

　　好的小說，不僅要寫人世，還要寫人世里有天道，有高遠的心靈，有渴望實現的希望和夢想

　　那些能在廢墟中將潰敗的人性重新建立起來的寫作，才是有靈魂的、值得敬重的寫作。要講好中國故事，必須看到這一精神大勢的變化，也惟有如此，在中國故事中所創造的中國形象，才是健全的、成熟的、真正有中國氣派的

　　一切的記憶和想象都是通過敘事來完成的

　　在這個信息時代，盡管民眾聽故事的沖動依然強烈，但講故事的藝術卻面臨著窘迫的境遇。尤其是虛構性的敘事作品，在一個信息傳播日益密集、文化工業迅猛發展的時代，似乎難逃沒落的命運。相比于敘事通過虛構與想象所創造的真實，現代人似乎更愿意相信新聞故事的真實，甚至更愿意相信廣告里所講述的商業故事。那種帶著個人嘆息、與個體命運相關的文學敘事，正在成為一種不合時宜的文化古董。盡管20世紀三四十年代，巴赫金把小說這種新興的文體看作是近現代資本主義文明在文化上所創造的唯一的文學文體，但與巴赫金同時代的本雅明，卻在1936年發表的《講故事的人》一文中宣告敘事藝術在走向衰竭和死亡，“講故事這門 藝術已是日薄西山”，“講故事緩緩地隱退，變成某種古代遺風”。

　　我想，小說敘事的前景遠不像巴赫金說的那樣樂觀，但也未必會像本雅明說的那么悲觀。敘事是一門古老的藝術。從穴居人講故事開始，廣義的敘事就出現了。講述自己過去的生活、見聞，這是敘事；講述想象中的還未到來或永遠不會到來的生活，這也是敘事。敘事早已廣泛覆蓋了人類的生活，并借助記憶塑造歷史，也借助歷史使一種生活流傳。長夜漫漫，是敘事伴隨著人類走過來的，那些關于自己命運和他人命運的講述，在時間中漸漸成了人類生活不可缺少的段落，成了個體存在的一個參照。敘事是人類生活中的重要內容，“沒有敘事，就沒有歷史”(克羅齊語)；沒有敘事，也就沒有現在和未來。一切的記憶和想象，幾乎都是通過敘事來完成的。從這個意義來講，人確實如保羅·利科在其巨著《時間與敘事》中所說的，是一種“敘事動物”。

　　小說家是一個廣義上的“講故事的人”。他像一個古老的說書人，圍爐夜話，“武松殺嫂”或“七擒孟獲”，《一千零一夜》，一個一個故事從他的口中流出，陪伴人們度過那漫漫長夜。然而，進入現代社會之后，寫作不再是說書、夜話、“且聽下回分解”，也可能是作家個人的沉吟、嘆息，甚至是悲傷的私語。作家寫他者的故事，也寫自己的故事，但他敘述這些故事時，或者癡情，或者恐懼，或者有一種受難之后的安詳，這些感受、情緒、內心沖突，總會貫穿在他的敘述之中，而讀者在讀這些故事時，也會不時地有感于作者的生命感悟，有時還會沉迷于作者所創造的心靈世界不能自拔。當我們閱讀不同的故事，我們往往能得到不斷變化的體驗，如一個作家所說，那些與自己毫無關系的故事會不斷地喚醒自己的記憶，讓那些早已遺忘的往事與體驗重新回到自己的身邊，并且煥然一新。

　　作家的靈魂視野還存在著很大的缺失

　　但是，這些年所講述的中國故事中，普遍存在著兩個誤區。

　　一是在講故事的藝術上，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們一味求新，普遍學西方，以致這二三十年把西方這100多年藝術探索的經驗都借鑒了一遍，但如何對待中國自身的敘事資源，如何在故事中建構起中國風格、中國語體的文化自覺還不明顯。現在看來，唯新是從、唯西方是從的藝術態度未必可行。這一點，從作家為人物取名字上就可以看出。上世紀80年代的小說探索，經常有作家會把人物的名字取成1、2、3、4或者A、B、C、D，把人物符號化，以表征個性已被削平，現代 人內心的深度也消失了，這是一種先鋒意識；但在今天的語境里，中國作家若再把人物的名字取成1、2、3、4或A、B、C、D，我想，哪怕是最具先鋒意識的讀者恐怕都不愿去讀了。為什么呢？就是因為閱讀語境發生了變化。中國人的名字是隱藏著文化信息的，取名也是一種中國文化——所以文化自覺并不是抽象的，它可以從很具體的寫作細節(如給人物取名字)中看出來。

　　二是中國小說迷戀凡俗人生、小事已經多年了，這種寫作潮流，最初起源于對一種宏大敘事的反抗，然而，反抗的同時，伴隨而生的也是一種精神的潰敗——小說被日益簡化為欲望的旗幟，縮小為一己之私，它的直接代價是把人格的光輝抹平，人生開始匍匐在地面上，并逐漸失去了站立起來的精神脊梁。所以，這些年來，尖刻的、黑暗的、心狠手辣的寫作很多，我們很難看到一種寬大、溫暖并帶著希望的寫作，可見，作家的靈魂視野還存在著很大的缺失。

　　在這兩個誤區里講述中國故事，都只是完成了對一種新的寫作技藝的學習，以及對一種日常生活的表層撫摩，而無法真正完成一種故事的精神。只有在故事中讓人看到中國的文化，遇見中國人的靈魂，進而實現對中國全新的想象，才可稱為是對一個故事的最終完成。

　　最重要的是公正地對待歷史和生活

　　如何才能更好地完成中國故事的精神呢？我以為，最重要的是要公正地對待歷史和生活。只看到生活的陰暗面，只挖掘人的欲望和隱私，而不能以公正的眼光對待人、對待歷史，并試圖在理解中出示自己的同情心，這樣的寫作很難在精神上說服讀者。因為沒有整體的歷史感，不能以寬廣的眼界看世界，作家的精神就很容易陷于偏狹、執拗，難有溫潤之意。這令我想起錢穆在《國史大綱》一書的開頭所說的，他勸告我們要對本國的歷史略有所知：“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將我們自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于古人。”錢穆所提倡的對歷史要持一種“溫情與敬意”的態度，既是他的自況之語，也是他研究歷史的一片苦心。文學寫作何嘗不是如此？作家對生活既要描繪、批判，也要懷有溫情和敬意，這樣才能獲得公正的理解人和世界的立場。可是，“偏激的虛無主義”在作家那里一直大有市場，所以，很多作家把現代生活普遍簡化為欲望的場景，或者在寫作中單一地描寫精神的屈服感，無法寫出一種讓人性得以站立起來的姿勢，寫作的路子越走越窄，靈魂的面貌也越來越陰沉，慢慢地，文學就失去了影響人心的正面力量。

　　精神視野的殘缺，很容易使作家沉陷于自己的一己之私，而無法在作品中展示更廣闊的人生、 更高遠的想象。而好的小說，不僅要寫人世，還要寫人世里有天道，有高遠的心靈，有渴望實現的希望和夢想。有了這些，人世才堪稱是可珍重的人世。中國不少當代小說慣于寫黑暗的心，寫欲望的景觀，寫速朽的物質快樂，唯獨寫不出那種值得珍重的人世———為何寫不出“可珍重的人世”？因為在作家們的視野里，早已沒有多少值得珍重的事物了。他們可以把惡寫得尖銳，把黑暗寫得驚心動魄，把欲望寫得熾熱而狂放，但我們何曾見到幾個作家能寫出一顆善的、溫暖的、充滿力量的心靈？那些讀起來令人心驚肉跳的欲望故事中，有幾個寫到了靈魂深處不可和解的沖突？為現代人的靈魂破敗所震動、被尋找靈魂的出路問題所折磨的作家，那就更少了。

　　故事精神的完成即作家精神的成熟

　　很多小說都成了無關痛癢的竊竊私語，或者成了一種供人娛樂的膚淺讀物，它不僅不探究存在的可能性，甚至拒絕說出任何一種有痛感的經驗。作家們只要一開始講故事，馬上就被欲望敘事所扼制，根本無法掙脫出來去關心欲望背后的心靈跋涉，或者探索人類靈魂中那些困境。

　　欲望敘事的特征是，一切的問題最后都可以獲得解決的方案，也就是獲得俗世意義上的和解；唯獨靈魂敘事，它是沒有答案的，或者說它在俗世層面是沒有答案的——文學就是探究那些過去未能解答、今日不能解答、以后或許也永遠不能解答的疑難，因為這些是靈魂的荒原，是每一個人的生存都無法回避的根本提問。只有勇敢面對這樣的根本提問，人才有可能成為內在的人，文學才能稱之為是尋找靈魂的文學。木心說：“五四以來，許多文學作品之所以不成熟，原因是作者的‘人’沒有成熟。”確實，作家如果沒有完成精神成人，文學所刻畫出來的靈魂就肯定是單薄的。

　　當下時代，寫作門檻已越來越低，各種方式流行的中國故事實在太多了，有些是滿足于讀者一種閱讀的趣味，有些是消費性寫作潮流的產物，但最值得倡揚的，還是完成了一種精神的那些中國故事。畢竟，一味地展示欲望細節、書寫身體經驗、玩味一種竊竊私語的人生，早已不再是寫作勇氣的象征；相反，那些能在廢墟中將潰敗的人性重新建立起來的寫作，才是有靈魂的、值得敬重的寫作。我相信后者才是中國文學精神流轉的大勢。要講好中國故事，必須看到這一精神大勢的變化，也惟有如此，在中國故事中所創造的中國形象，才是健全的、成熟的、真正有中國氣派的。

　　(作者為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