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理論批評：為著振興的自審與自省

　　自從文學在新世紀進入全媒體時代之后，文學日益多樣與多元，也更加分化與泛化，因而種種觀點的沖突與觀念的抵牾，就既在逐步增多，又在進而放大。這也使得較之以往，理論批評面對的問題不斷增多，承受的壓力越來越大。

　　2015年的理論批評領域，由于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的公開發表和《中共中央關于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的正式發布，其中涉及到的有關理論批評的論述與要求，強力地導引與推動著理論批評界在學習貫徹《講話》與《意見》的精神中，密切聯系當下理論批評的實際，認真審視其中的問題，切實探討存在的不足，并為著大力振興理論批評，使之健康發展和重顯活力，獻計獻策，建議建言。這種 對于理論批評自身現狀的認真檢省與深刻批評，構成了2015年理論批評的重心所在。從這個意義上，2015年的理論批評，總體上充滿了自審的勇氣與自省的精神。

　　學習《講話》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10月15日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對于文藝的地位與作用給予了高度評估，對于文藝的發展與繁榮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文壇內外引起廣泛的關注與熱烈的反響。正當文壇內外學習和熱議習近平總書記文藝工作座談會講話精神之際，2015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公開發表，黨中央同時下發了《中共中央關于繁榮和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意見》，這些重要的文獻與文件從思想指導和政策引領的高度，有力地推動了文藝界尤其是理論批評界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講話》精神的活動進一步走向深入。

　　首先是從中央到地方，紛紛召開專題會議，座談和研討習近平總書記《講話》和中共中央《意見》的精神重點與理論要點，及其貫徹落實的部署與措施。 10月20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在京召開“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推進會”，強調要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貫徹黨中央關于繁 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意見，提高思想認識，強化文化擔當，深化落實措施，鞏固文藝繁榮發展的良好局面。10月22日，中國文聯在京舉辦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講話精神、學習貫徹《中共中央關于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意見》專題研討班，深入學習領會中央精神，研究貫徹中央部署，思考謀劃文聯工作，積極推動文藝發展。10月23日，中國作協召開第八屆主席團第八次擴大會議，會議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講話》和中共中央《意見》，對中國作協今年以來的工作進行了總結，對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學習貫徹《意見》作出部署。同一時期，全國各地的文聯、作協都先后召開類似的會議，就學習習近平總書記文藝工作座談會講話和貫徹落實中共中央《意見》，結合實際進行研究和部署。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公開發表，為深入學習領會其精神，研討和解讀其思想，提供了可靠的文本與強勁的動力�！度嗣袢請蟆贰豆饷魅請蟆返赛h報，《文藝報》《文學報》《中國藝術報》等行業報都開辟專欄，一些著名的文藝家、理論家、批評家、作家和藝術家紛紛撰文，暢談自己的學習體會，發表自己的文藝見解。

　　錢小芊在《大力弘揚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的文章中，著重從弘揚現實主義文學精神的角度闡說道：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文藝創作應該用現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觀照現實生活，用光明驅散黑暗，用美善戰勝丑惡，讓人們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夢想就在前方。這一論述從根本上揭示了文藝作品與現實的關系，指導著文藝創作如何看待現實、如何反映現實。有沒有現實主義精神，對于中國文學藝術的整體面貌關系重大。廣大文藝工作者應該感國運變化、立時代潮頭，以更多優秀的現實主義作品匯成當代文藝創作主流，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助力中國夢的實現。文章從弘揚現實主義文學創作是時代的客觀要求和為弘揚現實主義文學創作創造有利條件兩個方面，具體論述了把現實主義落實到文學創作和作協工作的實處的思考與舉措。

　　景俊海在《大力弘揚柳青精神，扎根人民生活》的文章里，從要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要始終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傳承中華文化基因，要始終堅持尊重和遵循文藝創作規律，要始終堅持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等四個方面，論述了柳青精神的內涵，他指出：柳青對人民充滿了熱愛，將自己的人生和創作融入了時代前行的主流和人民事業的偉大實踐中去，因而他寫出來的作品就有一種既真摯又深刻的藝術感染力量。柳青的文學理想，就是堅持以人民為藝術描寫的對象， 在書寫以人民為主體的文學作品中注重揭示社會發展的動向和歷史前進的規律。

　　關于習近平總書記《講話》的思想意義與理論內涵，董學文以《發展中國當代文藝理論的指南》的文章發表了自己的體會與看法，他認為，《講話》為中國當代文藝理論的發展指明了方向，為建構21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學提供了指南。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充分體現了緊貼中國實際，富有中國特色的基本原則。它從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高度來強調文藝的不可替代作用，認為“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風貌，最能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這就給我國文藝理論建設描繪了新的背景和底色。而他的“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的界定，不僅堅持了馬克思主義文藝觀，而且對當代文藝的人民性做了新的揭示�！吨v話》對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視，對中華美學精神的弘揚，也極大地增添了文論的中國元素和精神內涵。這不僅出色解決了文藝理論上批判與繼承的關系，而且為未來的文論建設創造性地鋪設了一塊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基石。

　　中共中央《意見》發表之后，中國文學批評研究會和白燁先后發表文章，就《意見》對于指導新世紀的文藝工作和繁榮社會主義文藝發表了自己的學習體會。中國文學批評研究會的《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指針——學習〈中共中央關于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意見〉的體會》文章，認為《意見》以理論原點的扼要闡述，方針重點的精要提示，工作重點的全面部署，構成了對于習近平總書記文藝工作座談會講話精神的深入貫徹和具體落實，為新世紀文藝工作構制了一份清晰路線圖，提供了有力的政策與制度保障，堪為新的世紀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新的指針。白燁的《新世紀文藝工作的行動指南——學習〈中共中央關于繁榮發展社會 主義文藝的意見〉的體會》談到：《意見》以六個方面、二十五個要點的意見指導和工作安排，對做好當前的文藝工作進行了全面的部署，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從主要精神與基本內容來看，這個《意見》是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對習近平總書記文藝工作座談會講話精神的細化和具體落實。因而，《意見》的作出與下發，為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文藝工作座談會講話精神，大力推動社會主義文藝的繁榮發展，以頂層設計、整體謀劃的方式，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證與制度保障，使新世紀的文藝事業有了強大的思想引領與精神動能，為新世紀的文藝工作制定了新的發展路線與行動指南。

　　《人民日報》的“文藝觀象”專欄圍繞著習近平總書記文藝工作座談會講話的理論要點，連續發表了《展現中華審美風范》《家國情懷與文學書寫》《文藝要與時代同頻共振》《文藝家何以先覺、先行、先倡》《從高原到高峰，障礙何在》《惟有精品留其名》《柳青的意義》《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怎樣講述中國故事與中國經驗》等專題系列筆談，聯系文學的當下現狀與創作實際，延伸性地論說了講話精神中的要義與要點。12月份，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上海市委宣傳部聯合主辦，在《文匯報》推出由張江主持的《海上觀潮》文藝評論專欄，首篇文章以《文藝是精神的火炬》為題，四位評論家和作家就此發表了自己的心得與意見。

　　為切實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講話》中“要高度重視和切實加強文藝評論工作”的指示精神，2015年，中國文學批評研究會創辦了《中國文學批評》，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創辦了《中國文藝評論》。兩份文藝評論雜志都編輯出版了3-4期試刊版，從所設欄目和所收文章來看，直面當下文學與文藝現實，力求在褒優貶劣中激濁揚清，顯然是這些新的批評刊物的基本路向。

　　理論反思

　　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和中共中央的《意見》，都高度重視文藝理論的研究與建設工作，《意見》強調要“高度重視和切實加強文藝理論和評論工作”，指出“要實施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與評論建設工程，深入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理論，編好用好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教材，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貫穿到課堂教學和文藝評論實踐各個環節”。與這樣的高目標、高標準、高要求相比，我們的文藝理論研究與教學現狀，不僅差距很大，而且短板甚多。因此，反思理論研究現狀，找尋主要問題，分析癥結所在，提出改進措施，便自然成為理論界在2015年著眼較多，著力甚大的重要課題。

　　在對文藝理論現狀的反思中，首先的一個問題是文藝理論迫切需要聯系文學現實和創作實際，改變目前不接地氣，缺少元氣的貧弱狀態。劉瓊在《文藝理論應介入文藝實踐》中，著重論述了文藝理論與文藝批評的嚴重分離，導致了批評的理論缺席，以及理論的孤芳自賞。就文藝理論的適時更新話題，她提出要有效地把握新的文藝形態，打撈經典文藝理論，要使整個人文學科聯動三個方面的問題。泓峻的《回歸文學的現場，重塑理論的尊嚴》一文，也指出文藝理論脫離現實的嚴重傾向：日趨學院化的理論界，表面上看十分活躍，討論的話題也不斷轉化，日新月異，從現代到后現代，從性別政治到后殖民主義，從文化研究到生態批評。然而，從世界理論格局看，這些話題多是引進與翻炒別人的，不僅與中國自身的現實關聯度不大，而且也并非是獨創性的、真正前沿性的話題。另一方面，最近20多年來，無論是在世界范圍內還是在中國，現實語境的變化與文藝狀況的變化都是十分驚人的。國外的文論界已經有一種無法跟上現實變化步伐的感覺，靠翻炒國外已經產生的話題、與中國自身的現實越來越隔膜的中國文論界，就越發面臨著理論話語陳舊、無法解釋急劇變化的社會現實與文藝現實的窘境。他認為：無論就世界而言，還是就中國而言，當今的時代都是一個急劇變革的時代。新的社會形態，給理論提出了各種各樣亟待解決的問題，刺激著理論家理論創造的熱情。這樣一個時代，不應該是理論死亡的時代，而應該是理論大有作為的時代。新的文學時代呼喚著文學理論的在場，文學理論也只有在應對新的文藝現實挑戰的過程中獲得新的發展，進而重新贏得自己曾經享有的尊嚴與地位。

　　呼吁文藝理論與文藝批評的深度結合，從而使兩個方面形成應有的合力，是文藝理論反思中的又一個重點。高建平在《呼喚理論與批評的“深度”——賀〈中國文學批評〉》問世，的文章里，重點論述了理論與批評都需要改造，因而需要對接的問題。他認為走出理論困境的現實途徑，就是理論與批評的結合。理論要研究作家、文本、閱讀和批評的現實，這樣的理論，才是關于文學的理論，是用得上的理論。這并不是說，理論可以直接從創作和批評實踐中生長起來，而是說，從事理論研究的人，要面向這些實踐，使理論具有現實對應性，在現實的激發下發展。與此同時，要有深度的批評。批評要結合理論，從作品中總結出理論的意義，用理論闡發作品的意義。李圣傳在《我們需要怎樣的文學、理論與批評？》中，就同樣的問題，從作品、理論與批評的三個維度，提出了三者的聯系與聚合問題。他認為，正是由于理論的“泛文化化”、“泛他者化”和 “反理論傾向”，造成了當下文學理論的合法性危機。改變這種狀態，需要立足本土、以我為主，進而在跨文化交流中實現異質文論間的互涵互補、互動對話，這種 文學“本土性”與“主體性”在場的言說立場與價值訴求是不容動搖的，也應該成為當下文藝理論學科建設的出發點。此外，理論需要捕捉前沿、追逐熱點，但相較于各種域外理論新潮，“基礎性理論”問題實則更為重要，倘若得不到有效解決，其自身知識就難以在學科脈絡上求得突破與進展。

　　閻嘉的《對當下文學理論諸問題的反思》一文，也強調我們走進和了解西方文論與文化，并不是為了膜拜和景仰，而是為了求知，為了借鑒，更是為了新的創造。因此，他提出反思傳統，追問傳統的問題。他認為：中國當代文學理論雖然與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有關，但中國古代一直存在著自己的文學理論傳統，包括中國特有的文學理論概念、范疇、評判標準和理論框架，它們與外來的西方文學理論傳統存在著很大差異。加之，馬克思主義作為當代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對當代中國文學理論的建設和發展有著深刻的影響。因此，當代中國的文學理論始終面臨著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傳統、中國本土固有的理論傳統和外來的理論傳統之間相互融合、吸納、傳承和創新的局面。

　　2015年間，文藝理論界相繼召開有關專題研討會，反思文藝理論的現狀，探討文藝理論的出路。在11月份中國社會科學院舉辦的“文藝理論學科建設與文藝理論發展”高峰論壇上，老中青三代學者就文學理論面臨的危機等問題，共同研討，相互對話，提出了不少有益的見解與看法。在分析當前文藝理論所出現的問題時，曹衛東總結出三對矛盾，一是學術話語與大眾話語之間的矛盾，二是中國話語與國際話語之間的矛盾，三是線上話語與線下話語之間的矛盾。他認為，面對文學經典，文藝理論能夠幫助我們樹立起正確的歷史意識，幫助我們明確自身的民族價值以及與其他民族的共同價值。可以說，文藝理論應該面向經典、面向世界、面向時代，去解決真善美缺失的問題。文藝理論話語必須是科學話語，也就是真實的、正確的、真誠的，失去這三樣東西，則會變得不但不可愛，還會很尷尬。 金永兵也談到文藝理論的功能定位，他認為，文藝理論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只有作用于自己身處的時代，才能實現自身的價值。另外，文藝理論還承擔文化解放的功能和哲學使命。文藝理論課程的作用，不是告訴學生有多少學派，而是培養學生的理論素養，因為常識只是一種歷史建構。談到學科的分化與泛化帶來的問題與沖擊，黃卓越認為，不能把文學概念與文學理論的變化等同，文學理論不再堅持過去的形象，可以看做理論的危機，也可看做理論的重生。李西建認為，全球化和后理論時代關注的是價值取向和價值沖突的博弈，就文藝理論而言，就是價值選擇問題。面對文藝理論處于自我游戲的狀態，焦慮或者對抗都是不可取的。學者應該有信心，后理論不意味著理論的終結。時勝勛也指出，形而上、形而下和形而中構成文藝理論的生活世界。面對他者、自我，當下的文藝理論應該有兩個維度：首先是知識層面，將核心競爭力延伸至更多的領域；其次是面對現實，要作語境化的闡釋，要研究文學如何將現實整合到文化中。

　　批評自省

　　進入新世紀之后，由于文藝觀念趨于多元，文學創作日益多樣，文藝批評既面臨著嚴峻的挑戰，自身也需要隨著新的文藝時代適時新變。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和中共中央的《意見》，既對文藝批評的作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對文藝批評的現狀提出了一些嚴厲的批評。這些有關文藝批評的意見與精神，進而促使文藝批評界對于文藝批評現狀進行自我檢省與自我批評。

　　2015年的批評自省，涉及到文藝批評領域的方方面面。首先的一個問題，是對于存在的主要問題的把脈與診斷。因為角度不同，對于問題的看法也不盡一致，但大致都指向批評的錯位，批評的失衡，批評的不及物等現象。雷達在《文學批評的“過�！迸c“不足”》一文里，指出批評的矛盾與尷尬在于一方面“過�！�，一方面又“不足”�！斑^剩”在于：首先是同質化、平庸化的東西太多，它們的角度、思路、思想資源、評價標準、話語風格都大體一樣，既提不出什么尖銳的問題，也不可能作出什么意外的評價。價值立場也許都很“正確”，但價值立場不能代替文學批評本身，它們的審美精神是狹窄的和單一的，沒有顯示出審美的豐富性、多樣性，更談不上觀念和方法的創新。其次是有些論題相對固化，隔幾年就會轉圈兒似的重新討論一回。三是研究隊伍的龐大與研究對象的單薄之間的不平衡。當代文學的研究者隊伍可謂龐大，高校教師、學生，再加上文聯、作協和各科研機構，他們的研究對象主要集中在“一線作家”身上。相對于這種“過剩”，另 一些方面則顯示出諸多不足，如經典研究與跟蹤批評不能很好地對話，評者自評，讀者自讀，熱者自熱，冷者自冷，互不相涉、漠不相關；一些重要的、先鋒性的創作得不到及時有力評論，一些帶有典型性的創作難題得不到及時的正視。也就是說，無效的話語繁殖淹沒了有效的意義闡發，文學批評的“不足”之癥反過來侵蝕了文學本身。黃力之則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審視文藝批評的弊病，他在《文學批評主體性的闕如與濫用》一文中說，現在文藝批評的問題，一方面是批評者主體性闕如，另一方面是濫用主體性。所謂主體性闕如，是批評者屈從于強硬形式的某種權力，或服從于軟實力關系，從而喪失自己的良知和判斷力；而主體性的濫用，則表現為評論者在享受學術民主、藝術民主時，放大批評主體性的欲望，隨意褻瀆歷史形成的審美準則甚至審美文化史本身，以自己的準則為普遍準則，打壓健康的審美文化，竭力為那些與歷史走向相悖，與文明發展相沖突，與審美規律不符的文藝現象、作品呼喊，在吸引眼球時誤導社會的審美情趣，甚至不惜損害到社會生活的和諧。

　　談到文藝批評如何改變當下的現狀，一些論者首先提到要真正回到文學現場，密切聯系創作實際。錢小芊在《結合文學創作展開文學批評》中，以博鰲文學論壇為例，論說了關注中國經驗，介入文學現場開展文學批評的可行性與重要性。他談到：文學評論應在借鑒吸納人類豐富經驗的同時，更多地關注中國經驗、中國傳統、中國現實。在文學評論和文學創作中，要防止和克服“以洋為尊”“唯洋是從”的問題，努力做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辯證取舍、推陳出新，從而實現中華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文章還指出：面對我國文學創作生產活躍，內容形式豐富，風格手法多樣的新現實，文學批評應該“及物”“中的”，褒優貶劣、激濁揚清，評論家也要走出書齋，深入生活，面對中國當代變革中的新鮮經驗，自覺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為指導，從中國文學發展實際出發，運用歷史的、人民的、藝術的、美學的觀點評判和鑒賞作品，在藝術質量和水平的評判上敢于實事求是，對各種不良文藝作品、現象、思潮敢于表明態度，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敢于表明立場，說真話、講道理，把好文藝批評的方向盤。

　　文藝批評要有批評精神，是文藝批評現狀反思中的另外一個焦點。朱輝軍在《文藝評論要有批評的鋒芒》的文章中指出，人們不滿于文藝批評的，主要是批評缺乏批評的鋒芒，不能對文藝作品、文藝思潮、文藝現象等做出鞭辟入里的分析，提供給人茅塞頓開的啟迪。因此，改進文藝評論，首要的就是應恢復批評的鋒芒，重建其在公眾心目中的權威。曾慶瑞在《好的文藝批評也是剜掉文藝爛蘋果的正義之劍》的文章里，發表了相同意思的看法。他認為，有些號稱為“文藝家”的人，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沾滿銅臭氣，把低俗喬裝打扮成通俗，把欲望刻意美化成希望，把低級的只“養眼”的“單純感官娛樂”故意混同于既“養眼”又“養心”的愉悅靈魂的“精神快樂”，一言以蔽之，把自己變成了有害有毒的“爛蘋果”。治理這種亂象，和威力無比強大的“法治”一樣，文藝批評同樣可以大有作為。比如，文藝批評可以通過科學的有力論證，采用有說服力的理論話語，指出這些文藝作品都是“爛蘋果”；進一步指出這些“爛蘋果”的危害，再進一步指出 這些“爛蘋果”的要害是中華民族審美精神和審美情趣的塌陷，總之，文藝批評應該做一柄真正能夠剜掉文藝爛蘋果的正義之劍，一柄長懸在文藝作品頭頂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在對文藝批評進行自省的同時，一些批評家還從各自不同的角度就文藝批評需要予以特別重視和著力加強的方面，提出了許多建議與建言。如龐井君在《文藝評論工作急需加強頂層設計和工作布局》里提出，推動文藝評論繁榮發展，既需要從戰略上做好“頂層設計”，又需要從理論、組織、陣地、人才等各方面扎實推進工作。劉川鄂在《文學批評的文體與批評的有效性》一文里，提出重塑文學批評的文體意識問題，增強文學批評的權威性；通過各種綜合性的工作，提高文學批評的有效性。李云雷在《文藝需要爭鳴》的文章里，提出需要開展文藝爭鳴的問題，他認為：中國當代文藝的發展面臨著重大機遇，也面臨著諸多問題，要以文藝爭鳴的方式表達出不同的觀點，進行平等的學術討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才能為當代文藝的發展提供不同的可能性。樊星在《良好的批評氛圍需要各方共建》中，提出文藝批評需要建立良好的氛圍，這既需要作家養成豁達的胸襟、評論界遠離不正之風，有關管理部門也應該吸取前車之鑒，以寬容的胸懷營造百家爭鳴的良好氛圍。楊慶祥在《文學批評的文化責任》一文里，提出拋開西方強加于我們的自我認知，找到新的方法論，建構具有中國視野或者中國立場的文學批評。他認為，這不僅是個歷史問題，同時也是一個認識論與方法論問題。劉大先也在《文學批評的中國視野》文章里提出，要重提文學批評的中國視野，這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是要接續中國文學批評主體性歷史建構的“未完成的規劃”，另一方面則是走出文學批評的封閉圈，讓文學回到生活之中，與現實發生互動。這兩者實際上都指向了一種瞻望中國文學批評未來前景的企圖。這些角度不同又自有見地的意見，體現了批評家自我反省的多維與多向，也表明文藝批評需要從多方面予以改進與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