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民族文學的精神原點

以湖南作家的湘西書寫為例

    當前，我國民族文學創作主體在選擇堅守還是尋求突破中頗為搖擺不定。換言之，究竟是站在當下、立足鄉土，還是跳出本民族的文化場域，尋求更為廣闊的個人空間，成了許多民族作家首先面臨的現實選擇；也是一些民族作家反復調整創作姿態，卻仍然無法找到自身立場和發展策略之尷尬所在。

　　每個少數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譜系。這個譜系和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譜系之間如何兼容，是每一個民族作家都必須思考的問題。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 如果僅僅把作品的受眾對準本民族，其作品的影響范圍勢必被限制在狹小的空間內，失去更為廣闊的傳播性和影響力，而如果從本民族的文化中跳出來，抹去民族底色和背景，在形式與內容上淡化本民族，甚至與本民族割裂，失去與本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實質性聯系，雖然可能打開普通讀者習慣性的接受通道，作品的特色和優勢也將因之失去。

　　毋庸諱言，和漢語言文學的主導地位相比，民族文學和地域文化處于劣勢和邊緣地帶。但在文學上，中心與邊緣并沒有截然的分野，邊緣并不意味著弱勢，中心也不意味著強悍。對于作家來說，現實生活中的偏遠一隅或許永遠處于邊緣的位置，卻并不妨礙它成為文學意義上的中心，這是文學的特性，也是文學的倫理。放眼世界，相對于歐美白人而言，非洲黑人和拉丁美洲民族在政治、經濟中顯然處于劣勢和邊緣地帶，但他們的文學與歐美白人文學相比毫不遜色。不過，并非每個作家都能認識到文學的這種內在支配規則和生態規律，也不是每個作家都能在文學的土壤里耕耘多年之后，走向自己熟悉的園地，用柔軟的筆觸綻放堅韌的生命之光，展示文學的強大魅力。于是，一些作家，甚至是頗有成就的作家遺憾地離開了自己的精神原點，義無反顧地走向視覺熟悉卻與心靈隔膜的曖昧地帶，踟躕于不知所以的迷茫之中。比如李佩甫的《城市白皮書》、余華的《兄弟》、張愛玲的《赤地之戀》《秧歌》和《小團圓》等。在中國，幾乎所有的出色作家都把鄉村當作他們的精神原點和心靈田園，魯迅一寫作就是回到江南小鎮，莫言小說的故事背景大多在山東高密。唯獨張愛玲是個異數，她對上海都市的描寫到位而傳神，敘述的針腳在上海的高樓大廈、霓虹燈和咖啡吧隨意游走，似乎不經意間就縫制出絢麗華彩的文學圖案，但是離開了都市，張愛玲的敘述就陷入了空前的混亂和無節制的泥濘之中。

　　所以問題的關鍵在于，能否在中心和邊緣、民族和國家主題文化之間建立一種聯系，從而有效地解決彼此之間的精神抵牾。湘西作家在這方面有著自己獨特的思考。比如，從湘西走出來的土家族作家彭學明，他以《湘西女人》《祖先歌舞》和《娘》等湘西為題材的散文奠定了他在文壇的地位。湘西成為彭學明作品的精神背景和創作母題。鮮明的地域標簽說明作家已經形成了自己的風格，但同時也成為他人指陳其題材單一的口實，因此作家容易產生挑戰其他寫作領域(例如《雅安》等)的沖動和激情，這是作家突破自我的潛在動力和心理趨向，事實證明這些作品并不成功。

　　因而，在書寫原鄉時，民族作家需要展現自己的創作優勢。彭學明無論表現湘西的山、水、女人、風俗，都能寫得獨到而神韻十足，但他的筆觸一旦離開湘西，靈性也隨之消失，對彭學明而言，這是一種警醒。因為像沈從文這樣的作家畢竟不多，而且沈從文的兩套筆墨之間也是不平衡的，沈從文的標志性意義仍然是以湘西為精神背景的作品，無論是以小說形式出現的《邊城》《長河》，還是以散文形式出現的《湘西》《湘行散記》都是如此。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自留地”，馬爾克斯筆下的馬貢多、賈平凹筆下的商州、汪曾祺筆下的高郵，都是作家的精神之鄉。所以，原鄉乃是作家精神上的原點。民族文學的重要價值之一在于它為中國文學提供了新的精神庇護所，這是民族文學作家精神立場的所在。

　　支撐這種觀點的是中國文學的湘西書寫。作為一個極具地域性特色的群體，當代湘西少數民族作家的創作持續繁榮，原因之一就在于對自己精神原點的清醒認知。著名畫家黃永玉最近在《收獲》雜志連載的長篇小說《無愁河上的浪蕩漢子》，再次把文壇的焦點聚集在湘西。小說以大開大合的敘述風格、寬廣的精神內涵、奇異的民族習俗，再現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湘西的真實景象。新時期以來文學湘軍的作家如孫健忠、石太瑞、蔡測海、彭學明、張心平、吳雪惱等，作品都以湘西為背景，構成了文學湘軍民族作家的中堅力量。更年輕一代的民族作家，如被稱為文學湘軍“五少將”的田耳、于懷岸等作家，也是聚焦湘西，尋找湘西之美，他們的創作多次獲得全國性文學獎項。孫健忠、蔡測海的《醉鄉》《遠處伐木聲》和《家園萬歲》等體現出的含蓄蘊藉、剛柔相濟的風格，作品深入到湘西的精神內核。《魔幻湘西》是孫健忠的魔幻系列小說集，小說的素材均為湘西土家族神話和傳說，這些神話和傳說是民族記憶堆疊成的集體無意識。魔幻現實主義文學風格的形成源自本土文化血脈中的固有基因，也是人類精神的叩問。這部小說集從不同側面刻畫出了湘西土家族的精神面貌和民族性格。作家深入土家族民族文化的褶皺深處，構筑了地域性與人類性兼具的藝術世界。

　　湘西作家不但在地域風情和習俗景物方面彰顯民族性，而且向更深的層次挖掘。田耳《衣缽》的故事從大學畢業生的就業開始，主人公李可接受高等教育，學習現代科技，最后做了一個道士，作品展現了湘西巫儺文化的神秘力量。黃青松的《名堂經》對成語的解讀，是基于當代土家人特有的生命認知。龍寧英的《古歌》重新審視苗族的內心和靈魂。這些湘西作家的原籍均遠離湖南省會長沙，生活的地區多被大山阻隔，那里的生活還停留在非常原始的階段，與整個國家的現代化面貌相比，這些地域的邊緣性是毫無疑問的。但湘西無與倫比的優勢在文學和文化意義上。在這里，山清水秀、古色古香，一磚一瓦都透露著現代文明丟失的因子。這里生活著苗族、土家族、侗族、回族等少數民族，民俗文化豐富多樣，民族民間文化源遠流長，富有傳奇色彩的民間故事、歡快優美的民歌、花燈等都形成了獨特濃郁的地域文化形態。至于巫神、祭祀等文化活動就更能把現代人帶回悠遠的精神空間。這些都是湘西人的心理寄托在現實生活中的真實投射，凝聚著湘西人的汗水、熱情和理想，是湘西文化最原始的基因，直接映射著湘西人的集體無意識，更能體現湘西的民族精神。它就像填滿了湘西全部內容的容器，容器里的內容固然重要，而容器的本身質地同樣重要。小城建筑、吊腳樓群、墻漆斑駁的門窗、石獅石獸及石鳥、屋檐破瓦等等都構成了湘西的有形外表。祠堂、四合的庭院、臨空戲臺則承載著湘西人的文化理想，也承載著作家關于湘西的全部想象。石板路和吊腳樓這些民族地區特有的風物對其他作家來說可能意味著陌生和驚喜，但對湘西作家而言，這是天然的，是他們生命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山一水，一樹一木，皆為生命，而非寄托在歷史和典故中的外殼，不需要借景生情，不需要感慨萬千。他們用自己的毛孔寫作，以原鄉作為自己的精神原點，為讀者開辟精神的棲息之地。

　　地域文化和國家主題文化從 來就是一個言說不盡的話題，如何使兩者之間辯證統一在每個作家身上，會有不同的答案。沈從文認識到了國家主流文化的主宰地位，同時又深刻認識到自己的精神原點和文化之根在湘西，他找到了國家主題文化和地域文化之間的共通點，他的作品總使讀者能在湘西的風土人情之外，感受到精神上的共鳴。新時期以來，湖南作家的湘西書寫亦是如此。放眼全國，很多民族作家也是在原籍中成長，而后又離開原籍到區域或者國家的文化中心城市，在兩種文化的交融中思考、糾結、平衡。所以對于民族作家而言，既不能諱言國家主流文化的統攝力，但更應該認識到原鄉的精神原點性意義。

　　(作者為中南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本文系2015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中國新時期文學自信力研究》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