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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體而言,詩歌中的現實感可以分成三類:對自身的現實感、對他人的現實感、對物的現實感。詩是有“我”的藝術。無論什么事物,只要不和“我”建立有效的關系,就不能進入詩,更不能成其為詩。
詩歌的肌體內似乎并無感應世紀變遷的神經末梢,新世紀詩歌仍是上世紀詩歌的延續。當代詩人仍普遍面臨著來自現實的壓力———不是不現實,而是現實得不夠。所謂“現實得不夠”未必是作者的自覺,更是外界的判斷,這與詩歌的持續被冷落存在著因果關系。就此而言,讀者與作者之間的關系仍是緊張的,但我并不傾 向于讓作者一味迎合讀者,畢竟寫作首要的是獨立性。對作者來說,為自己寫總比為他人寫更有說服力。
事實上,新世紀詩歌對現實的書寫不再像過去那樣直接集中,流于表象了,而是以分散深入的形式融入字里行間。這種寫作技術的進步不免讓某些守舊的讀者陷入失察的窘境,以至于以為這些詩不現實。更重要的是,他們對現實持一種狹隘的理解并因此不能深入捕捉詩中的現實感。在我看來,現實感是溝通作者和讀者的橋梁。如果說創作是詩人從現實中獲得現實感并把它轉換成詞語的過程,那么閱讀就是讀者通過詞語把握詩人的現實感,從而認識詩中現實的過程。嚴格地說,任何一個讀者都不可能在詞語中看到現實,但他可以覺察其中的現實感,即詩人對特定現實的具體感受、復雜態度和觀念遷移,以及由此形成的贊美、諷刺、批判等不同風格。
一
顯而易見,現實感與現實的不同之處在于現實是客觀的,現實感則是詩人對客觀事物的主觀感受。也就是說,現實感固然有其主觀性,但它是由客觀事物引發的。不同的事物自然會引發不同的現實感,就是同一個事物在不同的詩人中間也會引發不同的現實感,甚至同一個事物在不同的時刻也會引發同一個詩人不同的現實感。 就此而言,現實感并非單純的主觀之物,而是主觀與客觀的綜合體。如果說現實世界豐富多彩,那就可以說詩人的現實感變化無窮,因為有限的現實可以觸發詩人無限的現實感。這正是詩多于物的一個原因。
完全客觀的詩并不存在,完全主觀的詩盡管存在,但其中只有感,而不是現實感。大體而言,詩歌中的現實感可以分成三類:對自身的現實感、對他人的現實感、對物的現實感。詩是有“我”的藝術。無論什么事物,只要不和“我”建立有效的關系,就不能進入詩,更不能成其為詩。因此大多數詩呈現的是“我”對自身的現實感,而那些局部細致入微、整體宏闊多變的詩可以提升為存在感,甚至囊括身世感等豐富的元素。
在我看來,寫自身現實感的當代詩存在的問題是“我”的膨脹化和抽象化。既然無“我”不成詩,但太“我”也不成詩,至多是狹隘的詩。在這類詩中,“我”常 常是孤立的,孤立于他人,孤立于塵世,任由“我”在詩的肌體里膨脹,不但不注重表達與他人心靈的疊合,而且有時刻意回避與他人的相通之處,追求一種僅為我有、他人皆無的獨特性。而且這種獨特性往往是抽象的,大多屬于潛意識層面。寫自身的現實感,卻不能喚起讀者的現實感,我認為這本身就是一種失敗。
二
相對來說,寫他人的詩分明具有題材的優勢,似乎這是更響應現實主義呼聲的舉動。不夸張地說,傳統意義上的現實詩就是寫他人的詩,似乎只有寫他人才配得上稱為現實詩。新世紀以來,尤其是從汶川地震以來,國內涌現了許多應時之作,但好詩很少。其中的問題值得深思。如果寫他人不是出于內心情感的驅動,而是迎合式的表白,或試圖成為集體大合唱中的一員,那就很可疑。值得注意的是,寫他人的詩之所以得到某些作者的重視,往往因為所寫對象是社會熱點,可以構成所謂的重大題材。事實上,大詩人更注重寫自身日常的現實生活,對身邊的現實進行細膩呈現和深入挖掘,并因此成就他們的偉大。拉金、希尼、沃爾科特無不如此。
單從寫作對象來說,寫他人易,寫好卻難。因為他人畢竟是不同于“我”的另一個人,寫好“他”比寫好“我”更難。這導致不少寫他人的詩寫出的都是對他人之感,而不是他人的現實感,是一廂情愿地代他人立言。在我看來,寫好他人的關鍵是轉化,向“我”轉化,和“我”建立聯系。其基本要求是親歷、見證和沉浸。親歷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保證現實感,使感直接源于現實,最大限度地消弭現實與感之間的空隙。從電視或電腦上看到的相關畫面盡管也能使人感慨,甚至震動,但那種現實畢竟是間接的、破碎的、瞬間的。很顯然,這類現實詩的作者大多是憑想象力完成的,但在現實感的生成方面,想象力只能催生感,卻很難生成現實,更不能保證現實的細節、豐滿與立體效果。
由前所述,寫好他人貴在轉化,把“他”轉化為“我”。至于轉化的方法,此前的大詩人已樹立了范例。從紀事名篇“三吏”“三別”來看,杜甫成功的秘密在于和他人建立了有效的聯系,或以觀察者和對話者的身份介入其中,或設身處地深入對方的內心世界,化身為他人,使 “他”成為另一個“我”。正如張棗說的:“一個表達別人,如同是在表達自己的人,是詩人。”或相對客觀地描述對方,盡管這樣,詩中仍會滲透“我”對他的現實感。一切詩歌都是詩人的精神自傳,是詩人“為自己繪制的肖像”(布羅茨基語)。因此,詩人寫出的他人往往是和自己重疊的一面,至少有著認同的一面。
寫物的現實詩似乎是一個次要門類,其實這可能是一種假相。且不說人也是物的一種,人離了他人無法生存,離了物同樣無法生存。詩人都是敏感的,敏感于人,也敏感于物。詠物詩的傳統固然已經削弱,但物仍是一種現實,而不是純粹的象征體。對詩人來說,即使有象征性的物,首先也是一種現實。物給人的不只是精神的啟示,更是客觀的存在,這是物與人之間兩種基本的現實關系。人生在世,就是和人與物建立持續的聯系。所以物和人一樣,也是一種現實,存在于時間中的現實,有地域特征的現實,千差萬別的現實。但在現實生活中,經常和人發生關系的物主要是食物、衣物、房屋、器物、景物等。在特定情況下,氣候風物也會成為人的一 種現實,處于吹風、聽雨、沐日、賞月等不同現實中的詩人自然會有不同的現實感。
物有自明的一面,但也有神秘的一面。事實上,物的未知部分對詩 人更有吸引力。在某種程度上,世界的復雜奇妙在于人與物時常相處卻對物不明就里。這會給詩人帶來一種親密的陌生感。這種親密的陌生感更體現在人與人之間, 可以說他人身體的神秘簡直不可窮盡。更奇妙的是,人對自身也有神秘感,對自身的生老病死往往混沌莫辨,難以掌控。神秘感顯然也是一種現實感,它是由未知物 或物的未知部分引發的感受。王國維在《人間詞話》里把詩分成“有我之境”和“無我之境”,所謂“境”其實就是物的匯合。所謂“無我之境”并非詩中無 “我”,而是“我”隱匿于眾物之中,充當物的旁觀者。王維的《輞川》組詩可為代表。詩中眾多的自然物對詩人來說都是不無神秘性的現實,它們被詩人呈現出來,但其生滅流變卻不易解釋。也就是說,王維詩中的自然物表面上清晰可見,實質上卻神秘莫測,而這正是他對自然物的現實感。
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居住在城市,人造物也越來越多,在很多人的生活里,已幾乎看不到自然物的影子。我無意說人造物不好,它們的確給當代人帶來了許多便利和快樂,也越來越多地出現在當代詩中,并改變了詩的傳統,以自然物為主體的美麗意境已不復存在,越來越多的人造物穿梭于當代詩中。既然人造物驅逐自然物已成為現實,它們也就更多地促成了當代詩人的現實感。在我看來,人造物進入當代詩增強了詩的真實性,卻抑制了詩的審美效果。從根本上說,因為人造物是發明之物,可以拆解組合,有機關卻無秘密,更主要的是,它可以無限復制。人造物的這些特點對當代詩帶來了不利影響,它傾向于使當代詩變得沒有秘密,可以隨便發明,無限復制。
三
事實上,詩中的現實感并非可以區分得如此清楚。在許多詩中,“我”、“他/她”、物都是并存的,它們之間會形成諸多復雜的關系。最基本的是“我”與“他(們)”的關系,“我”與物的關系,“他”與物的關系(處于“我”的隱身式旁觀中),以及“我”與“他”與“物”的關系。
相應地,“現實化”即“現實感”的實現方式。具體地說,“現實化”就是詩人將“現實”轉化為詞語的過程。這應該比單純地說詩歌寫作更準確。關于“現實化”,孫文波在2013年底的一次詩歌討論會上提出,許多當代詩看上去都是草稿,未完成的半成品。我對這個提法深有同感。 當代詩給人一種草稿感,我想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從詩的形體來看,古詩體制嚴整、韻律流暢,并形成了一套可驗證的基本規則,諸如整齊、對仗、平仄等。作品是否已經完成,從形式上就可以判斷出來;而當代詩就不行,在形體上毫無體制可言:詩行忽長忽短,隨意跨行分行,詩行可合并可拆分,而且多一行少一行似乎都無關緊要。從詞語運用來看,古詩中的詞語既服從特定的形體,又呼應全詩的韻律,而且驚人的凝練,一首詩就是一個密不可分的美麗整體;而當代詩中的詞語大多是松散的,幾乎沒有組織,也無章可尋。這樣的東西看上去怎么都覺得是半成品。要改變草稿寫作的現狀,必須加強詩的形體建設,一方面可以注重分節,二行一節、三行一節、四行一節,如此等等;另一方面要注意節奏,在保證內在韻律的基礎上盡量讓詩行彼此均衡。
在我看來,草稿寫作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它和網絡寫作的關系需要警惕。網絡寫作出現以后,詩歌寫作的草稿化程度分明加重。網絡寫作的德性是隨意自由,即使寫了錯別字也不修改,是典型的一次性寫作,值得注意的是,網絡寫作還生成了富于活力但混雜放蕩的網絡語言。隨著網絡寫作的出現,臨屏寫詩取代了即席賦詩的傳統,可謂當代的詩歌行為藝術,但由于當代詩未形成特定的體制,也沒有相應的訓練,臨屏寫詩又不屑修改,靠這種方式寫出來的東西只能算草稿。就此而言,當代詩人必須克服網絡寫作的負作用,以及由網絡造成的浮躁心理。詩是推敲的藝術,或者說,不改不成詩,這也是一個原則。
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生活得越靠后,寫作變得越艱難。“古今不薄,中西雙修”(張棗語),這是詩歌寫作對當代詩人提出的內在要求。如果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就可以說一切當代詩都是傳統詩。因為審視歷史難以消除當代視角,創新詩歌無法拋開傳統資源。就此而言,當代詩是負擔最重的,因為其中匯聚著越來越龐大的傳統。要讓新世紀詩歌成為創新的詩歌,當代詩人不得不對傳統采取借重與回避的雙重態度。借重的當然是寫法,諸如修辭技術之類;回避的是題材,尤其是對同類題材的重復表達。換句話說,只有在對當代現實的書寫中才有可能實現對詩歌傳統的融合與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