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意識與經典視野

　　在現代中國討論“經典”問題，或者對于現代中國的“經典”問題進行考察，其間的知識視野、問題意識、理論工具以及歷史關懷與傳統中國自是有所不同。

　　在傳統中國士人的精神世界與知識譜系中，“經典”長期處于核心位置。由此形成與輻射開來的“經典”觀念也在社會、思想、學術、文化、藝術與教育 等領域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結構作用。在近代史家看來，“經典淡出”乃是晚清以降“古今之變”的關鍵節點。在“西學東漸”的潮流沖擊下，傳統“經典”及其代 表的價值秩序與制度想象不斷“解體”，部分就此湮沒，但也有部分轉化成為了現代中國的思想與文化資源。

　　在這一漸次展開并且綿延當下的歷史進程中，百余年前的“事件”如今已然成為了某種無法回避的“前提”與“背景”。也就是說，在現代中國的歷史轉 型與變局中，任何關于“經典”問題的討論，作為一種回應“現代問題”的重要途徑，近乎天然地內置了現代視野與現代立場，并且有力地參與到了“現代精神”的 建構中來。

　　當然，對于“現代”的理解與實踐千門萬戶，“傳統”也絕非鐵板一塊，而是“一時代有一時代之經典”。所謂“淡出”，在某種程度上只是相對于其既往的位置與功能而言。而事實上，“經典”在現代中國“風流云散”時，也自有“移步換形”。

　　在傳統中國，“經典”是“天下”格局的獨特資源；而進入現代，一個新的“經典世界”在以“世界經典”為參照的歷史實踐中被組織與敘述出來。這是“經典”觀念本身在過去百余年間發生“古今之變”的一大表征與動因。

　　一方面，“西方正典”大量進入中國，經由知識“環流”與思想“共振”，發揮了日益廣泛的影響；在這一過程中，傳統中國在多個層面上發生嬗變。另 一方面，一套以歷史化與科學性為基礎的“經典”話語開始生成；較之既往對于“經典”的討論方式，這一模式更具開放與普遍意義——不過，在“古今之變”背后 的“古今之別”，以及在新的可能性中潛藏的限度與誤區，也同樣值得認真反思。

　　概而言之，“時代重構”與“經典再造”在現代中國通常互為表里與因果，彼此支撐與發明，兩者相生相成。是故，理想的現代中國研究自然也就對于學者提出了兼備時代意識與經典視野的要求。

　　在現代中國，“經典”既是一種時代精神的象征，同時也經常被作為一種對抗“時代”的資源。現代中國的“經典”話語蘊藉的豐富張力與復雜結構，為 經此“回到歷史現場”提供了多重可能性——在“經典”中見“時代”，也在“時代”中見“經典”，更在兩者的互動關系中見現代中國的面相與肌理。

　　不同于“沖擊—反應”或者“影響—接受”的研究思路，也有別于從范疇與觀念的角度關注“內在理路”的學術范式，將“時代重構”與“經典再造”并 舉的論述策略，旨在強調在“時代”與“經典”互動的結構性視野中，通過與現代中國的重要人物、事件、文本以及潮流進行對話，既回應思想、學術、文學以及文 化等領域的諸多核心命題，也不斷打開新的論題與論域——既在時代性中賦予歷史性，也在歷史感中帶入時代感。

　　以“時代”為“意識”，秉持了主張“淵源有自”的北大文史傳統，主張“回到歷史現場”是其重要特征。30年前的1985年，北大中文系教師錢理 群、黃子平與陳平原發表《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提出了打破既有研究格局的具有整體觀的新的學術思路。這一思路在日后積累的“實績”之一便是30年間 中國學界對于“晚清”的重新發現。此前，關于“現代中國”興起的經典論述是“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借助報刊與檔案，“發現晚清”的學術潮流凸顯了“晚 清三十年”而非“晚清七十年”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與邏輯關聯。在這一歷史敘述方案中，以1872年《申報》創刊為標志的對于“晚清三十年”的歷史 展開方式影響深遠的媒介革命，也就足以與1840年中國開始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斷代意義等量齊觀。

　　30年前的“突破”，如今已是知識與思想層面上的“常識”。而所謂“回到歷史現場”，正是循此對于現代文學、史學與哲學等學科的身份與使命作出的重新闡釋、定位與定性。

　　不過，利用報刊、翻檢檔案、發現材料、填補空白只是“返回”現代中國“歷史現場”的入口而已，真正的“返回”還需要在對于“史實”的準確把握中 形成具有洞察力與穿透力的“史識”。“拾遺補缺”旨在“正本清源”，不斷歷史化的目的乃是不斷問題化。問題化意味著在當下與歷史之間不斷對話。倘若不能如 此，則“學術”容易淪為“技術”，而“生發”也會墮入“生產”。

　　毋需諱言，晚近對于現代中國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呈現出封閉化與碎片化的傾向。這固然有學術之外的諸多緣故，但僅就學術方式而言，重“方法”而輕 “視野”則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1985年，也是所謂“方法年”。“方法”勝過談“問題”、“理論”高于“對象”、“立場”超出“判斷”的時尚，此后一 直風行，并且愈演愈烈。

　　對于人文學術來說，“視野”或許遠比“方法”更為根本地制約著研究的廣度與深度。之所以在“時代意識”以外，還提出“經典視野”，并且強調兩者 之間的互動關系，就在于“經典”以及經典化的歷史進程本身所具有的開放性與包孕性，正是真正檢驗學術質地、品格、水平與境界的“試金石”。

　　以“經典”為“視野”，即從思想、學術、文學與文化的角度考察歷史，當然接續了胡適等人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奠立的“在思想文藝上給中國政治 建筑一個可靠的基礎”的基本立場與邏輯。無論是當年“新文化”同人對于傳統“經典”的批判，還是他們本身的反傳統論述在日后同樣成為了一種“傳統”甚至 “經典”，基本都可以在這一思路中作出解釋。

　　如果只是強調以1915年《青年雜志》創刊為代表的“新文化”展開方式的“文化”層面，那么無疑有將歷史經驗簡單化與教條化的嫌疑。1924 年，章太炎接連指出時人由于受到日本漢學的影響，“詳于文化而略于政治”，“重文學而輕政事”。作為對于“新文化”的主流論述的回應，大概也同樣值得關 注。

　　當年“新文化”同人對于“學術”與“文學”的推崇，乃是“別具只眼”與“別有幽懷”。但日后對于“學術”與“非學術”、“文學”與“非文學”的 人為區分，在很大程度上恐怕則是意識所囿、視野所限以及“趨易避難”、以“不能為”為“不屑為”的心理作祟。而“經典”及其相關問題的復雜性與豐富性，恰 好相當內在地要求在“學術”與“文學”的視野之外，還需要自覺兼及政治、社會、價值與制度等向度。所以，關注“時代”與“經典”的互動關系，既是歷史研究與現實追求，也是思想操演與學術訓練。換句話說，這是一種在“新文化”經驗中開出的“成長學術”。

　　從晚近30年的學術潮流，到百年“新文化”的歷史命運，“學術”與“文學”向來都不僅是學界與文壇的問題。因此，學術史研究也好，文學史研究也 罷，都應當在相應的學科背景中不斷“由內而外”打開新的問題空間，具有超越的時代意識與經典視野。“超越”不等于“浮夸”，其實踐形式乃是對于問題、對象 與判斷的具體研究。在“內外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緊張感與開放性，正是在“時代”與“經典”的互動中推動學術演進的動力所在。

　　在這一“成長學術”中共同成長，也就自然十分值得期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