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文藝研究的中國話語

（文藝觀象）

　　對話人：張 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教授)

　　王 杰(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丁國旗(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段吉方(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高建平(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核心閱讀

　　審美經驗往往帶著民族、階層、性別等的各自“氣味”，因此，我們自己的審美經驗、民族氣質、感覺結構等應當成為中國當代文藝理論和藝術批評的基本面向

　　前沿理論不僅要關注文藝創作和理論發展中最迫切、最關鍵的問題，還要具有創新性，對文藝未來發展有所啟示

　　建設中國文藝理論話語體系，需要在理論層面上反觀傳統、反思經驗，需要在批評實踐上，以馬克思主義美學傳統解析當下文藝發展經驗

　　當下的文學藝術理論，要走“拿來主義”“實踐標準”“自主創新”之路，但歸根結底，創新才是文藝理論話語建設的主要途徑

　　張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界引進了大量西方文論，這對于中國的文藝理論建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此也帶來不少問題。將西方理論奉為圭臬、照搬照抄西方經驗、“套用西方理論來剪裁中國人的審美”等現象屢見不鮮。當下，如何建設文藝研究的中國話語，成了一個普遍關注且亟待解決的問題。

　　文藝理論要以審美實踐為基礎

　　王杰：在全球化時代，對于文學藝術的感受和評價，是否也可以像科學和技術一樣用“先進”與“落后”來衡量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文學藝術創作是作家藝術家的審美經驗符合藝術規范和社會需求的表述，而審美經驗是人類社會生活中的一種非常復雜的現象，它既包括文藝創作和文藝欣賞的活動，也包括人們在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體驗到的審美愉悅。由于人們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會關系、文化關系和情感關系中，審美經驗一定是具體的，是在具體的歷史語境和文化語境之下進行實踐的結果，而文化語境和歷史語境是不斷變化著的，加之文化本身的民族性和多樣性，這就決定了在文學藝術實踐的解釋和評價上，所有聲稱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都是有待質疑和檢驗的。審美經驗不是物理現象，它是情感性的，是一種帶著不同民族、不同階層、不同性別各自“氣味”和特征的文化現象，因此，我們自己的審美經驗、民族氣質、感覺結構等，應當成為中國當代文藝理論和藝術批評的基本面向。

　　當代中國的生產方式、文化傳統、社會關系、文化矛盾和社會心理等方面都不同于西方，尤其不同于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西方社會現實狀況。我們已經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當代中國的文學藝術實踐也已經形成了西方美學和文藝理論所無法完全把握和概括的新的審美經驗，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問題是我們在學理上應當怎樣概括出這種新的審美經驗和文藝實踐。如果不能與充滿活力的創造性的審美經驗相對應，提煉出能夠解釋、評價、分析當代中國文藝實踐的文藝理論和美學，那就是當代文藝理論家的失職。

　　前沿理論不等于西方理論

　　張江：多年來，國內的文藝理論研究形成了一種求快求新的慣性，即以最快的速度追趕西方最新的理論，套用闡釋一番，然后迅疾更換，如此循環往復。這種做法甚至被看成是緊跟前沿、走在時代前列、具有理論敏感性的表現。理論的前沿是否就是西方的最新理論，是否就是談論時髦話題和時髦學者？這個問題需要反思。

　　丁國旗：什么是前沿理論？我認為，它首先應該是能跟上時代發展、反映當下文藝熱點的理論。表面上看，應接不暇的西方文論確實足夠“新潮”，甚至在一些人看來，寫文章或講話時不時地蹦出“新歷史”“后殖民”“語義矩陣”“酷兒理論”“解構”“主體死亡”“超仿真”等詞匯，似乎就能有效證明學術研究的前沿性。但“新潮”并不等于“前沿”，況且限于傳播的時效問題，這些所謂前沿理論在西方或許已是“明日黃花”了。其次，前沿理論要關注文藝創作和理論發展中最迫切、最關鍵的問題。西方文藝理論在進入中國之后，承擔的更多是對已有作品的重新解讀與闡釋，如用精神分析解讀《紅樓夢》、用女性主義解讀《花間詞》等，對指導我國當下文學創作或解決現實文藝問題，意義不大。再次，前沿理論還應該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創新性，對于文藝未來發展有所啟示。以目前的情況來看，不少學者對于西方文論的研究停留在拾人牙慧的層次，西方文論中國化的創新成果付之闕如。

　　如果說改革開放之初對西方文論的引介與研究對拓寬中國學者的思路有積極意義，那么今天我們仍將西方理論奉為“圣經”，就需要認真反省了。不加分析地將西方理論當成前沿理論是對學術的誤讀。當代文藝理論只有立足于當下中國文藝創作的現實需求，繼承傳統文論的優秀成果，批判借鑒西方文論的優長，才能真正有效地創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理論成果。

　　有效整合文藝研究話語體系

　　張江：與盲目地求新求異相比，我們的當務之急是進行文藝研究話語體系的整合。當前，我們的文藝研究存在多種理論資源與話語體系，彼此之間的隔絕沖突顯而易見。有效整合多重話語體系是對既有理論資源的消化吸納，也是建設文藝研究中國話語的必要工作。

　　段吉方：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理論話語體系，首先需要深入理解馬克思主義基本立場和理論見解，充分掌握馬克思主義美學傳統與批評原則。其次，要充分關注當代文藝批評實踐，特別是對中國當代各種新興審美文化經驗要有充分的理論把握。再次，要充分考慮中國文學與藝術問題的基本語境與現實，在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與中國問題、中國經驗相結合的過程中充分展現理論研究與當代語境的關聯性。

　　當代西方新興文化思潮的崛起，既給當代中國文藝理論話語體系建設帶來了對話與發展的機遇，也帶來了嚴峻的挑戰。當下，中國傳統文論、中國現代文論、西方文論、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是當代中國文藝理論話語體系建設最重要的四種理論資源。在理論建設中，既離不開對它們的有效借鑒，更需要做出深刻的批判鑒別。特別是當代西方文論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已經影響了中國當代文藝理論研究和文藝批評的思維方式與話語方式，因此，把握當代西方文論范式轉換的理論路徑及其中國影響，系統反思當代西方文論話語的有效性與理論缺陷，是當代中國文藝理論話語體系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

　　中國文藝理論話語體系建設不是靠簡單梳理歷史發展就能實現的。我們需要在理論層面上反觀 傳統、反思經驗，進行批判性的理論探究，需要在批評實踐上，以馬克思主義美學傳統解析當下文藝發展經驗。這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理論話語體系建設既要重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學理特性，又要系統把握由于歷史語境發展變化導致的具體文藝問題的發展與變異。從歷史變化和現實語境出發，充分觀照審美文化與大眾文化經驗變遷中的中國審美意識形態現實，方能彰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的問題意識與實踐品格，展現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話語體系建設上的努力和成績。

　　話語體系建設要關注當下實踐

　　張江：建設文藝研究的中國話語，這個命題蘊含著空間和時間兩方面的訴求。從空間意義上講，是要建立文藝研究的本土意識；從時間意義上講，則是要建立文藝研究的當下意識，兩者最終都是為了解決“有效性”這一核心問題。所謂當下意識，就是文藝理論要關注當下文藝實踐，解決當下文藝實踐中的現實問題。

　　高建平：從本質上講，理論是實踐的。首先，理論的起源是實踐。理論總是關于某物、某事、某學科的理論。那種建立“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的說法，是荒唐的。其次，理論要指導實踐，并受到實踐檢驗。如果文學藝術的理論對文學藝術的發展沒有指導作用，只是一些自我消費的空洞話語，或是清談家的談資，那么，這種理論就沒有發展前途，從事這種理論的人以及整個文藝理論學科，都會在社會中自我邊緣化。

　　人們思考和構建理論，盡管最初是從實踐出發，但在構建過程中會出現種種偏離。這些偏離的形成，既受個人學術特點的影響，也有理論大環境的原因。有時，在某個時期有著一定進步意義的理論，過了這個時期，就會成為理論進一步發展的障礙。

　　晚清時，有人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極端保守的封建主義意識形態籠罩下，這種學說有助于突破迷霧，“開眼看世界”，尤其對于引進西方的器物之學有積極意義。但隨著國門的打開，中國在與西方列強的碰撞中屢遭挫折，這種學說就過時了。晚清以來另一種在中國產生重要影響的指導思想，是“西體中用”，即“向西方找真理”，運用于中國。通過“西體中用”，中國引進了大量的西方思想并付諸實踐，使國家的面貌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后來，人們在總結中國的現代歷程時發現，思想的引進也有一個實踐檢驗的過程。思想理論，凡是符合實踐需要并以實事求是的態度來運用的就取得成功，凡是以教條主義的態度生搬硬套的就遭遇失敗。

　　以上所論是經過長期實踐所取得的經驗和教訓，有的甚至是血的教訓。但是一些文學理論研究者卻忘了這一切，糾纏在“中體西用”與“西 體中用”之間，各執一詞，造成了學術上的空耗。其實，古今的道理是一樣的，文學理論研究也要以當下的現實、當下文學藝術創作和欣賞的實踐為本，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態度，實踐為“體”，“古”和“洋”都是“用”。

　　當下的文學藝術理論，還是要走“拿來主義”“實踐標準”“自主創新”之路。繼續向國外學習，拿來對我們有用的理論話語。這些話語要經過實踐的檢驗，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更加重要的是，我們的精力還是要放在創新上，創新才是文藝理論話語建設的主要途徑。

　　張江：前不久出臺的《中共中央關于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意見》提出，文藝理論和評論工作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繼承中國傳統文藝理論評論優秀遺產，批判借鑒外國文藝理論，研究梳理、弘揚創新中華美學精神，推動美德、美學、美文相結合，展現當代中國審美風范”。這應該是我們建設文藝研究中國話語的基本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