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時勢”：文藝理論研究突破口

    文藝學一直以兼容并包的姿態積極吸納其他人文專業的知識養分，并從中提煉出新的方法與研究視角。正如近年來世界普遍的趨勢一樣，在中國文藝學的框架之下，藝術史論和文化研究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盡管如此，在文學理論和文藝美學兩大傳統板塊中，隨著國際與國內政治、經濟、文化局勢的日新月異而發生著最為顯著的革新。就具體方向而言，馬克思主義文論、基礎文論、西方文論、中國文論和文化研究五大方面，2015年度的突破都共同指向同一個話題，即“中國時勢”的來臨。

  　無論是在重新理解和發展本國社會主義理論傳統方面，還是在開掘和吸納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最新成果方面，中國學者都交出了令人滿意的答卷。關于“人民 性”、“社會主義文藝”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的討論方興未艾。譬如，《社會科學戰線》2015年第2期設置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研究”筆談。張永清強調，一定要處理好社會主義文藝與市場的關系；金永兵則提出，要將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與中華文化的復興聯系起來。2015年，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主辦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論壇”系列講座；7月，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了第二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論壇”暨“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理論與實踐”學術研討會。在這些會議中，既有“回到馬克思”、“回到人民”的路徑召喚，又有思考“中國化”問題的理論與實踐報告；既有關于如何創造性地轉換吸納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對話，也展開了關于文藝理論學科建設和馬克思主義文論教程的深度討論。段吉方的《理論的再生產：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的理論、問題與方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一書是對這一問題的一次全方位總結和回應。總而言之，馬克思主義文論的基本向度是回歸人民、回歸馬克思主義原典和回歸中國土地，在此基礎上，創造性的突破也就成了題中之義。

    在基礎理論方面，吳興明提出了在朝向文學作品本身投入視野和參與理解的過程中思索意義的文學本體理論。與此關注動態過程的思路類似，王元驤從實踐概念的角度、馬大康從言語行為理論的機制與研究范式的角度，分別探討了語言藝術與人類實踐活動的關系。王峰的《美學語法：后期維特根斯坦的美學與藝術思想》有效 地開啟了一條以分析哲學進路研究美學文藝學的道路。

    早在2014年，張江就提出了關于西方文論“強制闡釋”與“場外征用”等問題，并引起文藝學界諸多學者的踴躍回應。張江與朱立元、王寧、周憲先后在國內多種重要期刊上進行了長期的理論探索筆談。張江在 《文學評論》、《外國文學研究》等刊物上對西方文論的利弊得失和歷史走向進行了全方位的反思，給2015年度中國文藝學界帶來新氣象。《文學評論》曾有數 次相關討論，并刊載了希利斯·米勒與張江的對話；《文藝理論研究》也有相關專題；《文藝爭鳴》則長期開辟板塊，讓眾多中青年學者參與到這一話題的討論中。這使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意識到不能盲目迷信西方理論，而應批判地審視其中固有的思想錯誤。

　  張江和其他學者也普遍承認，中國理論界應當更加努力了解西方、分析西方和化用西方的優秀成果。而其中的關鍵在于意識到并扭轉西方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過多 借用哲學和社會學科理論、以“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的方式不恰當地對待文學作品的武斷導向，更好地將視線投向與文學本身相關的話題之上。中國學者似乎已經開 始進一步思考，幫助西方學界重新整合多方意見，并構建成熟穩定的理論系統問題。

　  《文藝理論研究》近年來在西方文論最新成果的譯介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刊物上關于文學倫理學、敘事學、空間理論、文化政治學、女性主義理論、西方馬克思 主義理論、認知詩學和分析實證主義文論的長期專題，一方面有助于刺激中國理論家的探索活力，拓展國內理論界的研究視野，更好地與國際學界“通氣”；另一方 面則不斷嘗試摸索以中國視角轉化、統一西方文論優秀成果的有效途徑。此外，本年度大量西方學界的文學理論和敘事學教材開始得到譯介，如盧卡奇、巴赫金、艾布拉姆斯和韋勒克等經典理論家的著作也相繼整理再版，這反映出國內理論界愈加開始關注文學本體論研究和具體文本批評的實用性。

    學界對中國文論研究的新任務也有了一定的共識。2015年《中國社會科學》第4期，高建平、周憲、南帆、朱立元、姚文放、王寧等幾位理論家以“當代中國 文論的反思與重建”為題，從各自關注的問題出發，提出了重建中國文論的不同方向和策略。“重建”或“再發現”并不意味著回歸到古代中國，而是讓傳統能夠在當下發揮活力，以健全的姿態加入到現代化進程，或是進入到與現代化對話的節奏當中。在2015年中國文藝理論學會理事會暨“文藝學學科反思的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上，同樣的話題得到了相當的響應。借助《文心雕龍》、《文學研究法》等古典文學理論代表著作，展開深入的文明體認和批評實踐的研究，也同樣體現出強有力的中國向心力。古代文論方面，除重新整理、闡釋傳統文本之外，學者還強調對中國文體學、中國敘事學、中國修辭學和戲曲學的重新理解。中國現當代文論的研究日益轉向文學概念史、思想史和社會史研究，或是梳理“文藝學”、“文學理論”或“美學”等概念在中國語境中的誕生歷程，或是對過往種種因近現代歷史語境而出現的美學和文學理論上的誤讀，進行系統且有文明自信力的糾正。胡亞敏的《西方文論關鍵詞與當代中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馬睿的《文學理論的興起——晚清民初的一份知識檔案》(山東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和沈素琴的《中國現代文學期刊中的外國文論譯介及其影響：1915—1949》(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等著作正體現著這一進路。王文革、李明軍、熊元義主編的《當代文藝理論家如是說》(中國文聯出版公司，2015年版)編選了近40位頗為活躍的老中青文藝理論家的訪談錄，從不同角度展開了對中國當代文化和文學精神面貌的透視。

    文學理論學科與文化研究、文化產業研究的關系厘 定，依然是受到熱切關注的話題。徐岱認為，就文藝學內部而言，從事文化研究的最佳進路，是將這一研究方向成就為文化詩學，進而參與到文學理論與批評的進程 當中。高建平認為，繼續在文化產業方面推進，是滿足人民大眾文化生活的必然趨勢，而藝術性與人民性也將在這種推進中找到融合的可能渠道。陳曉明指出，一個 “視聽文明”的時代已經到來，書寫文明即將隨之讓位。無論是進步樂觀，還是保守穩健，不同的看法共同揭示出文學理論與文化問題處于同樣的思想層面上，進而 由關注文學的文化場域，上升到對文學研究背后文明立場與脊梁的關懷，也就成了必由之路。

    綜上，2015年中國文學理論研究界的主要思想進程大致有四點：一是對西方文論的根源進行反思，同時積極吸納最新、最前沿的理論進展，激起本土理論研究的反思力度；二是呼吁回歸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與美學中關于“人民性”和“中國文化復興”的主體強度；三是培養出由民族向世界、由武斷孤立向系統包容發展的視野高度；四是找回“文學”本身，理論聯系創作和批評實踐，從而建構文學學科自身系統且豐富的精神深度。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