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問題出發 到文本中探秘

以孫紹振的文學批評實踐為個案

　　文學理論建設是學院體系內的理論搬運或概念旅行，還是立足具體審美問題的深入探秘？文學批評是若干全能術語的巧妙嫁接或抽象演繹，還是切實地幫助讀 者更細致、更深刻地理解文學世界的豐富性與差異性？這關乎文學研究者與批評家的審美敏感力與微觀解讀力，同時考驗著文學研究者與批評家的眼光。

　　以孫紹振五十多年來的文學批評實踐為個案，會發現，無論是宏觀的美學觀念論辯，還是中小學教材中名篇名作的微觀解讀，他的文學批評，從來不 是對某種宏大敘事的簡單呼應，而是從具體問題出發，讓文學批評成為提升讀者文學修養和解讀水平的中介。同時，文學批評在孫紹振那兒，從來不是一種貴族式的自娛自樂，而是以表達的“平民化”和觀點的“精致化”尋求文學批評廣泛的關注度，讓文學批評的接受人群“最大化”。

批評就是“診斷”

　　大膽地質疑看似當然的文學思潮或文學觀點，這是直率的孫紹振一以貫之的學術品格。這種診斷式批評，在他的《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中就已顯露出充沛的批評魄力。這篇具有歷史文獻價值的文章，與其說是為朦朧詩辯護，不如說是診斷當時某些僵化的文學觀念。這種診斷批評，孫紹振始終延續。不過，在當下，這種診斷的對象，轉向對西方文學理論無條件接受的質疑，轉向對文學虛無主義的批評，轉向對基礎文學教育中種種似是而非的“解讀”的“再診斷”。

　　質疑式批評，“診斷”式批評，是孫紹振文學批評實踐最突出的特點。

　　孫紹振的文學批評，不是光表態不拿出點“真貨色”的批評，不是只挑毛病“耍帥”式的宣泄批評。他的批評，總是將“尋疑”轉化為“解疑”。“解疑”就是尋求文學藝術創造的奧秘，透過“解碼”找“編碼”，這才是孫紹振文學批評的落腳點。

　　因此，盡管孫紹振的所有的理論著述皆為“論辯體”，但無論是“明辨”，還是“暗辨”，所有的論辯，不是為了享受“辯駁”的快感，而是為了找到文學藝術創造的特殊性乃至“唯一性”。

　　正是對審美特殊性乃至“唯一性”的孜孜以求，給予孫紹振以學術地氣，他的發軔之作《文學創作論》，階段性代表作品《美的結構》《論變異》，新近面世的《文本解讀學》(合著)，乃至在中小學語文教師中具有廣泛影響的《名作細讀：微觀分析個案研究》《月迷津渡：古典詩詞個案微觀分析》，這些著述中所有的理論推進都是建立在文本診斷的基礎之上。正是具體而微的文本分析，讓孫紹振的診斷批評不是情緒化的“酷評”，而是讓診斷的過程成為提升讀者水準和品位的成長之旅，讓批評成為親近讀者、牽引讀者的一種默契的心靈交流。因此，孫紹振的診斷批評，不是指出“誤讀”的癥候就了事，孫紹振的診斷批評，從來不會向讀者散布“文學已死”的虛無悲觀的情緒。在他看來，與其討論文學是否已經邊緣化或虛無化，不如以大量的文本為資源，探求文藝作品真正打動讀者的原因。

　　他解讀王昌齡的《出塞》之二“戰罷沙場月色寒”的剎那間英雄心態所蘊含的錯綜變化的心靈密碼，診斷出魯迅小說中八種死亡敘事中為何祥林嫂的死亡最為深邃的藝術原因。文學批評，只要能引領讀者窺見文學現象背后的特殊性，診斷出文本之中的最有生命力和創造力的審美所在，任何文學批評虛無化的觀點便不攻自破。所以說，孫紹振的診斷批評，從根本上說，是建設性的藝術批評。

　　“診斷”是為了發現問題，更是為了解決問題。孫紹振是一位樂于“開藥方”的批評家，他總是愿意就藝術問題比較出藝術水準的高低。與“相對主義”的模棱兩可相反，孫紹振的文學批評從來是快言快語：道出作品在什么方面有創造有特色，又在什么方面欠品位少趣味等等，這才是批評者的“文之悅”。

　　從這個意義上說，孫紹振的文藝批評不但是“診斷批評”，還是一種“教練批評”——一種力圖提高文學創造者與閱讀者的藝術水平的批評。

精致的探索是文本批評的“真功夫”

　　一部文學批評專著，或一篇文學批評文章，其價值，除了概括思想與藝術特性，還為作品找到審美價值的方位。

　　哪怕是剖析單篇作品，也是通過作品群落為其審美特征做定位，哪怕是對某一形象或某種細節進行分析，也是通過一系列作品的類似形象或相似細節做一番辨析。

　　孤立、封閉的文本分析是缺乏說服力的。文本批評，不是只盯著文本的批評，而是充分關注文本周邊要素的批評，是深入文本內部肌理的批評：在審美相似性的交叉點上提煉特異性，在特異性的對峙中發現審美相似性。

　　一種別致的“情感褶皺”，是在相似情感表達的一系列描繪中提煉其獨異風格；一段奇妙的“表情定格”，是在比較表情描寫牽引出多少內心變幻的向度上做審美對照；一個花團錦簇的“場景描繪”，是“檢測”場景描繪能“打開”多少個視點、多少層想象的多維度比較中判定價值。

　　這就是孫紹振倡導的文本批評的開放性：將作品放置在文本的譜系中，在多方面的聯系和對比中進行動態的、微觀的分析。

　　比如，分析杜甫的詩歌，孫紹振不是滿足于對杜詩渾厚深沉的藝術格調的分析，而是探究杜詩沉郁頓挫的同時凸顯杜詩的精微潛隱。所有的這些分析，都是通過動態的、微觀的、不斷“騰挪翻轉”的字詞推敲和意象辨析來實現。單是闡釋《春夜喜雨》中的“野徑云俱黑，江船火獨明”這種“大濃黑和小鮮明” 的反襯法，柳宗元的《江雪》、王安石的《詠石榴花》、葉紹翁的《游園不值》便一路召喚來形成文本隊列。自然，還少不了“浮現”杜甫詩歌以及秦觀的《浣溪沙》的同類意象，而這只為了掂量“花重錦官城”中的“重”這一字的“量感”。而所有的這些對照，最終都指向《春夜喜雨》那種無聲、微妙且博大的喜悅感。

　　如此，孫紹振的微觀文本分析，既照顧到中心論題的統一性，又能衍生出文學批評的多重入口和多重出口。這些批評的出口和入口，如蔓延的枝條，如登高的小徑，指示著種種方向，安排著多重布局，讓開放性的文本批評顯示左右逢源的生機和活力。

　　作品比較的開放性，最終是落實到一個藝術的特殊點上。是通過反復比較激發讀者的藝術探求欲，更是通過批評引領讀者去探察、體悟文學作品中最有趣最微妙最深邃的所在。孫紹振早期的文學批評是以“教練員”的身份引導創作，而他近期的文學批評則以循循善誘的“評論員”的身份，以或清新雋永或凌厲潑辣的行文風格，磨礪讀者的藝術感覺，提升讀者的審美辨別力。

　　通過大運動量的比較讓批評精致化，這是孫紹振的文本批評的重要方法。當然，這種批評“精致化”并非“雅致化”，后者多指批評的風格，前者則是最大限度“逼近”文本審美特殊性的一種批評方法和批評態度，是從主題、結構到修辭分析都盡可能提取出文本審美特殊性的差異性批評。

　　當然，“精致化”不是絕對的微觀化，“精致化”的“真功夫”恰恰在于既能貼得近，說得出微妙的藝術特色，又能看得遠，從宏觀的歷史角度闡明藝術的邏輯演進。如此，孫紹振的文本批評“遠”與“近”便成為需要探究一番的話題。

文本批評是顯微鏡，也是望遠鏡

　　文學文本批評需要貼近文本，但如果認為文本批評只是一種關注細枝末節的文本解讀，那是極大的誤解。

　　文本批評同樣具有跨越歷史時空探索文學奧秘的能力和胸懷，同樣可能大開大闔，文思跌宕，展開一片具有極高理論含量的言說天地。

　　孫紹振的文本批評擅長在文本微觀處“逗留”，左推右擋，反復辨析，抓住一個被忽略的細節多方診斷，進而直搗理論盲區，“翻出”一個或一系列新見解。不過，孫紹振“診斷”種種細節，從來不是就事論事，而是在“診斷”過程中不斷延展其理論疆域，每一處細節“診斷”都成為推進批評的一個支點，每一處“逗留”辨析都成為釋放其理論能量的一個出發點。或者說，孫紹振的文本批評固然處處在意“小處”，但種種“小處”串聯起來的邏輯鏈條，卻是層次分明，鋒芒畢露，充滿了理論逼迫力。

　　要做好文本微觀分析，恰恰要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有了大見識，做起小文章來才說得透，道得明。況且，孫紹振的諸多文章并非小文章，他對域外的“陌生化”理論以及“新批評”理論的“診斷”批評，都是“大文章”。孫紹振寫作此類“大文章”，其動員的理論資源不可謂不“宏大”，當時為了反駁“陌生化”理論的種種觀點，行文便要深入到陌生化的發源地俄羅斯文學之中，從俄羅斯經典說起，分析“陌生化”理論的明顯漏洞，其間又頻頻回溯中國古代詩詞作品以 及詩論中的“非陌生化”的審美編碼。如此，這樣的“大文章”，既要有微觀推斷的理論“緊密度”，找準“疑點”，窮追不舍，將問題說透，還要具備大幅度調動理論資源的實力和氣魄，透過對方的文化與文學背景討論對方的觀點，如此方能以理服人。

　　到文本中做微觀探秘，對“點”的剖析要精準且精致，這考驗著論者的敏感力與辨析力，而貫通“點”與“點”之間的“線”，即邏輯線條，則內蘊著論者的歷史視野、知識結構和思考密度。

　　文學批評，既要“顯微鏡”，又要“望遠鏡”，微觀與宏觀的有機結合，才能同時賦予文本批評以精致性和豐富性。孫紹振的文學批評實踐表明，如果沒有微觀批評對藝術亮點的敏銳捕捉，對藝術盲點的深刻洞察，宏大論述容易被架空。反之，如果沒有宏觀學術研究大跨度跋涉的能力，微觀分析則容易流于自說 自話的單向度審美。孫紹振五十年來在創作理論、當代批評、比較文學、幽默學、中學語文教學等方面的“跨界”研究，最有特色的是他的微觀研究，但最有深刻的 則是從微觀處顯示出來的立足本土審美經驗的理論魄力。

　　(余岱宗，作者為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