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說“妙不可言”

　　值得想一想，文學為什么叫語言藝術。在口頭上的民間文學是語文藝術，上了書面的文學是語言藝術。

　　凡稱為文學大師的，也都可叫語言大師。文豪高爾基、魯迅是文學大師，也是語言大師； 文學大師茅盾、巴金，也是語言大師；老舍、趙樹理，在語言上有根底和功夫，人們也呼之為“語言大師”；曹雪芹是語言大師； 蒲松齡是語言大師；馮夢龍和《金瓶梅》的作者都是語言大師。《紅樓夢》有人用電子計算機計算，詞匯豐富，數字驚人。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 講到向群眾學習，突出地講了向群眾語言學習，說：“如果連群眾的語言都有許多不懂，還講什么文學創造呢？”

　　有意思的是，人們多年來似乎不屑咀嚼一下這個問題的味道。想一想，生活中何以有“舌戰”什么人，“罵死”什么人？語言，既可為文學作者當色彩去 描繪事物，又可當音調去哭去唱人生，也能當刀子捅死人，當箭射死人，或當軟刀子哄死人不償命。有的沒有被哄死，而是被“說轉轉了”。人能被“說”而“轉轉 了”，不管是90度的“轉”，還是180度的“轉”，那威力與魔力，都來自這“語言”二字。

　　有些作者已很有些名氣了，可是細看他們的作品，讓人感到“詞”有些不大夠用。在語言上還遠遠沒有過關。雖然學生調、干部腔是努力避免了，但缺乏 生動、形象的群眾語言。世界，我們說“大千世界”“氣象萬千”“五顏六色”，這“千”“萬”與“五”“六”均言其多，實際上遠遠不止。色彩三原色。絨線廠 的線色按號說有上千種號。生活中有多少種喜怒哀樂也便有多少種心態。要描寫，要反映，要表達，像個半啞子說話，或像洋鬼子只是“好好的”“大大的”“壞壞 的”是不行的。

　　生活中只要稍加注意，一些語言，確是妙絕。如說有個人霸道，“他說六個牙，沒敢扒口的”。牲口幾個牙，是客觀存在， 他說了六個牙，你再扒口，先抹了他的面子。他不是走江串湖變戲法的，人看破了，卷攤子便走，若真扒出六個牙來，怎么辦？所以不扒為最好。再如一個故事，講 說溜話的人。那人見一個老大爺說：“看你命不錯，幾個兒？”先溜上個“命不錯”，他怎么知道人家命不錯？老大爺說：“一個！”沒溜準。那人又說：“咳，好 兒不用多，一個頂十個！”他怎么知道人家那一個兒是好兒？老大爺說：“就是手把有些不老實！”又沒溜上。那人又說：“咳，寧養忤逆，不養癡兒！”“手把不 老實”也能朝好上溜。老大爺說：“抓進去了！”再怎么溜？那人說：“好，教訓教訓他！”抓進去了也好，反正怎么都是好。老大爺說：“最近斃了！”那人說： “好，除了這一害！”還是好。從頭至尾是溜，雖然前后矛盾，最后一句實際上是暢快話，但仍合乎溜的套路。這個小故事，全是語言上的“文章”，把一個溜話的 人說絕了。

　　當作家的，在生活中如時時在意人們的語言，作品中是不會乏詞的。一切妙不可言的事，其實都是可言的。“妙不可言”多是用作一種形容。如真都“言”不出來，那等于說文學作品是不能寫不能創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