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現代“解詩學”

　　中國新詩，擺脫舊體詩而獨立萌生發展，自1917年以來，到21世紀的頭一個10年，已經走過了90多年的歷程。從胡適、劉半農、郭沫若等或寫實或 浪漫或明白易懂的白話詩，經過李金發、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林庚、廢名、穆旦等人的象征派、現代派、意象派詩，到20世紀80年代后產生的朦朧詩、后 朦朧詩，以及現今各種各樣表現方法復雜多變的現代詩，新詩發展的一個重要藝術趨勢，是作者的傳達方式越來越復雜和多元，對于詩歌的閱讀與接受，也越來越多 了一些隔膜和障礙。

　　為此，作為研究者和批評者，就有必要從理論上進行一種努力和建設，即在宏觀地和歷史地研究新詩現狀和發展的同時，如何注意復雜文本的微觀研究， 也就是多進行一些文本的細讀、解析的工作，從基礎上激發起讀者走近和閱讀新詩的興趣，提高他們對于新詩閱讀與接受的素養和能力，使得更多讀者能夠從新詩閱 讀中，獲得一種美感的熏陶和精神的愉悅。多年以來，我自己本身也帶領學生，通過課堂教學、理論著述、作品讀解，進行所謂重建現代“解詩學”的工作，就是這 種努力的一種實踐。

　　我以為，要解決這樣一個普遍存在的新詩“閱讀和接受”的問題，主要應該注意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對于新詩創造出的朦朧性與神秘美，要有一種積極的接受心態。

　　新詩自從誕生的時候起，就存在不同形態的藝術探求和美學差異。胡適當時提倡白話詩，不贊成“抽象的寫法”，提出要用“具體的寫法”，創造出一種“逼人的影像”。在他看來，明白、清楚，加上有力，就是美。對于這種狹隘偏頗的美學觀念，梁啟超1922年在清華關于古典詩歌研究的長篇講演稿里，表達了 不同于胡適的意見。此后，這種意見越來越多了。1937年，胡適、梁實秋在《獨立評論》上反對“看不懂的文藝”，周作人、沈從文立即站出來發表文章反對， 認為這些作者的作品具有一種含蓄蘊藉的抒情特性，他們不是沒有能力表達自己， 而是擁有了藝術表達自己個性的能力。

　　從20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關于“朦朧”以及“看不懂文藝” 的爭論，到80年代以來關于朦朧詩的爭論，都告訴我們這樣一個事實： 面對文學藝術乃至詩歌的出現，我們作為閱讀者和接受者，應該調整和轉變已經習慣于閱讀“明白清楚”的文學作品的心態，提升對于這類有深度“余香和回味”美 的作品接受理解的審美能力。

　　其次，如何進入和解讀那些具有朦朧性和神秘美的新詩作品。

　　一是注意詩的意象的象征性。意象復雜、蘊涵多元的作品，常常引起批評家與研究者之間因多義理解而發生分歧的現象。卞之琳的《斷章》：你站在橋上 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批評家李健吾著重從“裝飾”二字解釋這首詩表現了人生的悲哀。作者回應說，自己的 詩要表現的是人生哲學體悟中所感到的“相對”觀念。李健吾又出來辯解，進一步闡述了對這類象征詩的接受與理解的多種可能性。他認為“詩人擋不住讀者”，與其說他的理解與作者的解釋相悖，不如說是相反相成的。

　　二是注意這些詩的語言、意象的特殊內涵，以及它們各自之間存在的特殊聯系。何其芳在20世紀30年代說過，這些詩的不好懂，是因為作者創作完作品之后，把語言與語言、意象與意象之間的橋“拆掉了”，讀者要追蹤作者的想象，自己把橋搭起來。

　　三是注意一些象征派和現代派詩，往往借助神話傳說、荒誕情境、虛幻想象構成抒情主體，在這些意象組合的背后，曲折隱秘地傳達自己的詩旨。

　　四是注意詩人和詩作具有的特殊深玄的文化背景。T.S.艾略特所代表的西方現代派詩崛起之后，非常強調詩的象征性對于法國17世紀玄學詩這一傳統藝術的吸收。

　　最后一個方面，就是訓練培養自己的解詩能力，提升自己進入復雜文本的審美素養，減少隔膜和誤讀。

　　誤讀往往來自對于現代詩傳達方式的陌生。對復雜的美在一段時間里可能感覺陌生，但接觸多了，增強了理解復雜美的東西的敏感性，陌生也就會變得熟悉。20世紀80年代初，朦朧詩被認為看不懂，顧城的詩當時被許多人批評為不知所云的四行小詩：你一會兒看我/一會兒看云/你看我時很遠/你看云時很近�，F在人們都可以理解了，他喊出的，是那個時代一個年輕人對于自己這一代人的存在被前輩人漠視的“代溝”，所發出來的倔強否定的反叛呼聲。鄭敏1986 年寫的《心象組詩》之三《渴望：一只雄獅》，在理解和接受時所遇到的障礙要大得多了：在我的身體里有一張張得大大的嘴/它像一只在吼叫的雄獅/它沖到大江 的橋頭/看著橋下的湍流/那靜靜滑過橋洞的輪船/它聽見時代在吼叫/好像森林里象在吼叫/它回頭看著我/又走回我身體的籠子里/那獅子的金毛像日光/那象 的吼聲像鼓鳴/開花樣的活力回到我的體內/獅子帶我去橋頭/那里，我去赴一個約會。當時有研究者認為這是一首愛情詩，“身體的籠子里”的“雄獅”，象征了 一種被壓抑的性沖動，表現了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強烈的性解放呼聲。我不贊成這樣“誤讀”的闡釋。我認為這首詩運用復雜的象征意象、超現實的手法，傳達了詩人對于創作精神自由的一種渴望與沖動。鄭敏給我的信里說，那種“誤讀”性的“離題的闡釋”，使她有一種啼笑皆非之感。據我的推測，如果“雄獅”意象是 讓讀者進入理解誤區的第一步，那么“去赴一個約會”的“約會”一詞，從它本來意義上去看待，就是導致誤讀的關鍵了。2001年1月詩人送給我的人民文學出 版社出版的《鄭敏詩集》里，這首詩的最后一行，作者改成了“那里，我去赴與自然的約會”。這樣改后，雖然被某些讀者當成贊美“性解放”或“愛情詩”的“誤 讀”可以避免了，但是卻使這首詩失去了含蓄蘊藉的精髓所在。

　　實際上，對于晦澀難懂的文學作品，包括詩歌的理解、接受和欣賞的能力，不是一個人與生俱來的“心理原型”決定的，主要還是在后天里，更多閱讀一些陌生性的文學作品，積累起來而形成的一種性情、資稟、修養、趣味，同時也獲得了閱讀中的興趣、敏感、能力。由此，我也時常告誡自己這樣一句話：“不拒絕陌生�！�2009年年初，我給一個中學語文教育刊物寫的一段“卷頭語”，用的就是“不拒絕陌生”這個題目。

　　(《新詩十講》，孫玉石著，中信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