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活動要有文化自覺

　　這些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30多年時間里，我們的翻譯事業有了長足進步，但我們也同時發現，與外譯中相比，中譯外還是太少；一心做國外學者的翻譯研究和教學，卻較少對國內翻譯名家的翻譯實踐做學理上的梳理；一心研究如何在翻譯時忠實外來文本，考慮目標語讀者的接受習慣，卻較少注意到翻譯活動很大程度上已經失去了自我和文化自覺。這一現象在外譯中的活動中表現尤甚。

　　想一想我們跟著歐洲人把自己西邊的地方叫近東和中東，叫自己遠東，是不是似乎有太多歐洲中心論，太缺少民族立場和文化自覺？我們都知道，從地理上說那里是西亞，我們的古人也稱那里為西域。在翻譯活動中，有的譯者也抱著歐洲文化中心論的思想，對自己的文化缺乏自知之明和自信心，這與100多年前梁啟超等人比起來可就差得遠。

　　梁啟超等現代文化的先行者和翻譯家們在彼時都有著強烈的文化自覺和翻譯自覺。1898年，梁啟超在《印譯政治小說序》中說：“特采外國名儒撰述，而有關于中國時局者，次第譯之。”隨著國情的變化，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們愈加認識到了文學翻譯的積極意義。譯家們已不滿足于將一種語言的文學轉換成另一種語言的文學，正如王曉平在《近代中日文學交流史稿》中所說，“他們要做生活的評判家、讀者的引路人、原作的改造者”。他們對原作的選擇、迻譯中的增、刪、改等都表現出明顯的為當時社會改良服務的思想。當時的翻譯觀中，豪杰譯算是個代表，指“對原作的各個層面做隨意改動，如刪節、替換、改寫、增減及譯者的隨意發揮”。梁啟超一般被看作是中國“豪杰譯”的始作俑者，他從事小說翻譯的目的極為明確，就是維新救國和開通民智，只要能達到目的，他會對原文做“傷筋動骨”的“大手術”。其實，林紓、蘇曼殊、周桂笙、吳檮、陳景韓、包天笑甚至魯迅的早期翻譯，都在一定程度上是“豪杰譯”的產物。五四以后，知識分子們更積極地譯介西方文學作品，以達到改造傳統文學和思維方式的目的。魯迅、瞿秋白、茅盾、巴金、郭沫若等都是從“感時憂國”的目的出發而從事文學翻譯的，他們都有著強烈的文化自覺，而這正是當下的翻譯活動所缺失的。

　　費孝通于1997年在第二屆社會文化人類學高級研討班上告誡大家要有文化自覺，其核心思想就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發展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時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翻譯越來越成為文化自覺的一種形式和表現，譯者對本民族文化的自知之明和自信力直接影響到其翻譯活動和文本的選擇。

　　這表現在幾個方面。首先是文本選擇的不自覺，不接地氣。只要是國外認為好的、獲獎的作品，都依樣引進；其次是翻譯中的雙重標準，許多譯者在對待英譯漢和漢譯英時實行截然不同的標準：在英譯漢中主張盡量以原作為基礎，認為漢語可以包容和接受英美文化，而在漢譯英中，則主張以譯入語為主，用譯入語來表達源語言，從而避免文化沖突。第三是受眾意識的雙重標準。許多譯者過度傾向西方價值觀和西方文化，將外語文學譯入時較少考慮中國讀者。此外，對本民族文化的不自知和不自覺也會直接影響學者對本民族文獻、研究資料的不自信，許多學者對西方學說達到頂禮膜拜的地步，其翻譯行為不是主動的文化傳遞，而成了簡單的傳聲筒。

　　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西方批評理論的引進和譯介極大拓展了國內學者的批評視閾和思考維度，也一定程度上豐富和繁榮了我國的文學、文化和翻譯事業。但同時也出現了批評活動言必稱西方、不這樣說就不懂批評、不是學問的現象。試想，沒有自我意識、自主意識的批評還能稱得上真正的批評嗎？能夠給學界帶來有價值的學術貢獻嗎？能夠走得很遠甚至走向世界嗎？有些人說莫言獲得諾獎主要是葛浩文的翻譯功勞，全然忽略了莫言走向世界的深層原因是其作品立足于中國傳統文化，也較好地做到了兼收并蓄，忽略了莫言創作中強烈的文化自覺。其實，葛浩文曾多次強調不能做文化殖民者，反對完全歸化(英語化)的翻譯方法。他把莫言作品翻譯到英語世界中時，為數不多的增、改、刪都做得非常審慎。

　　譯文越是忠實原文，讀者就越能看出作品自身所具有的魅力所在，這也說明楊憲益等所采取的“直譯法”的必要性和存在意義。中國文學和文化目前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原汁原味走出去的社會語境和國際條件。如果說100多年前，翟里斯對《三字經》的解釋性翻譯在當時是必要和適當的，那么趙彥春逐字逐句對應著“硬譯”的翻譯在當下也是必要和適合的。翟里斯的譯本不論在內容上還是在形式上，抑或是在音節上還是在音韻上，都遠離了原文，而趙彥春的譯本顯然在幾方面都滿足了要求，但二者的翻譯方式都是有深層原因的，是他們各自的出發點和文化自覺使然。現在看來中國文學走出去，并不需要改頭換面，削足適履，適合西方人的價值觀。

　　我們越來越意識到，提高自主意識，加強文化自覺和批評自覺，大膽地走自己的翻譯批評、翻譯研究和翻譯教學之路，才能更好地立足于世界文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