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民族形象與對話

　　從記者的新聞報道到教授的學術論文，人們時常接觸到類似的話題：中國文學如何走向世界？正如許多人察覺的那樣，反復的追問背后存在某種焦慮。這是一種普遍的想象：中國文學似乎一直徘徊于自己的國度而無法進入世界。

　　另一些人認為，這是多余的焦慮——這個話題本身就是偽問題。世界并不是哪一家人經營的俱樂部，必須憑票入場。我們始終都在世界之中。中國文學從來沒有脫離世界。

　　我基本贊同后面這種觀點。世界文化沒有人為的邊界，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學無不躋身其中，不同的民族文學之間時常存在各種程度的對話。因此，“世界 文學”并非一個靜止的、固定的抽象概念，也并未擁有一個固定的組成人員名單。這個概念的背后眾聲喧嘩，外延不斷擴大。然而在另一方面，人們必須承認的是， 各個民族在眾聲喧嘩的文學對話之中扮演的角色并不相同。某些民族音量宏大，不斷地拋出令人矚目的主題，猶如一些活躍的發言者吸引了眾多的傾聽者；另一些民 族相對消極，它們僅僅安于一隅，人們很少讀到這些民族為世界文學貢獻的經典作品。

　　一個民族的文學通常是民族形象的組成部分。許多時候，文學甚至比歷史著作、工業化程度或者國民生產總值更易于讓人認識一個民族。人們可以迅速地 從這個民族的文學經典了解他們的想象力、價值觀念、理解世界的路徑以及批判精神。人們的心目中，法蘭西民族難道不是和雨果、巴爾扎克、福樓拜、薩特這些著 名作家的名字聯系在一起的嗎？俄羅斯民族難道不是和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一起貯存于記憶之中嗎？某些時候，一個作家、一部作品就足以使一個民 族聲名卓著，例如西班牙的塞萬提斯與他的《堂吉訶德》。這個意義上，文學走向世界并非一個沒有內容的問題，很大程度上，這即是一個民族形象的自我展示。恰 恰因為民族文學與民族形象不可區分，因此，一個民族的各方面構成很大程度上同時決定了民族文學發出的音量。一個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乃至文化傳播 體系、文化傳播能力無不直接或間接地投射到民族文學之中，影響它們在世界范圍所獲得的接受。

　　當然，時至如今，人們沒有理由天真地將各民族的文學對話想象成氣氛祥和的平等交流。對話可能遭遇各種語境。善意的彼此關注之外，人們還可能發現 偏見、居高臨下的傲慢、閉塞和不解、價值觀念的交鋒，如此等等。這些語境存在具體的內容，例如某種觀念支配了文學評獎機構，主宰批評家的作品判斷或者影響 學院教授的文學史寫作。形成各種語境的原因可能遠遠超出文學乃至文化的范疇，可能涉及各種文明體系的形成歷史，涉及殖民地或者薩義德所形容的東方主義，涉 及經濟狀況、物質生活的懸殊差距或者傳媒特征，如此等等。因此，民族文學的對話之中不乏浮夸的贊許或者由于無知而產生的貶低，不乏激烈的爭辯甚至惡意的中 傷。盡管如此，這些狀況肯定不是關閉對話的理由。只有更為深入的對話才是糾正偏見和傲慢的希望。

　　作為正在崛起的國家，中國文學走向世界不是依賴某種文化投機，或者以卑躬屈膝的文化狀態取悅于人，而應當以深刻和獨特征服聽眾；另一方面，對話常常是雙方的相互塑造，民族文學乃至民族形象必須在對話之中汲取文化養料，不斷地重新確立自我形象。

　　不言而喻，大部分中國作家使用漢語寫作。對于世界各地的許多人說來，漢語是難以掌握的語種。然而，作為語言大師，中國作家的責任之一是展現漢語 的魅力。漢語的敘事、修辭具有哪些特征？也許，人們可以考慮一個文學史遺留的問題：漢語的表意方式是否特別適合抒情？很長一段時間，抒情文學構成了中國文 學的正統。漢語沒有時態，也不像英語那么注重空間關系，因此，詩歌之中各種意象的組合更為自由，各種意象之間模糊不定的關系破除了“執著”的解讀方式而形 成了空靈的意境。例如，“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這種小詩內部的時間與空間關系不拘一格。據說這種表意方 式曾經某種程度地啟示了西方的意象詩。另外，漢語方塊字的整飭似乎也特別適于押韻，甚至產生了對聯這種獨一無二的文學形式。

　　“象形”是漢字的六書之一。某些時候，漢語的閱讀比拼音文字更易于產生形象感。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語言學曾經對西方的文學理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甚至可以認為，解構主義反對結構主義的同時仍然相當程度地遵循了后者的理論邏輯。結構主義語言學的一個著名觀點即是，“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關系是任意 的，water之所以指稱河床或者瓶子里的流動液體完全因為約定俗成。然而，漢語的“象形”原則無疑打破了這個觀點。如果索緒爾或者德里達熟悉漢語，他們 的理論會不會更為深刻一些？我相信，作家、文學批評家或者語言學家更為全面的研究還會獲得許多類似的發現。如果世界各地的作家將不懂漢語視為一個遺憾，這 就是中國文學的成功。

　　必須承認，世界各地的相當多的作家對于中國古典文學的了解程度超過了現當代文學。相對地說，中國古典文學具有一個整體的形象。我指的不是長袍馬 褂、辮子或者“會功夫”這種表象，而是中國古典文學顯現的優雅、節制乃至靜穆的美學風格。例如，歌德就曾經在他的談話錄之中論及這一點。事實上，人們可以 從這種風格之中察覺中國古代文人追求的某些人生觀念，譬如，訥于言而敏于行的文化形象、中庸哲學的穩重含蓄、寄情于江湖的散淡、天人合一的自然，等等。然 而，進入晚清社會，中國古典文學的整體形象開始瓦解，現代文學以及當代文學以另一種迥然相異的形象崛起。盡管中國的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力圖從多個方面與各 民族文學對話，但是，恰恰由于內容龐雜，它們的整體形象反而不如中國古典文學清晰。

　　我愿意認同一些同行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一種觀點：20世紀文學可以視為一個整體，雖然這個整體內部存在幾個明顯的階段。五四新文化運動通常 被視為20世紀文學的發軔。八不主義、白話文、新詩、現代小說、現代戲劇和雜文，當然還有之前的一系列文學翻譯，這些文化事件帶來的劇烈震蕩拉開了現代文 學的序幕。這時，中國文學與世界上各民族文學之間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互動。中國古典文學遭到了猛烈的抨擊，那些五四新文學的骨干分子扮演了“盜火者”的角 色，他們大膽地引入西方文學的主題和表現形式。換言之，這個階段的民族文學對話之中，中國文學更多地作為傾聽者，接受者。五四新文學是否破壞了中國古典文 學的文化基因？這個問題帶來的爭論迄今還在延續。我個人愿意再度對五四新文學的主將表示敬意。我的心目中，這一批作家的文學選擇源于他們的歷史判斷，他們 的“盜火”沖動來自民族歷史深部追求現代性的沖動。帝國列強虎視眈眈，我們所棲身的民族積貧積弱，文學以及文學所依存的文化整體必須負起相當一部分責任。 這一些作家將文學的改造視為改造民族素質的工程之一。我多次描述過魯迅等新文學主將復雜的文化策略：他們援引西方文化資源反抗西方文化殖民，與傳統文化決 裂的目的是認同民族國家。這種文化策略背后的孤注一擲包含了他們的憤懣、焦慮和理性思考。這就是他們當時的歷史判斷。對于如今的現狀說來，這種判斷可能已 經失效，但是，人們沒有理由因為如今的現狀否認他們的歷史貢獻。值得思考的毋寧是另一個問題：沒有他們當年的勇猛沖擊，如今的現狀可能嗎？

　　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中國文學與世界各民族文學的交流急劇縮減。50年代后期中國與蘇聯出現了嚴重分歧之后，蘇聯文學也陸續退出了人們 的視野，中國文學大體處于獨白狀態。形成這種狀態的原因很多，兩種觀念產生了較大的作用：第一，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是最為先進的文學，因此，各民族文學的對 話和交流顯然多余；第二，作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西方文學包含各種毒素，批判和拒絕之外別無他途。80年代之后，人們的認識出現了極大的變化。國家開始秉 持改革開放的戰略，文學一馬當先地充當了解放的先鋒。與五四時期的文學存在某種相似，西方文學的各種潮流在很短的時間里一擁而入，再度產生巨大的震蕩。除 了傳統的現實主義，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幾乎同時抵達，粉墨登場。隨后，拉美的魔幻現實主義接踵而來，包括像昆德拉這樣的東歐作家也引起了許多作家的莫大 興趣。對于中國文學說來，80年代如同一個盛大的聚會。各種主題、表現形式紛至沓來，實驗和探索此起彼伏。總之，空前的活躍構成了80年代中國文學的重要 特征。

　　由于思想解放帶來的踴躍氣氛，80年代的文學活躍是一種必然。然而，30年左右的時間過去了，這種活躍正在逐漸轉化為更加深沉的思考，大部分作 家不再滿足于模仿西方文學。廣泛的吸收和開闊眼界之后，作家更多地考慮的是另一些具有根本意義的問題：哪些是當今文學必須關注的中國經驗？如何以中國的美 學風格表述中國經驗？如何展現中國作家的創新精神？這些問題顯現了中國文學的自主精神，也構成了中國文學向世界展示的獨一無二的面貌。

　　這里所說的中國經驗，遠非秦時明月漢時關，中國經驗更多地指當今中國的現實巨變以及產生的各種精神反應。當今中國現實具有哪些特點？歷史正在發 生巨大的轉型，改革進入深水區，諸如此類的表述比比皆是。作家至少可以意識到，沒有哪一種現成的理論可以完整地解釋當今的中國現實。一個多世紀的時間，從 大規模的革命到市場經濟的崛起，這些巨大的歷史事件包含了無數生動的故事。文學的筆觸必須深入到每一個人的日常言行和內心深處。這時作家可以發現，多少人 的人生目標發生了巨大的調整，多少人在夜深人靜的時刻反省自己上半輩子的所作所為，一代新人的文化性格出現了哪些前所未有的因素，他們的人生規劃和社會歷 史想象正在發生何種變化，等等。

　　這將贈予作家許許多多的靈感。事實上，這個轉折遠未徹底完成，還有許多問題需要文學共同參與探索和解讀。換一句話說，作家的任務遠遠不只是單純 地再現，作品的思想含量將成為一個重要的藝術品質。對于許多才能杰出的作家來說，這是出大作品的時代。作家不僅要意識到中國經驗的意義，同時還應當樹立寫 出大作品的雄心壯志。

　　什么是中國的美學風格？當然，平平仄仄的詩詞格律或者章回體小說已經遠遠不夠用了。當今，我們的藝術資源不僅擁有數千年中國古典文學的傳統，同 時還包含了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的一系列新型的文學經典。當然還要指出的是，西方文學以及拉美文學愈來愈多地滲入中國文學，影響作家的想象方式和表達方式。 中國文學沒有理由拒絕各個民族優秀的文學財富，重要的是使之成為中國文學內在的組成部分，這將顯示一個民族文化的活力和彈性。即使在五四新文學運動之前， 我們也可以在中國古典文學之中找到成功的案例，例如魏晉時期佛經的翻譯。翻譯的梵文多方面地改造了漢語，甚至對于格律詩的形成產生了巨大的推進。如何利用 這些藝術資源造就中國的美學風格？在我看來，所有的藝術資源必須接受一個標準的考驗：能否有助于顯現獨特的中國經驗。從宏大的歷史景象、社會關系的急劇調 整到個人內心的幽深，中國經驗存在各種復雜的層面，可以向各種不同的藝術形式體系敞開。所謂的中國美學風格不存在一個固定的、“本質”的范本可供模仿，最 為深刻地展示中國經驗的藝術形式將最為充分地表現中國的美學風格。

　　當然，這個節點也是向作家強調創新精神的時刻。如果說，經濟與科技的創新重新塑造了世界，那么，文學肯定是最為重視創新精神的文化門類之一。當 然，創新必須依賴于相應的歷史條件。可以看到，當今支持創新的歷史條件業已成熟。中國經驗正在向作家的想象提供一個巨大的空間，面臨的各種迫切問題不知不 覺地啟動了作家的思想，同時，各個類型的藝術形式體系積累前所未有地豐富。對于作家說來，這是一個難得的機遇。這時，問題的焦點逐漸轉向了作家：是否接受 挑戰？如何接受挑戰？作家必須有勇氣面對這種追問。

　　只有當創新精神成為明顯特征時，一個民族的文學才能真正抵達世界的前沿。對于中國文學說來，那時才有可能轉換話題的方向——那時的話題可能是：世界如何走向中國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