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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法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勒克萊齊奧在北大博雅人文論壇演講時說道:“中國文學自發端以來,直至今日,已經豎起了一座宏偉壯麗的豐碑,成為人類 文明的瑰寶之一。”他指出:“中國文學的影響已經遍及全人類文明,成就是如此顯著可見。”他談到從《論語》、《孫子兵法》、到唐詩宋詞,再到《紅樓夢》和 《西游記》,這些作品讓世界逐漸認識了中國的文化,也啟發了許多西方的文人。他最喜歡的中國作家是老舍,“在我們這個時代讀者的眼中,中國將脫離它的陌生 性,它的怪異性,它那種鮮明的異域情調”。他認為,新時代的中國文學正是如此跨越了國界,成為全球流動、擴散的文化洋流中的重要一支。
勒克萊齊奧對老舍作了一番別出心裁的解讀,中間當然不免有跨文化誤讀的成分——比如他認為老舍是他那個年代最重要的中國思想家——但這其實是文化交流中的 創造性誤讀常態,從另一方面倒是提示了中國文學之于世界文學的影響,像盤旋曲折的隱秘河流一樣,有時候浪花喧騰,有時候沉入暗涌,又在某個時刻突然噴出清 新的泉流,即便細若游絲,也從來未曾斷絕。
中國文學影響西方漸進的趨勢
中國文學對于亞洲周邊國家如越南、日本、韓國 的影響自不待言,它們在各自獨立為民族國家之前原先就屬于中文文化圈。即以西方而言,張漢行曾經梳理過,在賀拉斯的詩中,中國是從樹上剪下金羊毛的神秘國 度;這種神秘在時間中綿延,直到啟蒙運動時代的“中國熱”,形成18世紀的“浪漫漢學”。對中國的良好感情波及到伏爾泰、歌德、萊布尼茨,在柯爾律治、克 洛岱爾、卡夫卡的筆下化為題材,在泰戈爾、羅素、圣瓊佩斯、亨利·米碩直至聶魯達的身上則化為訪問中國的行動。但我們應該明白,他鄉就像一面鏡子,折射出 自我的認知。前現代時期,中國的人文典籍傳遞給西方的是可汗的大陸、孔夫子的理想中華帝國形象,這是西方對于富庶強大東方的向往。隨著現代性的興起,在工 業革命后的資本主義殖民文化表述中,中國逐漸成為進化論中的“停滯的帝國”,此際中國文學在選擇性的傳播中,成為西方文學中活躍文本的調味料和帶有異域風 情意味的元素。其影響之深遠,甚至在那些對中國充滿興趣甚至直接以中國為題材的現代作家那里,如卡夫卡的《萬里長城建造時》或者博爾赫斯《長城與書》《漆 手杖》那里,中國是個神秘而具有象征意味的所在,《道德經》、《紅樓夢》《聊齋志異》這樣作品的譯本提供給他們的是想象異域的門徑。
這是一個漸進的趨勢。從事東西文學交流研究的學者趙毅衡曾經將現代中西文化交流比喻為一個“單行道”,即在很大程度上,中西文學的交流是不平等的,我們接受 了西方現代文學觀念,一直走在“以夷為師”、“以俄為師”以及“走向世界”的道路上,基本上是西方單向度向中國輸入各種文學流派、技巧、觀念。隨著全球性 經貿往來、社會活動、資訊傳播的增多與交通、媒介的發展,中國文學之于世界的影響也在發生深刻的變革,尤其是當中國已經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文化上的 影響力權重也在提升。那條隱秘的河流經過短暫的遮蔽,重新開始波濤洶涌。當然,東方主義式想象的情形在今天依然存在,并且擴及于大眾文化之中,比如近期的 好萊塢電影《灰姑娘》中還出現了中國元素——子虛烏有的福建來的美美公主。但無論效果如何,都說明中國文化與文學已經不容忽視乃至不由分說地進入到世界視 野之中。
中國文學對于世界文學的三大貢獻
如果要歸納20世紀以來,中國文學對于世界文學的貢獻,大致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是意象與語言。往遠處說,20世紀初象征主義文學有一個分支意象派詩歌,埃茲拉·龐德據說就是從唐詩得到靈感給這個流派進行了命名。意象派從《易 經》《莊子》《詩經》《離騷》《文心雕龍》《詩品》及唐宋詩詞汲取營養,融合主觀情意于客觀事物之中,影響及于俄、英,直到1960年代,出現了卡爾·夏 皮羅、約翰·馬爾科姆等意象玄學派和詹姆斯·賴特、路易斯·辛普森等深度意象派詩人。通俗文學中的陳查理探案小說里的主人公滿口“之乎者也”俏皮話,雖然 是地道的哈佛畢業生畢格斯的作品,也可以看出中國文學的胎記,甚至創造出了英語中原本沒有的一些表達中國事物的詞語。近一點的,則是屢獲大獎的哈金,作為 一個在中國受教育、去美國以第二語言寫作的詩人與小說家,他在詩集《詞海》、小說《等待》中的“中式色彩英語”,反而成就了一種“陌生化”的美學風格。
其次是文化、民俗、宗教和風物。1958年,荷蘭漢學家高羅佩和妻子水世芳(晚清重臣張之洞的外孫女)去希臘旅游時,聯想起在東京買到一架明代中國漆屏 風,創作出小說《四漆屏》,成為他后來《狄仁杰斷案全集》系列小說的開始。這系列小說多取材于中國歷史和現實的經歷。美國華裔作家的作品在表現文化沖突和 文化融合中,則更為突出體現了中國文學的幽微淵藪。湯亭亭的《女勇士》重寫了花木蘭的故事,《美猴王》則是對《西游記》的致敬。鄺麗莎的《雪花秘扇》則是 以湖南江永的女書為題材,書寫了兩代女人的情感糾葛。任碧蓮的《地道美國人》、《俏太太》等作品,書寫中國移民在美國文化中的震驚效應和認同的轉變,更具 家庭、身份、代際和種族的現實色彩。
第三是思想與精神。這種價值觀層面的輻射,更多還是體現在古典文學經典里的那些體現情義、禪道和中 和之美方面的內容。比如寒山詩歌在日本就有過長達幾個世紀的普遍接受。20世紀50年代寒山詩引入美國之后,更是直接影響到加里·斯奈德等所謂“垮掉的一 代”詩人的運思方式。1968年遍及歐美的青年抗議運動文化中,中國革命文學在歐洲激進學生那里也得到了響應,如今已是法國哲學大咖的巴迪歐就從毛澤東詩 詞和著作中汲取了巨大的養分。
就像比較文學學者卡薩諾瓦在《文學世界共和國》中所說,文學也有其中心和邊緣,歐美如今依然是文學和價值 觀輸出的重鎮,而中國當代文學外譯中有一定影響的如莫言、麥家、余華、閻連科,《三體》《狼圖騰》等,為數不多,對于西方主流價值觀并沒有構成根本性的沖 擊。應該說,在文化文學交流中,修辭、技巧、美學、民俗事象等方面的傳播與接受固然重要,但最根本的還是在價值和觀念的影響上,它們才真正體現了文學入人 心深、動人心魄的持久魅力。就這點而言,中國文學對于世界整體文學的影響尚且路漫漫其修遠,需要作家、譯者、批評家、媒體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