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怎樣的文學、理論與批評？

　　作為不可分割的文學整體，當代學科體制的專業化傾向使得作品、理論與批評三者間呈現出某種離心或斷裂。這種知識性的阻隔，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當下文藝領域中文學作品“膚淺化”、文學理論“泛他者化”與文學批評“代際化”隔膜的病因。文學創作呼喚文學批評引航指南，文學理論需要文學作品強筋健骨，文學批評吁求文學理論合理回歸。只有三者關聯聚合，才能不斷加強文學作品的思想厚度，鞏固文學理論的學理根基，改進文學批評的診斷評價。

　　文學的“敵人”

　　市場與媒介的“內——外”合力，正促使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發生著深刻巨變。從市場經濟浪潮沖擊下“純文學”光暈的日漸消逝，到網絡媒介下大眾文化流行致使“俗文學”對嚴肅文學的巨大挑戰，文學的教化、啟蒙甚至審美功能在網絡文化的裹挾下日益褪去。傳統文學的生命力正在萎縮。因市場機制的攔截與網絡媒介的圍堵，文學的“去經典化”“去傳統化”“去歷史化”成為勢不可擋的趨勢，文學題材的“單一化”“影視化”，文學語言的“簡單化”“雜交化”，文學人物的“干癟化”“粗糙化”，也成為一種難以抗逆的趨勢。與之相反，對社會矛盾沖突的正面表現、對日常生活的深刻反思、對異域鄉土的人性謳歌，這些有思想、有人性、有溫度的文學作品卻越來越難以發掘。“文學”與“詩”的二律背反，正鮮明呈示出我們這個時代文學“繁榮”背后所面臨的深刻“危機”。在新的文學載體、表達、傳播、接受渠道中，媒介與網絡正創造著一種“新”的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

　　由此思考文學所面臨的“危機”則不難想象，市場與媒介的所謂“致命性”挑戰，其實并非文學的真正“敵人”。市場與媒介對傳統寫作方式、文學存在空間與樣式的挑戰，已是無法阻擋的歷史趨勢，也是當下社會發展的潮流。文學作為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必須順應這樣一個媒介時代的文學到來。那么，文學的敵人究竟是什么？

　　或許，文學的敵人正是作為主體的作家本人。真正的文學是“人學”。然而，我們時代的作家，卻基本不去直面現實，不去干預生活，不去揭露社會底層人性的善與惡，而是不食人間煙火地在辦公桌前費盡心思地構思復雜人物與情節，最終在技巧的編織中喪失了文學的“真”，因而根本無法用真情實感打動人，進而又喪失了“美”。文學是一項人類的事業，它絕非作家的自娛自樂，更非僅僅滿足于都市重壓下龐大人群“膚淺化”的文化消費快餐。文學需要更廣泛更深入地走進日常生活，走進各民族的底層，更深入地揭示并表現社會的結構矛盾與人性復雜。通過文學，真正呈示出能被不同民族與膚色、不同地域與文化的人類全體廣泛接受的人性善與惡，進而表達出一種超越本土力量的積極向上的思想主題，這才是文學的最終歸宿，也是當下“去崇高化”的“輕時代”中鍛造文學精品的閥門。

　　因此，文學批評家應該將作家不斷引導到這種“重歸現實——干預生活”的創作渠道中，通過對平凡生活的細膩觀察、對復雜人性的矛盾挖掘，創作出思想性與藝術性高度統一的文學作品，進而令代代讀者從中攫取到撞擊靈魂的思想掙扎以及回味無窮的審美意蘊。

　　理論的“缺失”

　　如果說作家與文學生活的脫軌是導致文學作品膚淺化的病因，那么，“泛他者化”理論依附中與文學作品的斷裂則是造成當下文藝理論雜合性缺失的病癥所在。

　　眾所周知，自80年代西方文論大量涌入起，中國文論便在“蘇聯模式”的掙脫下因與傳統、西方、當代話語的重構而實現了跨越性發展。然而，西方文論的大量涌入也造成了當代文學理論的諸多弊端。從90年代初期“失語癥”討論到世紀之交“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直至當下“強制闡釋論”討論，在“反思西方”與“本土重建”的不斷反思中，文藝理論學科建設自身存在的問題不斷露出地表。現在看來，最根本的問題有三：

　　一是理論的“泛文化化”。忽視文學文本、脫離文學作品，將文學理論延伸到日常生活的文化現象中討論理論，試圖在跨學科理論話語的理論建構中建設文藝理論，最終導致“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以及“文學理論——文學作品”間的關系斷裂。

　　二是理論的“泛他者化”。忽視本土文化與學理經驗，盲目引進與照搬西方理論話語，并在削足適履與盲目依附中“強制闡釋”本土文學經驗，最終因文化學理根基的不同喪失了理論話語言說的有效性，導致文學理論的雜合性缺失。

　　三是理論的“反理論傾向”。一味追逐理論的“泛文化化”與“泛他者化”卻恰恰忽視學科“基礎性理論”的根基性建設，進而在盲目求“新”求“變”中反而走向“反理論”的一面，導致文學理論發展方向的迷失。

　　正是以上三種傾向，造成了當下文學理論的合法性危機。誠然，“純理論”的理論建設不可或缺。然而，我們不提倡在一味的“文化轉向”“哲學轉向”“政治轉向”等“——后”理論視域的“泛他者化”依附中將文學理論置于“他者”的被動操控中。

　　立足本土、以我為主，進而在跨文化交流中實現異質文論間的互涵互補、互動對話，這種文學“本土性”與“主體性”在場的言說立場與價值訴求是不容動搖的，也應該成為當下文藝理論學科建設的出發點。此外，理論需要捕捉前沿、追逐熱點，但相較于各種域外理論新潮，“基礎性理論”問題實則更為重要，倘若得不到有效解決，其自身知識就難以在學科脈絡上求得突破與進展。

　　據此，在“——后”理論不斷轉向的“泛文化”語境中，文藝理論應該在“去他者化”中確立主體性文化立場，破除脫離文學作品與本土文學經驗的“他者性”理論依附，加強對“基礎性理論”的重視。只有回歸文學作品與本土文學經驗，才能在“自我”與“他者”的互動對話中真正實現文學理論的跨學科交流，并在學科原點問題的辨析廓清中有效推進文藝理論的健康發展。

　　批評的“隔膜”

　　與作家脫離生活急需批評引導、理論脫離作品急需回歸文本不同，當下文學批評卻存在著嚴重的“理論化、概念化”傾向。“代際化”隔膜也是批評的一項重要癥結。

　　先說批評的理論化與概念化。翻讀當下文學批評的文章，作為文藝理論從業者，筆者深深感受到一種文學批評的“理論幽靈”。但凡一位著名作家的作品問世，或是一部作品獲得某項特殊榮譽，或是一種理論正在時髦，各種批評文章便一擁而上。譬如說“身體”。這一關鍵詞因西方“身體美學”在國內的興起而在批評界迅速躥紅。于是，各種利用“身體”為套筒的文章隨即大量黏附到魯迅、蔣光茲、郁達夫、郭沫若、丁玲、阿來、王安憶、莫言、余華等數不清的作家身上。且不管這些作家作品中“身體話語”究竟是如何敘述與表達的，這樣一種批評的“理論化、概念化”傾向本身便對文學批評造成一種無形的傷害。我們并不否定理論在文學批評中的應用，相反，有理論的文學批評會使得批評本身更具穿透性和思想性。但如果是不貼切的，甚至是隨意性的“理論概念化”的批評試驗，盡情使用現代性、后現代性、各種“主義”，以及諸如“身體”“疾病”等概念對文學作品加以“理論類型化”的概括式批評，則會深深灼傷作品本身真正潛藏的審美意蘊。文學批評需要揭示文本內外所隱喻的作家的獨特價值情感結構及其文化癥候，而非概念化、類型化的越過“文學”本體的文學批評。因此，當下文學批評急需祛除理論化、概念化毛病，呼吁理論的合理化回歸。

　　再說批評的代際化。當下文學批評還存在著一種嚴重的“代際化”傾向。當前作家群體雖然仍以60后為主力軍，但50后、40后、甚至30后仍筆耕不輟，80后、90后、甚至00后也異軍突起。與此類似，文學批評家群體也以60后為主導，但80后憑借其先鋒性與敏銳性日漸登上歷史前臺。這就自然產生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不同年齡階段群體的批評家究竟能否理解并合理評價不同時代的作家作品？最簡單的例子，“三紅一創”(《紅旗譜》《紅日》《紅巖》《創業史》)以及蘇聯同時期的諸多文學作品，在20世紀50年代“革命性”語境中有著突出的地位，在當時文藝評論界皆有口皆碑，即使是20世紀30年代或40年代生人，在今天也仍贊不絕口。然而，對于20世紀70年代、80年代批評家而言，其作品的藝術價值相較于文本的話語生產方式，則遠遠退居其次。原因在于，每一個批評家都有自己的成長教育環境，其關注的重心、品評的焦點以及批評的標準必然隨之發生變化，因而很難真正準確地體驗與把握住不同時代作家作品的脈搏。

　　當80后文學批評家群體日漸走向文學批評的歷史前臺時，他們究竟是書桌前“紙上談兵式”的理論類型化的“隔靴搔癢式”批評，還是能真正進入文學本體且令人信服地對文學作品中滿含酸甜苦辣、五味雜陳的世俗百態作出有效的“診斷性”評價，仍有待時間檢驗。

　　由此，一方面文學批評須盡快走出概念化、理論化、類型化的模式套路而吁求理論的合理性回歸，另一方面則急需加強青年批評人才對于現實社會生活的實踐感悟與鍛煉理解，這也是當前文學批評走出“代際性”隔膜并緊貼作品、緊隨時代的無法繞行之路。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