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是一個時代的良心——霍俊明訪談錄

　　霍俊明小傳

　　河北豐潤人，文學博士后，詩人、評論家，現任職于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中國現代文學館首屆客座研究員、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著有《尷尬的一代：中國70后先鋒詩歌》《變動、修辭與想象：當代新詩史寫作問題研究》《無能的右手》《新世紀詩歌精神考察》《從“廣場”到“地方”》《中國詩歌通史》(合著)《文學現場對話錄》(合著)等。詩集《懷雪》《一個人的和聲》《批評家的詩》等。主編《中國好詩》《詩壇的引渡者》《百年新詩大典》《青春詩會三十年詩選》《年度中國詩歌精選》《年度中國詩論精選》等。曾獲《山花》2015年批評獎、《人民文學》《南方文壇》年度批評家表現獎、《星星》年度批評家、《詩選刊》年度批評家、《南方文壇》年度論文獎、《揚子江》詩學獎等。

　　詩歌評論和詩歌寫作

　　正像我的左手和右手

　　晚報會客廳：霍先生好！你近年來太倉多次，參加沙溪的詩歌活動，論壇上的一些觀點，激起了眾多的共鳴。國內一些重要的刊物中，都有你的有分量的詩論文章，尤其你對70后詩人研究的成績，確立了你在當代詩壇的地位，這也讓很多人把你看成是純粹的詩歌評論家。其實，你也是一個優秀的詩人，詩歌創作的實績不在評論之下，那么，你本人是如何看待詩人和批評家這種雙重身份的？

　　霍俊明：的確，不少媒體的朋友在與我對話中，往往喜歡從這個角度介入。實際上，很多人在說到一個人既是評論家又是詩人的時候，往往會對其詩人身份予以某種程度的懷疑，會習慣性地認為一個評論家能夠寫出好的評論，但似乎很難寫出好的詩作。在一定程度上，我認同這種說法。對于我而言，詩歌批評和詩歌寫作是同一件事情，它們正像我的左手和右手，它們從來都沒有分開過，它們只是在不同的時候呈現出不同的形態罷了。實際上，不管別人怎么看待我的詩歌，我個人是很看重詩歌寫作的，自從我從上世紀九十年初開始詩歌練習的時候，我就在這種話語方式中不斷認識著自我以及生活，沒有對詩歌的興趣甚至熱愛我也不會在此后走上詩歌批評的道路。基于此，詩歌寫作就是我前方的一盞燈，永遠在召喚我，而有時候又是如此可望而不可及，而詩歌批評就是奔向這盞燈的交錯紛亂的小徑，上面布滿了荊棘和陷阱。我的任務就是要盡量發現這些陷阱，避開這些荊棘。

　　晚報會客廳：詩歌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而言，它到底意味著什么？

　　霍俊明：這其實是一個虔誠的詩歌寫作者和研究者無從回避的話題。我記得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在說到中國詩歌的時候有這樣一句話：沒有詩歌，就沒有未來。這對于一個國家和民族而言應該是如此。美國詩人布羅茨基也說過詩歌是對人類記憶的表達。尤其是對于中國來說，詩歌的傳統盡管經受了諸多挑戰，但是一直在延續。這一傳統不僅是指向文學的，更是指向了文化、歷史、民族心理等諸多層面的。所以詩歌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無論是詩緣情的傳統，還是詩言志的傳統，它們都一起構成了不同功能下詩歌的意義和價值。

　　有漢語，就有詩歌在

　　晚報會客廳：其實在你之前，那一代眾多的詩歌愛好者是吟著北島舒婷的詩句在狂熱著。之后，就是一個被人嘲笑的低谷。現在當然又有復蘇和重新崛起之勢。但許多人還是持懷疑觀點的，認為物欲橫流，已經沒有多少詩意可言了。他們認為，當代中國人，尤其是土豪們，是不需要詩歌的。

　　霍俊明：時代需要，不是由幾個有錢人決定的，尤其是文化取向多元化的時代。其實，任何時代都需要詩歌。上世紀八十年代，詩歌與青年人之間的關系就是一種生命精神的需求，那時候詩歌起到了再次啟蒙以及激勵自由、確立自我的作用。賦詩吟詠對于當下的很多青年人來說并不是天外來客。2000年以來出現了所謂的打工詩歌、底層詩歌、農村詩歌以及抗震詩、高鐵詩等等，就寫作人數和詩歌數量來說是空前的，幾十萬甚至上百萬肯定是有的。先不說這些與“現實”相關的詩歌熱潮自身的質量和水準如何，我們必須追問的則是為什么有這么多人需要詩歌？如果說這個時代沒有詩意，那么就恰恰更需要詩意。當我們看到詩歌仍然每天以成倍增長的數字出現的時候，我們難道還說我們不需要詩歌嗎？

　　我前不久在北京某研究院作了一次詩歌講座，到場的有二三十人。不多是吧？但這個數字已經超出了我的預期，因為對于這樣一個看起來與詩歌沒有關系的單位，我卻感覺有些多得不可思議。當我提問，在座者還有哪些人現在在讀詩歌？大家都毫不猶豫地舉起了手。這些舉起來的手臂，也再次證實了詩歌一直是在民間和大眾中生長的。詩神也永遠都存在著，它眷顧誰完全取決于每一個人的內心。有時候越是緊張的無詩意的時代，恰恰是詩歌迅速成長以及高速普及的時期。不要再擔心詩歌的讀者和詩歌的前途了！有漢語，就有詩歌在。很大程度上，詩歌是一個民族和時代的良心、先知和報警的孩子！

　　晚報會客廳：作為一個70后的詩人，你可能較之其他同年代的詩人更具有詩歌史意識，這在你前不久出版的專著《尷尬的一代：中國70后先鋒詩歌》中能夠找到最為有力的答案。你是如何看待你們這一代詩人的詩歌寫作現狀和前景的？

　　霍俊明：因為搞詩歌評論和詩歌史敘事學研究的緣故，我的歷史意識可能要相對強烈一些，這也是我為什么要研究70后詩歌的一個動因。而我之所以在兩年前的那個寒冷的冬天，在遙遠的內蒙古的邊陲小鎮決定開始寫作70后詩歌歷史的工作，正是因為中國詩壇對70后這一寫作群體一直存在著誤解，甚至這種誤解在今天也未能消除，甚至還在某種程度上加深著這種誤解。所以，我有必要說出70后一代人真實的詩歌寫作歷史和生存的歷史。談到70后詩歌寫作的現狀我想一句兩句也說不清楚，而從目前來看，這代人的寫作整體上處于上升和分化的階段，不斷有人離開詩歌，也不斷有人加入到詩歌，盡管從年齡上看70后一代人已經遠不年輕了。就我的觀感，目前的70后詩歌寫作的現狀呈現出了多元化的趨向，換言之，這一代人的詩歌寫作個性是相當突出的。同時，在這種詩歌寫作個性的背景下也存在著一代人詩歌寫作的共有趨向，即普遍的尷尬性特征，在他們的詩歌文本中，焦慮、分裂、漂泊成了一代人的宿命，而城市、鄉村成了他們詩歌寫作的起點，可能也是終點。至于70后詩歌寫作的前景，我只想說，作為同時代人我對它抱有樂觀和期許，當然我也抱有一定程度的擔心，因為在這個空前加速的時代，寫出優秀的甚至偉大的詩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最終帶給這個時代和歷史回聲的詩人只是極少數的幾個。

　　農村是我詩歌寫作的母體

　　晚報會客廳：你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開始詩歌寫作，在這一過程中，是哪些生活閱歷對你的詩歌寫作產生了影響？

　　霍俊明：我想我最初的詩歌寫作的動因一部分肯定是來自于青春期的沖動與激情，來自于青春的愛情夢想。在上中學的時候，我曾在宿舍已經熄燈就寢之后，躲在被子里，拿著手電用一個晚上寫了一首200行的長詩，而刺激我寫作這首詩的正是我的一個初戀女生。此外促使我詩歌寫作的一部分動因，則來自于我中學和大學期間的文學閱讀，實際上從很小的時候開始我就非常喜歡看書。我那時的文學閱讀量和范圍是相當有限的，這與我們這一代人所經歷的教育和狹窄的文學選本有著相當大的關系。換言之，我所接受的中學和大學教育，仍然是相當傳統的，這也刺激了我(們)的閱讀欲望，無論是當年在課堂上偷偷抄寫“手抄本”小說，還是在地攤上看那些花花綠綠又烏煙瘴氣的通俗刊物，都讓我在學校教育之外發現了一個復雜的文學空間。而帶給我詩歌寫作最大的沖動還是來自于大學。我記得那是1994年的夏天，當我在光線并不充足的圖書館讀到北島、海子和于堅的詩時，我仿佛迎面撞上了瞬間穿透我靈魂的閃電。這些無比打動我的詩行，讓我開始懷疑我此前所接觸的那些作家和作品到底在中國的文學史上占有怎樣的位置，為什么這么優秀的詩人一直沒有進入當時青年人的視野？我的詩歌寫作除了來自于以上所說的閱讀經驗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動因就是我的成長歷史。我想包括我在內的70后詩人永遠都不能抹去一個烙印，這就是理想主義，它使得這一代人時至今日盡管被生活的巨石撞得頭破血流，但是仍然對未來和詩歌懷有著夢想與沖動。另外，我在農村生活了二十多個年頭，貧窮的鄉村生活給我上了最深刻也最痛苦的一課，而只有詩歌能夠讓我暫時與這種痛苦進行對話，農村是我詩歌寫作的母體。而現在看來，當我離故鄉越來越遙遠，不斷向城市和現代化邁進的時候，我已經惶恐地認識到我不僅未能融入城市，而且我同時也疏遠了故鄉，我成了無家可歸的人。所以在這個意義上，閱讀，農村和城市成了我詩歌寫作的動因，它們帶給我快樂，也帶給我痛苦。

　　晚報會客廳：這觸及了今年一首十三個字獲得十萬元獎金的短詩：故鄉很小/小得只容得下/兩個字。這兩個字，如果沒有猜錯的話，應該就是“鄉愁”二字吧。那么，在轉型時期的中國，詩歌承載了怎樣的記憶與鄉愁？

　　霍俊明：在城市化和城鎮化的時代，“鄉愁”成了每一個人不能回避的尷尬命運。我們生活在大大小小、霧霾籠罩的城市、城鎮和城鄉結合部，寫作者實實在在地經受到了不小的精神激蕩與寫作困窘狀態。在逐漸高聳而同一化的城市建筑背后是曾經詩意的、緩慢的、困頓的鄉土。回過頭來我們看看新世紀的這十幾年，寫鄉村和寫城市的詩歌都太像了。簡直就是互相復制，當然也是彼此取消。這種同質化寫作的出現正是源于這些詩人的思維方式甚至所謂的“鄉愁”都是表層化的、膚淺的，而沒有真正地深入到鄉土、城市、時代和內心的深處內核。新世紀以來的詩歌在我看來基本上喪失了遠方精神和理想化心理。因為在一個城市化和城鎮化的時代，已經沒有差異性的地方可言了。詩人越來越關注日常的細節，關注自我戲劇化。當然這十幾年來詩歌寫作的倫理化和道德感越來越強。這也是雙刃劍。詩歌接地氣了，中國化和本土化了，具有了及物性和活力；但是現實奇觀也使得這些接近現實的寫作變得愈益艱難。更多的詩歌成了道德化的淚水和疼痛的控訴，成為了現實的仿真器具。現實感，想象力，尤其是個人化的歷史想象力以及寫作的難度正在考驗著當下成千上萬的詩歌大軍。能夠過獨木橋的，才有資格接受時間和歷史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