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為家，以筆為馬——國際安徒生獎獲得者曹文軒訪談

　曹文軒 張芳曼制圖 　

　《草房子》的封面。　張芳曼制圖 　

《青銅葵花》的封面。 　　張芳曼制圖

《火印》的封面。 　　張芳曼制圖

　　4月4日，在意大利博洛尼亞國際童書展上，曹文軒榮獲2016年國際安徒生獎。

　　國際安徒生獎由國際兒童讀物聯盟于1956年設立，每兩年評選一次，被譽為“兒童文學的諾貝爾獎”，旨在獎勵世界范圍內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家和插畫家。曹文軒實現了華人在該獎項上零的突破。近日，本報記者就兒童文學與讀書創作等有關問題采訪了曹文軒。

　　兒童文學是培養

　　高雅趣味與高貴品質的文學

　　記者：首先祝賀你斬獲國際安徒生獎。請問你如何看待這個獎項？以安徒生命名這個大獎是否意味著對經典兒童文學傳統的一種接續？

　　曹文軒：中國兒童文學大河的源頭之一就是安徒生，中國兒童文學的軀體里流淌著安徒生的血液。這鮮艷而純凈的血液一直滋潤著中國的兒童文學。但是，現在兒童文學創作領域似乎有一種趨向，就是安徒生的種種品質和情調，比如憂傷、美感、悲憫、純凈、高雅，正從兒童文學的文字世界中褪去，代之而起的是喧嘩、熱鬧、空洞的傻笑。中國一些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習慣于把過去一些值得懷念的美好東西摧毀掉。他們認為安徒生是可以懷疑的，要往安徒生臉上吐唾沫。好在，更多的人——包括我在內，認為安徒生是活著的，還活在他的作品里，他的作品以及他的人文精神和文學精神依然是人類所需要的，甚至是必需的。“國際安徒生獎”的設立以及在世界范圍內廣泛而巨大的影響，就是一個證明。

　　記者：安徒生獎頒獎詞中提到你的作品“書寫了關于悲傷和苦痛的童年生活”。其實童年記憶對于很多人來說是幸福與快樂的，可為什么你更愿意選擇書寫悲傷與苦痛？

　　曹文軒：我小的時候很貧窮。當時中國的農村發展很緩慢。自然災害再加上人為因素，中國的經濟狀況不太好。但是，今天再回過頭去看，我那樣的一個童年，卻給了我許多非常重要的生活積累。因為生活貧困，人人都滿懷著真誠的愛。小時候的許多事至今仍在我頭腦中留有極深的印象，這種艱苦生活是我提筆寫作的一大原因，也是我今天創作的基礎。

　　苦難主題確實是我作品的基本主題之一，這個主題不是憑空強加于我的文字的，而是我在對人性、存在、世界感知之后的切身體驗，是我的一個判斷。我相信這個判斷是準確的。我并不拒絕苦難，實際上苦難是無法拒絕的。與其逃避它，不如接受它，永遠在面對它的時候保持優雅的風度。與其仇恨它，不如面對它的時候抱有感恩之心。我愿意向我的讀者傳輸這樣一種對苦難的解讀和態度。

　　記者：有的作家認為，兒童文學是寫給小讀者看的，因此內容淺顯。我也感覺在兒童文學界似乎有一種“身份焦慮”，大家感到兒童文學還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對此你怎么看？

　　曹文軒：從文學性來講，兒童文學沒有任何特殊性。它與一般意義上的文學所具有的元素和品質是完全一致的——兒童文學是文學。如果只有“兒童”沒有“文學”，這樣的兒童文學只會停滯于讀者的童年，是根本無法跟隨這個讀者一路前行的。優秀的兒童文學可以讓一個孩子在長大以后，甚至垂暮之年，都還念念不忘，都還受到其潛移默化的影響，所以優秀的兒童文學是可以伴隨一個人的精神成長的。

　　一些兒童文學作家提出了“蹲下來寫作”的概念。可是，大量被公認為一流的兒童文學作家對這種姿態都不屑一顧。E·B·懷特曾說：“任何專門蹲下來為孩子寫作的人都是在浪費時間……任何東西，孩子都可以拿來玩。如果他們正處在一個能夠抓住他們注意力的語境中，他們會喜歡那些讓他們費勁的文字的。”蹲下，沒有必要；兒童甚至厭惡蹲下來與他們說話的人，他們更喜歡仰視比他們高大的人的面孔。

　　經驗告訴我們：兒童確實有兒童的天性，但他們是可培養、可塑造的。兒童文學應是一種培養他們高雅趣味、高貴品質的文學，而不是一味順從他們天性的文學。所以，兒童文學的讀者并非確定不變，我們可以用我們認為最好的、最理想的文字，將他們培養成最好、最理想的讀者。

　　記者：據介紹你有50多種書被翻譯到國外。你覺得當代中國兒童文學在向外傳播的時候，是否還存在著不易逾越的文化隔閡？

　　曹文軒：世界上不存在一個只被本國民族所理解而世界無法理解的偉大作家。美國著名作家弗蘭克·諾里斯在論什么樣的作家為偉大作家時說：“成為本國頭號偉大作家的，他必然不屬于那個國家，他必將和托爾斯泰一樣，是全世界的財富；提到托爾斯泰，難道不首先說他是小說家，其次才說他是俄國的，不是嗎？”

　　所以，中國當代兒童文學應當積極走向世界。作為承繼幾千年文學傳統的中國當代作家，有責任與世界各民族的作家一起，為人類創造最優秀的精神財富，并且通過自己文學的優質，對國際文化產生影響。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研究走向世界的前提和方略。相信世界總有一天會克服偏見、語言等障礙，看到東方的中國有一塊嶄新的、并越來越生機勃勃的文場。

　　讀書的后天偉力

　　可以化普通為神奇

　　記者：怎么看待讀書對于一個人的意義？

　　曹文軒：讀書人的氣質是由連綿不斷的閱讀潛移默化養就的。我認識的一些先生，當他們安坐在藤椅里向你平易近人地敘事或論理，當他們站在講臺上不卑不亢、不驕不躁地講述他們的發現，當他們在餐桌上很隨意地詼諧了一下，你就會覺得這些先生真是很有神采，讓人過目不忘。有時我想：如果這些先生不是讀書人又將如何？且不說他們的內心因精神缺失會陷于平庸，就說其表，大概也是很難讓人記住的。此時，我就會驚嘆讀書的后天偉力，它居然能將一個外表平平的人變得如此富有魅力，此時，你會真正領略“書卷氣”的迷人之處。

　　記者：世界上讀書人很多，但將書讀好的人很少。讀書也有門道。能否談談你的讀書之道？

　　曹文軒：我認為個性是讀書的關鍵，是讀書能否獲得最大利益的根本。很多人都在讀書，但未必誰都能將書讀好。而書讀不好的原因之一是這個人的書讀得全然沒有個性。許多年前，我曾在北大的課堂上說：讀書也有一個拒絕媚俗的問題。除了一些大家都應該讀的基本書之外，一個人讀書應有自己的選擇。做人忌諱雷同，做文忌諱雷同，讀書也忌諱雷同——讀書一雷同，也就什么都雷同了。因此，聰明人讀書，會獨辟蹊徑。一個人說：我不讀別人讀的書，只讀別人不讀的書。此說也許是狂言，也許是極端，但這份決斷也有可取之處。到別人不常進入的領域去淘別人不淘的書，就會得到別人得不到的知識，就會發出另樣的聲音。這個道理如同走別人不曾走的路，就會發現別人發現不了的風景一般。

　　記者：古人說，盡信書不如無書。讀書雖是好事，也有誤區存在。可否結合當下的讀書狀況，談一談都要留意哪些讀書的誤區？

　　曹文軒：這些年我一直在關注一個無處不在的事實：當我們用盡天下最優美的言詞去贊美讀書時，我們卻同時面臨著很多的、無意義的、劣質的，甚至會使人墮落的書。這是我們面對的現實。這一現實告訴我們：一個圖書豐富的時代，卻有可能是一個閱讀質量下降的時代。讀不讀書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它甚至可以被解讀為與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明程度息息相關。而我以為讀什么書卻是一個更重要的問題。

　　記者：那么我們在閱讀的過程中該如何選擇圖書，尤其是對于尚無分辨能力的孩子？

　　曹文軒：對于成長中的孩子而言，除去那些有害的不可閱讀的書之外，即使都是有益的書，也是有區分的：一種是用來打精神底子的，一種是用于打完精神底子再讀的。這里，我們不必去衡量前者與后者誰更有價值，只是說，圖書在進入孩子的閱讀視野時，是有先后次序的，其情形猶如油漆漆門，先打底漆，而后才上面漆。

　　對于孩子而言，所謂的打精神底子的書，簡單來說，就是那種大善、大美、大智慧的書。這里，善、美和智慧，是用特有的方式表達出來的，與孩子的認知能力相呼應。它們的功能是幫助一個孩子確定基本的、合理而健康的存在觀、價值觀以及高雅的情調與趣味。

　　另外，地有地脈，文有文脈，書也有文脈。我常常想起我小學五年級時的讀書。那時候不像現在書多得滿坑滿谷。我的父親當時是小學校長，他有一書柜書，里頭有些魯迅作品的單行本，我拿起這樣的書看，一看就進入了癡迷狀態。進入中學之后，我每每寫起作文來，就覺得魯迅的精神、魯迅的思想，乃至魯迅說話的語氣與腔調，順著我的筆桿靜靜地流淌到紙上。當時，我完全不知道那種東西叫什么，幾十年后的今天，我終于知道了，那東西叫“文脈”。如果長久地接觸不到有文脈的書，那么孩子們的寫作可能會停滯在枯澀的狀態之中。

　　經典的作家

　　都是在做“感動文章”

　　記者：文章本身就是一種傳統。能否談一談你寫作的經驗？好文章如何做？

　　曹文軒：寫作對我來說有一種特殊的意義。文字構建的屋子，是我的庇護所——精神上的庇護所。無論是幸福還是痛苦，我都需要文字。無論是抒發，還是安撫，文字永遠是我無法離開的。特別是當我在這個世界里碰得頭破血流時，我就更需要它——由它建成的屋，是我的家。

　　不僅我自己如此，我也曾經給孩子們講寫作，我說：一個人能夠寫一手好文章，這是一個人的美德。你日后無論從事何種工作，從軍也好，從政也好，從工從商也好，都得有一個基本的本領，就是寫作的本領。也許我是一個寫作的人，所以對于文章的形式非常在意。而這種文章的感覺，首先要從語文教育中獲得。

　　記者：語文教育一大任務就是培養孩子的寫作能力。這些年你以大學教授身份深度參與了中小學語文教育工作，此中最大的感觸是什么？

　　曹文軒：審美教育并沒有真正進入中國教育的視野，這是教育的一大缺失。這一缺失只能通過讀書，特別是讀一些優美的文學作品來彌補。事實上，文學自出生以來就一直具有這樣的功能。我們人，不僅僅要成為有思想、有知識的人，還要成為有情調的人。而文學似乎比其他任何精神形式都更有助于培養人的情調。文學能用最簡練的文字，在一剎那間，就把情調輸入人的靈魂與血液。從某種意義上說，語文課也就是審美教育課。作為一個語文老師，應當明確這個擔當。在彌補現行教育的缺失方面，語文老師的責任和擔當是無法替代的。

　　記者：談到寫作，不管是創作還是評論，往往各種觀念與理論很流行，有時候是觀念就像個筐，故事、題材都往里面裝。

　　曹文軒：其實無論是浪漫主義還是現實主義，在漫長的歲月中都在做著一篇“感動”的文章，但這個“感動”的文章到了現代派這里就不再做了。現代派的全部注意力都用在思想的深刻上。這種對思想深刻的無節制追求，到了后來幾乎墮落為變態。當然，現代主義在將人類的思考引向形而上的思想疆域方面，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現代派放棄做“感動”的文章則無疑是愚蠢的。文學具有悲憫情懷是先驗性的，也就是說，文學之所以是文學，就是因為它有悲憫情懷。現代形態的文學對古典形態的文學的叛逆，許多時候是有意為之。理由是沒有的，因為你向東，所以我向西。事實上，當前的社會在進入現代狀態之后，人際關系變得松懈，人的感情日益荒漠化，這個社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悲憫情懷。當然，要說明的是，做“感動”文章，絕不是說去做煽情文章，更不是讓自己的寶貴文字淪為矯揉造作的感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