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三個禮拜以前,有個法國出版商叫菲利浦先生來北京。我問他,你們法國有網絡文學嗎?他就問什么是網絡文學,翻譯費了好大的勁把這個意思傳達給他。他說沒有,有跟讀者互動的寫作方式,但是沒有像中國這樣的網絡寫手群和網絡文學讀者。還有去年跟奧地利的作家一起聊天時我也問過這個問題,答案也是否定的。為什么中國的網絡文學這么發達?好像很難說清楚。
我們為何讀那些幾十年前、幾百年前甚至是幾千年前的文學經典?這是個偽命題。卡爾維諾在《為什么讀經典》中說:“經典作品是一些產生某種特殊影響的書,它們要么自己以遺忘的方式給我們的想象力打下印記,要么喬裝成個人或集體的無意識隱藏在深層記憶中。”前年讀上海學者王曉明先生的文章《這樣的人多了,社會壞不到哪里去》,感慨良多。作者用了大量精力做了一項閱讀方面的調查,發現印度、韓國、日本、印度尼西亞等國家讀文學系的本科生,讀書量都比中國的學生多。因此他憧憬,在未來,“即便畢業了,跨出校門了,他依然會逛書店,會在床頭留一個放書的小空間,會不斷地和愛人、朋友說:最近有這么一本書……他會在好書的陪伴下,繼續努力做一個在人格和精神上都自主的人。我還是相信那句老話,這樣的人多了,社會壞不到哪里去。”說實話,讀到這里時,感到微微的悲涼。
在當代中國,為什么翻閱文學經典的人越來越少?原因簡單又粗暴:閱讀文學經典不可能在短時期內得到回報。這是個大部分人以功利主義為人生準則的國度,閱讀文學經典既不能幫他們取得更高學位,也不能幫他們得到更高職位或更多金錢,所以說,懶得讀經典,毋寧說是實用主義哲學的勝利。其次,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這個娛樂至死的時代,媒體鋪天蓋地,廣告無孔不入,人們關注更多的是哪個明星結婚了又離婚了,哪個明星偷情被抓了現行,雖然我們像是活在視覺污染的垃圾場里,但我們又樂在其中且不能自拔。用王曉明先生的話講,就是資本、技術緊密勾結,在不知不覺中似乎要將人類的整個信息生活都套進其中。我們全然忘記,文學經典潛移默化的影響力,從功利主義角度來講,何嘗不是對人生最寶貴最詩意的長遠投資?
作為一個業余作家和資深美劇迷,我發現了個頗為值得玩味的現象:在諸多擁有高收視率的美劇中,主人公們都會不經意間滔滔不絕地談到經典文學。《末日孤艦》里,科學家吃飯閑聊時的話題是馬克·吐溫;《絕命毒師》里老白在另外一個制毒師的推薦下在躺椅上讀惠特曼的《草葉集》;《犯罪心理》中提到的哲學家、文學家有幾百人,包括荷馬、卡夫卡、榮格、鮑勃·迪倫、尼采、莎士比亞、田納西·威廉姆斯、安德烈·莫洛亞……相反,我們在國產電視劇或商業電影里,則很少看到類似的生活場景。
這是個微妙的對比。在我看來,這不是個體編劇間的表層差別,而是民族與民族對文學經典認識的本質差別。“文革”后,我們一直沒有培養起公民良好的閱讀習慣和文學審美趣味。在我們的大部分影視文化里,更多展現的是一個熱氣騰騰、金碧輝煌的物欲世界,是這個時代最表層最浮光掠影也最丑陋的縮影。由于缺乏經典文化的支撐和指引,這些影視劇顯得如此膚淺可笑,我相信那些編劇大概連《紅樓夢》都不曾讀完過。而那些編劇也可能未曾察覺,經典文學對蕪雜人性的探索呈現永遠不會過時。莎士比亞戲劇里丑惡的陰謀詭計依然在《紙牌屋》里續演;《包法利夫人》中愛瑪的悲劇依然在當下有著不同階層的翻版;我們甚至可以用《金瓶梅》里的淫靡世界來圖解當代中國最微妙最隱晦的欲望……奧地利思想家貝塔朗菲闡述藝術、詩、歷史等人文現象時曾經說:“它們不是短期的、有用的價值,而正是自身的目標……當人這種可憐的生物帶著動物的本能,在數千種壓力下,在復雜的社會中疲于奔命時——能超越動物的也僅僅是這一無用性,這構成了人類的本質……”貝塔朗菲所說的人的本質,已然被國人漠視、摒棄。
這才是真正的悲哀。當人們遠離經典而不自覺時,他們的內心會越來越粗糙,并對這個多維世界保持著一份可恥的沉默,同時他們對自身的社會屬性和社會正義缺乏必要的、完整的、切入肌膚的認知與反思。其實許多當代歐美國家都異常重視全民閱讀。我們已知的事實是:早在1997年,美國政府就掀起了“閱讀挑戰行動”,當時的總統克林頓親自作了《美國閱讀挑戰行動報告》。2001年,布什政府發布了《不讓一個孩子落后》的教育改革議案,指出“美國存在兩個民族:一個能閱讀,另一個不能”。日本參眾兩院通過決議將2000年確定為“學生讀書年”,2001年制定了《關于推進中小學生讀書活動的法律》。在德國,歷任總統都擔任過“國民閱讀促進委員會”的主席,其國民每4人中就有1人藏書200至500本,超過40%的德國家庭擁有“家庭圖書館”。俄羅斯則通過舉辦各種活動、制定各類文件、出臺多種措施來促進民眾閱讀。而在我們這個號稱有著5000年古老文明的國度,2013年“兩會”期間,115位政協委員聯名簽署《關于制定實施國家全民閱讀戰略的提案》,建議政府立法保障閱讀、設立專門機構推動閱讀時,在網上遭到了不少民眾甚至是知識分子的譏諷嘲笑。這頗耐人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