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為什么需要文學？

——青年作家張楚、王威廉、林培源與清華學子談文學

http://www.fxjt168.com 2016年05月19日09:25 來源：中國作家網

　　5月13日晚，清華大學建筑館王澤生廳，三位青年作家，幾百位清華學子，一場關于文學的對話……這是由清華大學的建53素拓、好讀書協會、素拓中心聯合組織的“今天，我們為什么需要文學”主題活動，整個活動的策劃組織由學生獨立完成。

　　參加活動的學生絕大多數是理工科專業，他們為什么需要文學？選擇文學？無關學業，無關職業，只因為文學是一個人源自心靈、源自生命的需要。

　　為什么選擇寫作——

　　王威廉：如果不能表達自己，生命就沒著沒落

　　我曾經是一個理科生，因此來到清華做活動，深感親切和振奮。從理轉文，這便是我最初的故事。

　　上學的時候，我的作文一直寫得很好，我想張楚兄跟培源肯定也是，作家這種最基本的語言才華，很早就會顯現出來。年少無知的我就覺得寫作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事情。當時我也知道很多大科學家都寫作，像愛因斯坦的文章寫的非常好，還有像物理學家狄拉克還是詩人，所以我覺得我會成為一名物理學家，寫詩、寫文章是業余就可以完成的事情。但是，理想在現實當中遇到了很大的挫折。我們知道，其實到了今天，知識、學科的分工越來越細，我們一個人實際上在某一個學科的某一個專業的某一個方向，都極有可能耗盡一生，而且即便如此，你也很難取得多大的成就。

　　所以，我就開始重新堅定我的文學理想。我發現如果我不能去表達自己，一門心思去探討外太空，去探索天體物理，好像我的生命和生活就失去了血肉聯 系，我覺得我活著沒有著落了。我不知道在座的建筑學院的同學們是不是這樣子。當然，建筑是理科中的文科，是具有藝術性的科學。建筑對我的寫作也是影響蠻大的，我的父親曾經學過建筑，他的理想是成為一名建筑師，他為此奮斗了很多年，但命運的安排，讓他去了銀行工作，他考上了經濟師；過了若干年，他又考上了律師，又在律師界混跡多年。也就是說，他一生的軌跡，好像是有點隨著時代的波濤洶涌起伏的樣子。所以，我在我父親的眼里是一個不太成氣的孩子，我居然放棄了有大好前程的學科，選擇了文學這條華山小道作為自己的職業，他是很替我捏把汗的。當然，現在他也理解了我。話說回大學時代，我從一個物理學系的新生，打算轉系。那時候轉系是很困難的，所以當時我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準備，大不了退學或者是肄業算了，因為韓寒他們那個時候已經出名了，韓寒跟我是同齡人，我們都是1982年出生的人。他一個肄業的高中生都能當作家，我一個肄業的大學生為什么不行？當然，我和他們寫的文字完全是兩碼事，他們已經向娛樂業大步邁進。祝福他們。

　　當然，很幸運的是，我轉系成功了，我到了人類學系。這是一個視野非常開闊的大學科，對我日后的寫作有著難以估量的影響。

　　我們現在為什么需要文學？說的好像有點悲壯。好像所有人都轉向影視了，我們還在堅守。我覺得不是這樣的，我覺得我們的堅守并不悲壯，就像是聆聽來自內心深處的歷史低音。其實清華大學也是這樣，清華是有著非常悠久人文傳統的學校，太多的人文大家在這里留下了印跡，曹禺的《雷雨》就是在你們的圖書館寫的。由于各種原因，清華的文科傳統一度中斷，但現在恢復了之后，我感覺某種靈動的東西又回來了，這就像是我們作家和文學之間的關系。文學是不息的河流，我們是其中的水流，總需要源源不斷地接續上去。

　　張楚：一邊擦燈管一邊想筆名

　　我記得小時候還是挺怕寫作文的。四年級學了一篇課文叫《魯迅踢“鬼”的故事》，老師讓寫一篇破除封建迷信的文章。我也不知道怎么寫，回家后問我媽。我媽說作文就是寫你經歷的事，你前幾天不是跟你弟弟去看電影嗎？我就想起來，我跟弟弟走了很多的山路去村里看《武當》，回來時發現山溝里面有黑糊糊的東西在動，我倆特別害怕，以為是鬼，不敢從那兒走，后來有個解放軍叔叔拿手電筒一照，原來是部隊里養的豬跑出來了。我媽說你就把這個寫了。作文交上去之后被老師當范文朗讀。心里美滋滋的，覺得寫作不是那么難的事情。五年級寫《我的理想》，我的同桌是一只眼睛單眼皮、一只眼睛雙眼皮的小女孩，她寫的很認真，我一看她說長大了要當一個解放軍女戰士，手持鋼槍頭戴鋼盔在南海巡邏。我寫的是當一個作家，描繪祖國的大好河山。也許，從小時候有朦朧的隱約的理想了吧。

　　初中的時候這種理想就更加堅定了。那時候打掃衛生，我是衛生委員，工作是擦燈管，長的燈管，桌子上面放個凳子才能夠得著。一邊擦一邊給自己想筆名，雁南飛什么的，類似于武俠小說里三流俠客的名字。

　　到高中的時候上文科，大學學的財務會計。但是那個時候還覺得興趣不在財稅金融上，自己偷著在日記本上寫小說，寫了之后就抄在稿紙上郵給《收獲》，還附了封很誠摯的信，說每次在圖書館看到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納和魯迅的頭像，就很激動，我也想成為他們那樣的作家。那時特別幼稚，過了一個月就想，為什么還不給發表啊？過了三個月收到封退稿信。那個時候我的筆名叫蕭三郎，編輯說蕭三郎同學，如果你想成為魯迅他們那樣的作家，你要多讀多寫，這是唯一的途徑。

　　畢業后到稅務局工作，我那時候沒有女朋友，在單位經常替老同志們值班。大夏天光著膀子，穿著褲衩開著電風扇寫小說，寫完就投稿，被退后再投，再投再被退……我是從1995年開始寫，到2001年才發表了第一篇小說。我覺得特別漫長，但我是一個耐性特別好的人，有種打不死的皮耗子精神。我常常安慰自己，你還是有點天賦的，他們沒發現而已。就這樣一直寫了20多年。稅務局的工作還是挺讓我留戀的。一開始在稅政征管科，管縣城里所有的加油機鉗封，后來到辦公室寫材料，再后來到黨委辦公室，負責發展黨員收黨費，搞黨的群眾教育路線。去年4月份離開的，到現在正好一年多。如今自己過了不惑之年，如果說以前對這個世界還有迷茫，那么現在已經很清晰，未來應該是什么樣子，心里有一個隱約的圖景。我現在是專業作家了，工作從收黨費變成了寫字，這個跨度還是比較大的。我想最重要的，是怎么克服專業性寫作的疲憊，對這個時代始終保持著新鮮感，讓文字里的荷爾蒙氣息不要寡淡，然后把對這個世界的認識緩慢地寫入到小說里。

　　林培源：如果不能寫作也能不閱讀，我會瘋了

　　我的生活經歷特別簡單，好幾年前別人問起我，有的時候別人聽說你是寫小說，會把你定位為一個作家，但我都一直不敢承認自己是一個作家，我跟別人講我只是一個學生，雖然我已經出版了自己的作品，但我覺得它們太稚嫩了，二十幾歲寫的東西，在我看來還是一個練筆的作品。在這個過程當中，也很多痛苦的掙扎，特別現在到了這個年齡——我是1987年的，明年就30周歲了。

　　我跟同齡人之間有一個很大的落差，這個落差不是在文學成就上的落差，而是在其他方面。我很多同學現在都結婚了，有老婆有小孩有家庭，我老家是在潮汕地區，一個相對傳統和保守的地方，我在我的家族算是個異類，我們家族，我老爸三兄弟，我還有一個姑姑，孩子這一輩里就我一個男丁，我們潮汕地區很注重傳統家族倫理和宗親關系，我家就一個男孩子，雖說讀書一直讀到了博士，但是鄉里鄉親對你的期待并不是在讀書這方面，他們希望你考公務員，希望你進公司，賺很多的錢，或者走上仕途當官。普通家庭對孩子的期待大概是這樣。但我不一樣，我走了另外一條路，跟他們的期待沒有多大關系。這么些年過來了，我非常感激我的父母，他們沒有強迫我去做我不喜歡的事，他們尊重我的選擇，包括我對寫作的熱愛。

　　我2013年寫過一篇短篇小說，那個時候我在廣州讀研，那篇小說叫《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肖像》，題目套用了愛爾蘭偉大的作家喬伊斯那本《青年藝術家的肖像》。我寫這個小說的時候，并沒有看過喬伊斯的作品，但是這篇小說，相當于我個人的精神自傳，它收錄在我2013年出版的短篇集《第三條河岸》中。當時我把這部小說集寄給高中一個語文老師。我高中的時候是我們學校秦牧文學社的社長。我寫小說受這位老師很多的鼓勵，比方我寫潮汕地區的風土人情，寫我們那個地方小鎮發生的故事，當初就是受到這位老師的啟發和點撥。他看了我寫的《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肖像》，我記得晚上大概十一二點，他讀完了特別激動，給我打電話，說我高中的時候——大家都從高考走過來的，都知道高中課業壓力特別大——他看我沉迷寫作，怕影響了學業，想勸我把寫作放一放，勸我不要太沉浸于小說，但是他看了我這篇類似自傳的小說后，他說幸好當時沒有攔住我。2007年，我參加新作文大賽拿了一等獎，2008年又得了一等獎，當時挺天真的，覺得拿了兩屆冠軍，對自己出書有一定幫助。然而事實并非如此。我第一次參加新概念，那時還有加分的制度。2007年高考改革，我差一分上一本線，如果我上了一本線就能加二十分，那樣我就會成為王威廉的師弟了，在中山大學。我本科是在深圳大學讀的，我在深大過得也挺好的，寫作得到了很多老師跟同學的鼓勵。加上學習成績不錯，后來才保送到暨南大學讀研。這樣一步步走過來，這個過程當中，我一開始是很模糊的狀態，不明確自己到底走不走寫作這條路，但是慢慢的，寫作跟我的生命融合在一起了。你發現你的生活離不開它。我有時候跟別人開玩笑，說如果把我關在一間屋子里，不讓我寫作可以，但是不讓我閱讀我會發瘋的。每個人閱讀的歷史都要比他寫作的歷史長一些。我不寫作的時候，大部分時間是在閱讀，包括現在讀學術類書籍也好，小說類的也好，真正能讓我沉浸下來的就只有文字了。

　　故鄉——文學的復雜背景

　　張楚：掙扎在小縣城里，既絕望又幸福

　　一個寫作者肯定跟他的故鄉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甚至是那種血肉的關系。寫作是一個幻想的事情，但它畢竟還有基于現實的一部分，那么這個現實的一部分，應該就是你生活的這塊土地給予你的各種靈感。我的小說縣城題材的比較多。中國的縣城基本上都是一個面孔，高樓大廈，路很寬，人們開著好車跑來跑去，都是一個翻版，都處于那種農業文明逐漸被工業文明替代的階段。

　　我從小學四年級就一直都生活在縣城里面，直到現在，我兒子都上初二了。縣城就像一張網一樣，特別小，經緯交織密密麻麻，然后有各種昆蟲被粘在上面掙扎，為了錢也好，為了女人也好，為了權力也好，他們都在掙扎，誰也掙不破。我覺得自己可能也是網里面的小昆蟲，在里面想象著自己的所謂的理想和生活。說實話，你在網里面待的時間長了，就會有一種慣性的幸福感，這個也是很奇怪的。

　　所以我有時候也會反思一下，我是不是應該到大一點的地方去待一段時間。雖然現在有網絡，一打開什么都知道，但是我覺得那種內心的體驗，就是真實的現場感體驗還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后來想了想，這把年歲了還跑到哪去，還是在網里面老老實實待著吧，反正就這樣，人生這么短暫，好的壞的已經過去一半了，還是珍惜自己在網里的幸福感吧。

　　王威廉：我體驗到自身無“家”可歸

　　法國作家加繆說過一句話非常好，人活著最重要的不是活得好，而是活得多。多比好更充實更豐富，文學就是讓我們活得多的事業。

　　我自己的生命歷程，要從祖父講起了。祖父是國民黨，在各處抗日，抗日戰爭結束后，又去延安參加了紅色革命，后來被分配到青海省剿匪，他是青海解放的前驅者之一。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他抗日時期參加國民黨的事情重新被提了出來，被誣為“歷史反革命”。文革后，整個家庭隨祖父遷徙到青海省復職工作。我便出生在青海省海晏縣，那是什么地方呢？大家肯定知道一首很有名的歌：《在那遙遠的地方》，那就是西部歌王王洛賓先生在海晏縣的金銀灘草原上寫的。初中的時候，因為父母工作調動，去了一個更加西部的地方：德令哈市。海子在德令哈寫過一首詩叫《姐姐》，他說“今夜只想關心姐姐，不想關心人類”。據說那個“姐姐”就是德令哈人。后來，我還回到陜西短暫地讀過書。我的夢想和諸位一樣，是考上清華大學，但我沒有諸位幸運，我的分數不夠，只好去了中山大學，到了廣州。廣東是中國當代移民最多的地方，在這里，我才真正的開始了自己的文學寫作。

　　當年讓我最痛苦的，是坐火車這件事。假如從青海德令哈坐火車到珠海(當時前兩年要在珠海校區上課)，你們可以看看地圖。要坐50多個小時的火車，快坐瘋了，坐過的火車里程，可以繞著地球跑幾圈。

　　我在本科的階段開始寫作，這時候就涉及到故鄉的問題了。剛才楚兄說了，他一直是待在同一個縣城，他對這個縣城太了解了，而我是一個沒有故鄉的人，哪里都是我的故鄉，哪里又都不是我的故鄉。我在廣州待了16年，可算是我此刻生命的一半了。雖然我很熱愛這個城市，可我也很難融入這個城市。我們知道廣州有一個最厲害的屏障，就是它的語言，粵語。我現在會聽，但是我不會說。作為一個北方人在那個地方，還總是顯得格格不入。所以我寫了一個小說叫《父親的報復》，這里面虛構了一個父親的形象，父親很早很早就來到廣州發展，他一直想融入廣州，把自己變成地地道道的廣州人，但他一直是失敗的。廣州跟北京一樣，遭遇到了歷史有史以來最大的拆遷運動，廣州的小巷子都沒有了，父親突然成為了廣州老建筑的保護人這樣的角色，他覺得自己比所有的廣州人都更愛廣州，最終，他以精神抗爭的方式贏得自己的尊嚴與身份。

　　但是鄉關何處？一個人在面對天地的時候，只剩下渺小的自己。

　　我第一次去西藏的時候，路過青海的一個鹽湖，叫察爾汗鹽湖，那是中國最大的鹽湖，里邊蘊藏的鹽可供人類吃上百年。高原鹽湖，就是古代的海水在高原隆起之后形成的湖泊，在強烈的陽光蒸發下，只剩下淺淺的一層鹵水。我第一次看到鹽湖非常興奮，水是綠色的，水邊是白色的鹽，你踩在上面像踩在雪地上，但那是鹽，非常神奇、非常美麗，但是格外荒涼。鹽湖附近是寸草不生的，沒有一點綠色。在那個地方特別想寫一篇小說來表達我對生命的認識，然后我就構思了《聽鹽生長的聲音》這篇小說。我用第一人稱來寫，寫“我”去到鹽湖看到了什么，但寫到一半我寫不下去了，我作為游客的身份融入不了這里。

　　這個小說放了半年，半年后，我突然有了靈感，小說中的“我”不再是外在觀光者的身份，而是在當地生活工作的一個人。在當地有鉀肥廠，“我”就是鉀肥廠的一個工人，“我”在審視“我”的生活，這樣整個小說的空間就打開了。文學為什么這么必要？就是讓我們可以去理解你不熟悉的、或者說外在于你的另外一種生活，文學就是在我和你或者你和他之間搭建一道想象力的橋梁。讓我們能夠理解彼此，我覺得這點是非常重要的。我們這個時代經常有各種各樣的外力，試圖碾碎我們之間的聯系，如果人的心靈不夠強大，他就會早早失去自己的信念和信仰。

　　中國從《詩經》《離騷》開始，有一個非常漫長的、悠久的文學傳統。自古以來，可以說某種程度上，文學就是我們的信仰，它是一種對人、對活著、對存在本身的信念。尤其在我們今天這樣的時代，在這樣的網絡時代，維護這種信念格外重要。網絡其實是讓我們更加遠離了彼此，而不是接近了彼此。因為網絡看似是一個非常平面化的結構，但是它并沒有讓我們達到平等。我們知道為什么“大V”說話有人聽，而我們說話沒人聽，就是因為網絡的話語權更加顯著。所以文學就是給我們這種弱小的個體以強大的精神力量，讓我們能保持一個完整的自我，來對抗這個時代對我們的擠壓。

　　所以，我最終無法把精神寄放在某個穩固的土地文化上，只能在大地上漫游，成了一個無“家”可歸的人。《聽鹽生長的聲音》這本書的后記，我起名叫《沒有故事的人》，其實并不是我自己沒有故事，而是我覺得這個時代沒有故事，這個時代的個人沒有獨屬于自己的故事。這個時代生產傳奇，我們每天打開微信，打開新聞都是各種奇奇怪怪的東西，但那真的不是文學，文學是我們作家用自己精神的力量，對生活的闡述以及和解。

　　謝謝大家。

　　談網絡與文學——

　　林培源：文學培養我們與自己獨處的能力

　　剛剛威廉兄說到的《聽鹽生長的聲音》是一個非常棒的小說，我想起法蘭克福學派瓦爾特·本雅明的文章《講故事的人》，以及希利斯·米勒廣為人知的小冊子《文學死了嗎？》。他談的也是文學消失的危機感，他認為新聞媒體的傳播慢慢擠占了原本文學所能承擔的功能。在快餐文化的時代，我們也看到了文學被邊緣化被擠壓的狀態。

　　現在我們很多人對文學信息的獲得，其實都是通過微信，這是一種非常碎片化的閱讀狀態。很多人會說，我太忙了，根本沒有時間靜靜地坐下來讀一本書。碎片化的同時也是一種同質化的傾向，它會把我們每個人的生活經驗，每個人的生命體驗同化掉了。我們每天接收的信息都差不多。我們三個是同行，都是作家，我們寫作，很有可能在某個階段在讀同一本書。可能過幾天楚哥還有威廉兄，也會讀我現在正在讀的書。我們接受的文學營養，其實也有同質化的傾向。這個東西特別可怕。所以有時候我覺得，寫作也好，閱讀也好，其實是在培養一個人跟自己獨處的能力。我們很多人怕孤獨，怕沒有人陪伴，是因為我們缺乏強大的精神支撐，我們不懂得和自己獨處。一個寫作的人獨處的能力應該是強大的，因為寫作的時候，沒有人可以幫你，沒有人能夠指導你，告訴你這個句子怎么寫，那個詞要怎么用，寫作完全是孤軍奮戰的過程。當然寫作也有興奮的一面，你會發現自己背后站著一個深厚的文學傳統，文學大師們還有你同時期一起寫作的人，他們形成了一個精神的共同體；你會覺得，我在這個環境里面，有一種安全感，同時，這也是你跟自己相處，和自己較勁的一個比較痛苦的過程。

　　說到這個我想再引入下一個話題：現在很多作家出道的方式很不一樣，他們并不像我們從事純文學寫作，有的通過網絡，寫心靈雞湯跟勵志故事，他們對文字的利用方式跟很多嚴肅寫作者很不一樣。接下來我們來談，在當下的閱讀環境中，我們的寫作應該堅守些什么，我們應該如何處理個體和時代的關系？

　　這個問題我們請威廉兄來談一下，我看他現在一副思想者的姿勢。

　　王威廉：雖然不知道他們在寫什么，以及怎么寫出來的，但網絡文學不可或缺

　　其實我對網絡文學很不熟悉。因為我自己真的沒有寫過網絡文學。就我自己來說的話，我并沒有覺得自己在堅守什么，因為說真的，我看到網絡作家一年一千多萬的收入，我沒有眼紅，我沒有嫉妒。因為我覺得他們的付出也是蠻大的，他們一天要寫一萬多字，我不知道是怎么寫出來的，我寫一萬字的短篇小說也要一個禮拜的時間，他們一天就要寫一萬多字，而長篇小說他們可以寫到幾千萬字……我問過一些朋友，他們喜歡網絡小說，我說你真的全部看了嗎？他說當然不可能，他們就是說隨便刷刷，等車買菜無聊的時候拿出手機來刷一刷，并不特別在意他寫了什么，寫的好不好。讀者對網絡作家的要求很奇怪：你必須每天都寫，我不管你寫了什么，反正我要看到新鮮的。這讓網絡作家很痛苦，必須每天都要更新，要日更萬字。

　　但其實我不太理解，一本書寫出來放在那兒，你什么時候想看就看不挺好的嗎，為什么要每天等米下鍋一樣，等他吐出來一點東西看一看？也許，他們就想保持一種跟作者同步的狀態，我想這是不是也是讓他們不那么孤獨的一個原因吧。類似我們有時候追連續劇，覺得有個事可以做，有個牽掛。

　　從這個角度來說，其實網絡文學跟我們所寫的文學是兩碼事，是兩種傳統。在世界文學史上都有兩種這樣的傳統，一個是通俗文學的傳統，像西方有很多的作家，像恐怖小說、偵探小說，那種東西非常好看；但是有另外一個傳統，就是所謂的純文學傳統，像托爾斯泰、福樓拜。我覺得兩者都不可或缺。

　　對于今天的中國人來說，可能這是一個文學非常繁榮和發達的時代，這真的是一件好事情，我覺得你閱讀總比你不閱讀強。

　　張楚：我們對純文學的拋棄太快太徹底

　　大概是三個禮拜以前，有個法國出版商叫菲利浦先生來北京。我問他，你們法國有網絡文學嗎？他就問什么是網絡文學，翻譯費了好大的勁把這個意思傳達給他。他說沒有，有跟讀者互動的寫作方式，但是沒有像中國這樣的網絡寫手群和網絡文學讀者。還有去年跟奧地利的作家一起聊天時我也問過這個問題，答案也是否定的。為什么中國的網絡文學這么發達？好像很難說清楚。

　　我們為何讀那些幾十年前、幾百年前甚至是幾千年前的文學經典？這是個偽命題。卡爾維諾在《為什么讀經典》中說：“經典作品是一些產生某種特殊影響的書，它們要么自己以遺忘的方式給我們的想象力打下印記，要么喬裝成個人或集體的無意識隱藏在深層記憶中。”前年讀上海學者王曉明先生的文章《這樣的人多了，社會壞不到哪里去》，感慨良多。作者用了大量精力做了一項閱讀方面的調查，發現印度、韓國、日本、印度尼西亞等國家讀文學系的本科生，讀書量都比中國的學生多。因此他憧憬，在未來，“即便畢業了，跨出校門了，他依然會逛書店，會在床頭留一個放書的小空間，會不斷地和愛人、朋友說：最近有這么一本書……他會在好書的陪伴下，繼續努力做一個在人格和精神上都自主的人。我還是相信那句老話，這樣的人多了，社會壞不到哪里去。”說實話，讀到這里時，感到微微的悲涼。

　　在當代中國，為什么翻閱文學經典的人越來越少？原因簡單又粗暴：閱讀文學經典不可能在短時期內得到回報。這是個大部分人以功利主義為人生準則的國度，閱讀文學經典既不能幫他們取得更高學位，也不能幫他們得到更高職位或更多金錢，所以說，懶得讀經典，毋寧說是實用主義哲學的勝利。其次，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這個娛樂至死的時代，媒體鋪天蓋地，廣告無孔不入，人們關注更多的是哪個明星結婚了又離婚了，哪個明星偷情被抓了現行，雖然我們像是活在視覺污染的垃圾場里，但我們又樂在其中且不能自拔。用王曉明先生的話講，就是資本、技術緊密勾結，在不知不覺中似乎要將人類的整個信息生活都套進其中。我們全然忘記，文學經典潛移默化的影響力，從功利主義角度來講，何嘗不是對人生最寶貴最詩意的長遠投資？

　　作為一個業余作家和資深美劇迷，我發現了個頗為值得玩味的現象：在諸多擁有高收視率的美劇中，主人公們都會不經意間滔滔不絕地談到經典文學。《末日孤艦》里，科學家吃飯閑聊時的話題是馬克·吐溫；《絕命毒師》里老白在另外一個制毒師的推薦下在躺椅上讀惠特曼的《草葉集》；《犯罪心理》中提到的哲學家、文學家有幾百人，包括荷馬、卡夫卡、榮格、鮑勃·迪倫、尼采、莎士比亞、田納西·威廉姆斯、安德烈·莫洛亞……相反，我們在國產電視劇或商業電影里，則很少看到類似的生活場景。

　　這是個微妙的對比。在我看來，這不是個體編劇間的表層差別，而是民族與民族對文學經典認識的本質差別。“文革”后，我們一直沒有培養起公民良好的閱讀習慣和文學審美趣味。在我們的大部分影視文化里，更多展現的是一個熱氣騰騰、金碧輝煌的物欲世界，是這個時代最表層最浮光掠影也最丑陋的縮影。由于缺乏經典文化的支撐和指引，這些影視劇顯得如此膚淺可笑，我相信那些編劇大概連《紅樓夢》都不曾讀完過。而那些編劇也可能未曾察覺，經典文學對蕪雜人性的探索呈現永遠不會過時。莎士比亞戲劇里丑惡的陰謀詭計依然在《紙牌屋》里續演；《包法利夫人》中愛瑪的悲劇依然在當下有著不同階層的翻版；我們甚至可以用《金瓶梅》里的淫靡世界來圖解當代中國最微妙最隱晦的欲望……奧地利思想家貝塔朗菲闡述藝術、詩、歷史等人文現象時曾經說：“它們不是短期的、有用的價值，而正是自身的目標……當人這種可憐的生物帶著動物的本能，在數千種壓力下，在復雜的社會中疲于奔命時——能超越動物的也僅僅是這一無用性，這構成了人類的本質……”貝塔朗菲所說的人的本質，已然被國人漠視、摒棄。

　　這才是真正的悲哀。當人們遠離經典而不自覺時，他們的內心會越來越粗糙，并對這個多維世界保持著一份可恥的沉默，同時他們對自身的社會屬性和社會正義缺乏必要的、完整的、切入肌膚的認知與反思。其實許多當代歐美國家都異常重視全民閱讀。我們已知的事實是：早在1997年，美國政府就掀起了“閱讀挑戰行動”，當時的總統克林頓親自作了《美國閱讀挑戰行動報告》。2001年，布什政府發布了《不讓一個孩子落后》的教育改革議案，指出“美國存在兩個民族：一個能閱讀，另一個不能”。日本參眾兩院通過決議將2000年確定為“學生讀書年”，2001年制定了《關于推進中小學生讀書活動的法律》。在德國，歷任總統都擔任過“國民閱讀促進委員會”的主席，其國民每4人中就有1人藏書200至500本，超過40%的德國家庭擁有“家庭圖書館”。俄羅斯則通過舉辦各種活動、制定各類文件、出臺多種措施來促進民眾閱讀。而在我們這個號稱有著5000年古老文明的國度，2013年“兩會”期間，115位政協委員聯名簽署《關于制定實施國家全民閱讀戰略的提案》，建議政府立法保障閱讀、設立專門機構推動閱讀時，在網上遭到了不少民眾甚至是知識分子的譏諷嘲笑。這頗耐人尋味。

　　談寫作習慣——

　　林培源：寫得慢，有文字潔癖

　　剛才我們談到，網絡作家一天一萬字，每天都有固定的量的要求，不然讀者沒得追下去。我有時一天對著電腦兩三個鐘頭，寫個六七百字，或者一千字，再多就寫不下去了，再寫下去怎么看都會覺得別扭。去年4月份我考完博士之后，開始寫新的長篇，到今年4月份才寫完，將近14萬字。我每次寫的字數都特別少，不過會保持寫作的那種慣性。每次開始寫，我都會把前面寫下的文字重讀一遍。我有文字潔癖，當我覺得哪個字或者詞別扭，一定要把它梳理到看著很順眼再寫下去。海明威對寫作有一個訣竅，他說他會在知道明天要寫什么的時候停下來，明天接著昨天的地方繼續往下寫。他有這樣的一個習慣。

　　剛剛威廉兄也講到，我們寫一個短篇小說，可能八千多字或者將近一萬字的篇幅，快的話一個星期寫完，慢的話半個月一個月才能寫完。這個是純文學創作和網絡寫作或者其他短平快的寫作之間很重要的區別，它更看重文字的質感，質感這個東西反饋到讀者那里，是可以起到相同效果的：你寫得慢，在這個過程中，你的讀者讀的時候，會發現你的文字耐讀，他會咀嚼很多遍，然后慢慢地把你的作品讀完。我寫作的時候不抽煙，也沒有其他奇怪的癖好。我基本保持一種相對規律的生活，像村上春樹一樣，他喜歡跑馬拉松，什么時間寫作都有自己的規定。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保持健康的寫作方式，才能讓寫作更健康。

　　張楚：拉好窗簾，關上門，再來支好煙

　　我當公務員當了19年，在單位里不可能寫小說，都是回家之后寫，基本上都是晚上。現在不用坐班了，發現我白天還是不行，往那一坐，陽光太耀眼我就寫不出來，只能把窗簾拉上寫，把門關緊。現在煙癮特別厲害，但在自己的書房里可以肆無忌憚地抽。通常會買好一點的煙，感覺好一點的煙跟好一點的文字更匹配。

　　其實作家介入文字的方式，都需要有一種儀式感。我忘了是哪位作家，特別喜歡爛蘋果的味道，所以他寫作的時候身邊要放很多爛蘋果，爛蘋果有一種酒的發酵的味道，他可能會喜歡那種味道，但是不喜歡喝酒。

　　還有的作家有的喜歡在酒吧里寫，我在酒吧里是一個字也下不下去，覺得太矯情。美國作家卡佛，經典的短篇小說作家，19歲就當父親了，是個藍領工人，家里很窮，沒有桌子專門寫作，他就站著，兒子還抱著他的腿蕩秋千。我曾經想，他為什么寫那么短？就是因為站時間太長了會很累。我不知道威廉你有什么寫作習慣，你談一談吧。

　　王威廉：上班時間偷偷寫

　　我所知道的最奇怪的寫作方式，應該是塞林格的寫作方式，就是《麥田的守望者》的作者，他喜歡赤身裸體光著屁股寫作。

　　我沒有什么特殊的寫作習慣，我是隨時可以進入狀態的。這跟我自己的生活方式有關，我跟楚兄一樣，我們都是很早出來工作的人，大學畢業后我先是在一家學術刊物工作，那是一個雙月刊，會有很多時間來寫作，但當時染上了愛看電影的惡習，每天都看到很晚，白天上班的時候，有同事在不能看電影，所以便寫作。后來又調去了出版社，一家老牌出版社，它的盈利模式就是靠學校采購教材。我做的書大都是自費書，經常遇見一些品質很差的書，你會對人類文明產生絕望的。天天跟這些書打交道，我肯定會瘋掉。我干脆就寫我的東西，等到發稿的前一天，才迅速掃描一遍。那些低水平的自費書是不會在市面上流通的，都會堆積在作者的家里孤芳自賞，所以我放心大膽不去看這些書，養成了在工作時候寫作的習慣。(當然，有高質量的好書我會認真對待。)我覺得在單位，尤其在領導的監視之下，努力寫小說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領導會覺得你非常敬業，每天在電腦前忙碌，一副兢兢業業的樣子。在單位寫作還有一個額外的好處：會得到許多靈感。晚上在家里寫作太安靜了，思維只是沉浸在自己的思緒里面，但在開放性的環境下寫作，我正要寫一個人的模樣的時候，正好出現了一個人，正好給我以參考。再比如，當時單位要打卡，有些人指紋淺打不了卡，我就想，假如一個人沒有指紋怎么辦？《沒有指紋的人》就此產生。從日常生活中得到的靈感，讓小說能觸摸到 世界的真實質地。

　　小說《沒有指紋的人》告訴我們，現代生活對我們的控制是從科技開始的，是從清華大學的研發開始的(笑)，它試圖控制我們每一個人。但是，總有一些例外的情況，現代的技術體制就會消除例外。你沒有指紋，你不能被同化，你就要被消滅，這是特別可怕和可悲的事情。我很高興是在上班的時候，把這個深刻的發現寫進了小說里。

　　這就是我的寫作習慣，上班寫作，下班看電影。謝謝大家。

　　對話——

　　作家如何修煉語言？

　　如何在寫作中處理與真實自我的關系？

　　如何面對誤解與誘惑？

　　主持人(修新羽)：現在聽完了三位作家精彩的分享，現場的同學有沒有什么特別想提問的？

　　問：其實我不太同意林培源師兄的觀點，就是把網絡文學從文學中分離出來，我們都開始利用網絡來閱讀，為什么作家就不能利用網絡來發表文章呢？我覺得網絡文學哪怕他寫得多，寫得快，也不代表他不用心，看一個作品的好壞和讀者如何去看待這部作品，要看這個作者在這部作品當中用了多少心思，想當年陸游現在留下來的詩作有9300多首，加上沒有遺存的有一萬多首，在30年的時間里，他每天必須有一首詩，大家還是很崇敬他。我自己蠻喜歡張嘉嘉的《從你的世界路過》，這個故事可能不真實，但是有些人跟我們一樣活著。

　　林培源：你講得特別好，我也沒有絕對地說，把網絡文學跟文學分離，其實我對網絡文學或者說對那種很浮躁的，不講究文學性的文字，我可能會對它們有偏見，這是我自己的一些看法。現在有些人，我可能更批判的是那種完全為了讀者而寫作的文字，就是說為了一些噱頭，為了吸引讀者的關注，他們會寫些比較膚淺的，甚至說色情的狗血的文字，用這些東西去吸引讀者眼球。我不贊同的是這么一種態度，也許他很用心地去架構故事情節，但是這種精心的背后為了討好讀者，把讀者網羅到他麾下。我覺得真正的寫作者應該為筆下的文字負責，應該在你寫作品中，注入比較純凈的東西，這個是我的一些偏見，請允許一個寫作者有偏見，謝謝。

　　主持人：我覺得林師兄回答的非常好，我也想補充一兩句，與其說網絡文學與我們傳統文學，以這種方式來分，那不如說通俗文學跟純文學的界定。不管他是在網絡發表還是傳統紙媒發表，只要這個作家內心有一些堅守的東西，他都是值得尊敬的。下面還有同學提問嗎？

　　問：我想請問一下張楚先生，您是一直在公務員系統工作，我覺得有時候工作和寫作是不是有些聯系？有的時候是一些促進作用，有的時候會有一些矛盾，您是如何解決以全身心投入寫作的？

　　張楚：其實挺痛苦的。我曾經在辦公室當副主任，給領導寫材料，我們都知道那種完全格式化的語言，不帶任何感情色彩的八股文字，其實跟文學語言完全是兩套語系，在兩套語系之間來回轉換還是很痛苦的。我當時就想，一定要把公文寫得很爛，讓他們不再讓我寫為止。但領導每次也都挺滿意的，也不知道為什么。當時我盡量把公文對我的影響減到最小。文學創作的語言是靈動的，要有有想象力，色彩要斑斕，可公文是相反的，它的要求是簡約、通俗、不要任何修飾，更不要談想象力了。像你所說的，當時確實也挺難過。就這樣分裂地生活十九年。去年調到作家協會以后，公務員身份沒有了，但是這個身份對我來講已經沒有任何意義，那種真正的不受拘束的自由的心靈生活才是我想要的。

　　主持人：剛剛我這還收到了現場觀眾的提問，正好張楚老師談論到文字風格不同的問題，他們想問一下各位作家平時是如何鍛煉自己的語言，會進行一些特別的訓練嗎？

　　王威廉：我的經驗是讀詩，我覺得詩歌對寫作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現代詩的閱讀非常重要。因為我們知道詩歌它是語言藝術最高級別的藝術形式，語言的張力，語言的詩性，語言的復雜，在詩歌中才能得到最好的呈現。我在寫小說的時候，有時努力像一個詩人那樣去寫句子。

　　我們現代漢語誕生的時間還很短，從新文化運動到現在，接近一百年。像魯迅這些作家為什么偉大，就因為他們參與了我們現代漢語的誕生過程，他們奠定了我們今天寫作、說話的基本范式。所以說，我們當代的作家也應該承擔起這樣的歷史使命，繼續去拓展漢語的各種可能性，讓我們的語言世界變得更加豐富，實際上也是在拓寬我們的生活世界本身。謝謝。

　　主持人：還有同學想提問嗎？

　　問：因為我是一個學物理學的，是因為平常有時候會有一些對生活或者對他人的關懷，有時候會寫一點東西，但是發現寫出來的東西，其實別人并沒有正確的理解或者說有曲解，會加強你所描述的更深層次的痛苦，不知道你有沒有這種觸動或者怎么排解這種情緒呢？

　　林培源：請坐，其實你講到不被人理解，或者說被誤解的痛苦應該怎么去排解，我可以講一講我自己作為例子。我剛開始寫作，是在高一高二，大概2005年2006年的時候，那時的狀態跟現在完全不一樣。那時處在青春期，感覺每天都有一籮筐的話要傾訴，所以為什么青春文學會憂傷，是因為我們所處的階段，個人的情感，那種傾訴的愿望太強烈了。我們很容易把一些細微的情感放大，然后認為你要傾訴的東西非常重要，很想要用自己的方式把情感傳達出來，但是往往個人私密情感的傳達，在文學的寫作里面，是比較弱勢的。

　　我有個觀點，我認為文學，包括小說寫作，有的時候應該反抒情，就是說不要過度將表層的情感傾瀉出來，往往那種傾瀉出來的情感是淺薄的。你處在一種非常悲痛的狀態，然后將這種悲痛傳達出來，傳達出來之后，別人不一定能夠在你的文字里感受到你悲痛的心情。反而有時候要克制，用一種反抒情的姿態去抒情，像糖衣那樣把文字的內核包裹起來，包裹起來之后，別人慢慢剝掉糖衣，才能嘗到核心的東西。我認為還是要在這方面做些努力，在你的寫作態度上有些轉變，我講得可能有點繞，不知道你滿不滿意，謝謝。

　　問：我想問三位老師，你們在寫作的時候肯定會有心理的不平靜，兩個自我在斗爭。當誘惑來臨的時候，你們是怎么去創作文學，怎么去堅持自己的人生和方向的？謝謝三位老師。

　　張楚：我覺得寫作者會不斷地產生一種強大的沮喪感。你會覺得沒有那么強大的力量和才華把你想表達的東西完美地表達出來。這個時候你會有一種特別焦慮的、失望的心態。我問過同行們，特別自信的作家也有，但是極少，大多數都是在不斷地懷疑自我中去創作。另外我覺得小說里的作者跟作者本人還是有區別的，比如說有些讀者，讀了我的小說之后再見到我，覺得很驚訝。他們說你小說里的人很陰郁，但是你生活中挺陽光的。在稅務局時，我們領導老說，小張出了這么多書也不送我。我笑著說，在你眼里我是一個工作能力挺強、熱心腸的人，等你看完小說之后可能就不想答理我了。直到他離開我們局，我才送了他一本書。寫作者會有多面性，對這個真實世界的姿態跟小說里面構建的那個城邦的姿態是兩回事情。

　　林培源：那我談一下，你說到面對誘惑怎么處理。楚哥講到他自己的狀態，我經常接到很多讀者在微博私信留言，或者給我寫郵件講到：“你為什么老是寫潮汕小鎮的故事，為什么不寫一寫青春校園愛情的題材？”很多讀者有這種需求，可能寫這些題材能給你爭取更多的讀者，給你帶來更大的名聲，或者給你更多物質上的收獲。我自己二十歲上下，剛寫作的時候，也會面對很多的誘惑，美國詩人弗羅斯特《未選擇的路》寫到，他面對兩條路，他選擇了一條，另外一條沒有走。其實當時我也面臨這樣的選擇，我也可以專門去寫青春校園愛情，然后做一個暢銷書作者，單我有另外一條路可以選，就是繼續去寫我理想中的純文學，它要進入一個窄門，要擠破頭走過去，但在我看來，當你擠過了那道窄門，你所走的路就是比較寬的，而另外一條路，寫暢銷文學，可能看著特別寬大，有很多馬車在跑，有很多琳瑯滿門的東西在吸引你，但是可能走著走著，就變成一條非常窄的路了，無路可走了。

　　我覺得寫作就是在不斷地確認自己是誰的過程。我新的長篇小說，其實也是在探討自己是誰，探討一個人跟他的故鄉之間的關系。寫的是異鄉人的主題。剛剛在談到故鄉時候，威廉兄說自己是個沒有故鄉的人，楚哥講到縣城生活的那張網會讓人產生幸福感，而我是不斷逃離家鄉的人。我考博考了兩次，第一次沒有考上，后來我下定決心不要再留廣東了，必須換一個環境，第二年我考上清華大學。這個過程有不同的力量在糾纏。我是個不斷逃離家鄉的人，可是我和故鄉之間的關系是沒法切斷的，就算我離得很遠，我還是在用另一種方式回歸故鄉。

　　問：寫作和經驗有什么關系，很多經驗的趨同是因為網絡發達信息來源趨同？

　　王威廉：我覺得一種好的寫作，肯定不單單是重復經驗，好的寫作實際上是在創造經驗，它帶給你全新的經驗，這是一種寫作的理想。我們這個時代的經驗趨同問題，就像我在這本書后記提到的，這是一個沒有故事的時代，為什么這么說，因為所有的傳奇都有一種趨同性，都有一種聳人聽聞的架式，我們天天在新聞上看到的都是暴力的，我們老是看這種東西我們會變得麻木，其實反而會降低我們的同情心，也就是說見怪不怪了，當這種苦難發生在自己身上之后，我們才會知道這種東西跟我們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是我們不能承受的。比如最近雷陽的案件，過段時間又會成為某種歷史，大眾的關注度會被新的案件代替。今天對于一個好的作家和藝術家來說，創作的難度的確是提高了，就是我們必須要反抗趨同的經驗。可能“反抗”是一個非常核心的一個詞語，加繆有一本書叫《反抗者》，反抗者就是說不的人，我們寫作就是對趨同的經驗說不，我們要有能力去提供另外的經驗，或者說我們要越過這種趨同的經驗本身，看到更加實質的東西。也就是說，我們不單單是看到了雷陽案件本身，我們可能看到了更寬廣的事物，看到了各種體系性的東西，我想這樣的話，我們的寫作才能去超越那種經驗，創造出新的經驗，一種更有穿透力的經驗，謝謝。

　　張楚：現在網絡發達，奇聞異事每天都有，作家會不自覺地去篩選里面的素材進行創作。比如說《第七日》，就是把新聞事件串起來，之所以受到了一些質疑，可能是因為余華沒有對事件內部進行一些微觀的分析觀察。美國有個作家叫卡波特，六十年代寫了一本小說叫《冷血》，其實就是當時發生在美國的一件慘案。卡波特為了寫這個小說，前前后后采訪兇手采訪了六年，并且創造一種新的小說寫法，就是新聞小說。他在采訪過程當中，愛上了其中的一個犯人。他最后心理特別矛盾，想找律師把這個犯人救出去，可另外一方面他采訪的時間太長了，老想這個案件趕快解決掉，他的書好出版。他是很有耐心的人，他沒有進行傳統的外向的描述，而是從內部來挖掘。現在網絡這么發達，大家能通過網絡能了解更多的奇聞異事，但我們能否保持耐性，把這個世界還原成它本來的樣子？

　　林培源：當新聞結束的地方，文學才開始。

　　主持人：我們時間有限，最后一個問題。

　　問：請教一下三位老師，如何去平衡在歌劇、小說文學中這種烏托邦式或者完美結局與現實生活的悖論，比如多災多難的割裂和平衡，謝謝。

　　張楚：我的小說都挺悲慘的。我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小說里寫的都是普通人最日常的生活。我盡量在日常生活中挖掘詩意。我們的生活本身已經很機械，枯燥，甚至是讓人絕望的，我只能以自己的方式來體現出一點點的詩意，這也算是種下意識的抗爭吧。

　　王威廉：我們知道現代小說的結局大多是比較悲慘的，但是古典的小說大多有一種大團圓的結局。現代是一個更加令人絕望的時代，這不是退步，而是進步，人類有了正視自身黑暗的勇氣和能力。這是極不容易的歷史進步。但是結局如何并不是文學好壞的標準，我覺得一個好的藝術形式，不在于它的結尾是否團圓，而在于它是否在結束的時候有力的擊中了讀者的心臟。我隨便舉個例子，像電影《肖申克的救贖》，越獄成功了，朋友團圓了，但是電影給我們帶來的沖擊是久久不能平靜的。好的藝術形態就是這樣的，結尾并不能束縛一個作家和藝術家。

　　(編輯：超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