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生活的未知與文學的可能

　　在中國作家協會，很多青年編輯、記者同時也是優秀的作家、詩人。為了鼓勵和扶持這些青年人才的創作，中國作家出版集團近期舉辦了一系列的研討活動，邀請專家為他們的作品把脈。

　　4月13日，“青春的失意與詩意——聶權、彭敏作品研討會”在京舉行。聶權、彭敏都是《詩刊》的編輯，他們在編輯工作之余積極創作，寫出了不少優秀的詩歌作品。中國作家出版集團管委會副主任徐忠志談到，一個編輯有了豐富的創作實踐，會讓他在編輯稿件時眼光更銳利，能夠更深入地理解作品、更好地把好編發質量關。這兩位年輕詩人的作品都體現了青春成長的痕跡，也表達了他們對周遭事物的深刻感受。無論是對日常生活細節的捕捉，還是對內心細膩情感的把握，他們都做得很努力也比較恰切。厚積才能薄發，兩位青年詩人需要更多汲取中外經典詩歌的營養，把自己的寫作提升到新的臺階。

　　李少君談到，聶權的詩歌細膩、溫暖，如他詩中所寫的那“一小塊陽光”。在這些詩作的背后，體現的是詩人對儒家仁愛、仁義思想的體認。他的創作有著階段性的變化，由早期的溫暖色調轉到近期的冷峻敘述，創作視野也更加開闊，由關注自我轉向更多地關注他人和歷史，作品越來越有現實感和歷史感。

　　在評論家劉瓊看來，聶權的詩歌總是聚焦那些邊緣群體和弱勢群體，有杜甫式的沉郁之氣，體現了人文主義的關懷。他的作品有鏡頭感和畫面感，意象的捕捉和詞語的使用都非常到位。

　　評論家霍俊明談到，在聶權早期的一些作品中，詩人“說”得太多，而近期的詩作有了相當大的進步，更加注重“自我評判”和“自然呈現”的平衡，因節制而產生的力量更強大。詩人谷禾談到，聶權在詩歌創作上有自覺意識，他既注重呈現現實生活本身所具有的詩意，又注意挖掘那些被遮蔽的詩意，試圖寫出日常生活和內心真實之間的復雜關系。但有些作品處理得略為簡單，沒有真正實現對日常生活的詩意提升。彭敏的這些作品大都是在讀書時候寫的，其中有一首叫《安魂曲》，這么年輕就敢于去處理這么大的題材，這需要勇氣。他寫作的起點很高，沒有青春寫作的稚嫩感。

　　詩人王單單認為，聶權的作品非常強調詩歌的“身體性”，傳遞出詩人的呼吸、體溫、血性。詩歌的語言要有指鹿為馬、聲東擊西的功能，但聶權的一些作品，語言的張力和彈性不夠。在詩人小布頭看來，聶權詩歌的創作特點可以概括為“體現真良知”、“以小取勝”、“冷敘事”，他把小人物和小事物寫出了大格局。但他應該進一步拓寬寫作視野，探索更多的詩歌寫作方式。

　　與聶權的樸實詩風不同，彭敏的詩歌則極為講究修辭的繁復。詩人劉年說，詩歌風格與詩人的性情有關。聶權沉穩，有一股內在的定力，所以對所寫的作品有極強的控制力；彭敏思維活躍，同時又有較好的學識，所以寫出的作品辭藻華麗、汪洋恣肆。其實他們之間可以相互借鑒。聶權學習彭敏的語言表現力，讓詩歌更加靈動、有野性；彭敏則可以借鑒聶權對于詩歌專注、虔誠的態度。

　　評論家王國平談到，彭敏的詩歌呈現了人生旅途中的種種困境，其中有一種虐心式的痛感。李少君認為，彭敏的作品直接處理了自己的人生經驗，他將情感內化、沉淀、錘煉，并用富有格言特點的語言呈現出來，很多句子非常精彩。

　　谷禾說，長期以來，我們把語言當作表達思想的工具，實際上語言本身是具有詩意的。彭敏的詩歌就特別專注于語言本身的詩意，但他要注意對語言的控制，不要陷入語言的迷魂陣中。

　　詩人嚴彬談到，彭敏喜歡用特別長的句子，迷戀繁復的意象。實際上，他可以試著對作品“做減法”，以更為簡潔的語言來呈現詩意。

　　4月14日，“生活的未知與文學的可能”研討會在京舉行，以李宏偉、馬小淘、周李立的小說創作為對象，與會者圍繞“青年作家”與“80后”代際命名的差異、青年作家的都市文學經驗、當下文學中的“失敗者”形象等話題進行了深入而激烈的討論。

　　郭艷從都市文學建構的角度肯定了三位作家的探索，認為他們都是被物質社會“豢養”出的一代人，具備了真正的城市經驗，都是寫出了現代城市生存內部精神景觀的作家。長久以來，很多作家以鄉土經驗書寫城市，導致作品重外部環境而輕內在精神，這些年輕作家的出現將改變中國現當代小說缺乏都市經驗的狀況。

　　在趙依看來，“青年作家”一詞有別于“80后作家”，不再暗示市場化、青春化、叛逆化等持續發酵的文壇現象和創作范式，具有更加明晰的美學身份。青年小說家們集體以深邃的視域察驗生活本身，并在其未知的向度上盡力詮釋多種可能。從家庭內部、父母關系、都市日常到愛情之虛無、城鄉之錯落、異鄉人之掙扎，青年作家們面對時代浪潮，集中書寫了那些專屬于他們的壓迫性敘事元素，這是生活機制賦予的共同主題，他們思考生活也渴望生活的未知。

　　對李宏偉的創作，與會者充分肯定他的哲學性思考和藝術性探索，認為其作品的文本形式感非常強，不是故弄玄虛的形式主義，而是對歷史、時代、以及我們所親身經歷的生活的思考和回應。“先鋒永遠不會終止，宏偉的寫作證明了這一點。”在楊慶祥看來，李宏偉屬于“知識分子寫作”，這是當下大家羞于談及的。“羞于談人文關懷，羞于談對這個世界的整體判斷，文學恰恰就是要對這個世界做整體性地判斷。雖然他的作品存在很多細部問題，但在這個意義上我非常肯定他的寫作，小說中要有‘觀念’。但是，我期待他能加強日常性，將生活角落里、皺褶里的東西和對世界的宏觀判斷融合起來。”

　　馬小淘近期的創作中，《章某某》獲得與會者的一致好評，認為這篇小說既保持了她在語言上一貫的汪洋恣肆、酣暢淋漓，觀察生活的通透尖銳、機敏睿智，同時又多了以往作品中少見的溫情和悲憫，顯示出作家內在的成長。

　　研討會上，馬小淘的《章某某》和周李立近年來的一系列小說，也引發了關于文學作品中“失敗者”形象的討論。在《八道門》《愛情的頭發》《力學原則》等小說中，周李立以探針一樣的纖細、精準，捕捉時代的微瀾，書寫當下人的無力、虛無甚至無聊。

　　相對于以往作品中政治或者經濟意義上的失敗者，劉大先認為馬小淘和周李立筆下的“失敗者”，更多的是精神和情感層面的，是“愛冷淡”，他們把經濟規則帶到了情感生活中，精打細算、斤斤計較，和浪漫主義的情感模式完全不同。

　　“僅僅談失敗者是不夠的。”叢治辰認為，描寫“失敗者”是包括國外作家都非常熱衷的題材，我們應該研究當前大陸作家筆下的失敗者與臺灣、香港等地作家，甚至國外的作家有什么不同。“在臺灣作家筆下，失敗者往往是沒有行動能力的，在我們筆下，他們還在抗爭，這恰恰是我們社會的希望所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計文君更愿意將他們稱之為“未成功者”而不是失敗者。她認為，對年輕作家而言，需要“更新”寫作資源，這個世界已經發生了極大的改變，我們所描寫的社會是否還在？我們描寫的是否是假想的世界？傅逸塵也提出了同樣的疑問：當同輩作家已經把他們對社會現實的書寫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時候，作為年輕的研究者，我們能談論什么？當我們后輩通過文學來認識這個時代的時候，我們提供了哪些文學形象？在時代情緒的表達上，我們這一代的文學有沒有另外的可能性和價值判斷？

　　徐忠志在總結發言中說，三位作家近年來成長很快，有潛力、有個性。他們的工作和創作相得益彰，在工作中密切關注文學現場，能夠讓他們及時反思和調整自己的創作；對創作甘苦的體會，會讓他們更準確地把握作品，更深切地與作者交流，贏得作者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