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魯迅文學院舉行學術論壇,話題是“世界文學與國族經驗表達——當下中國青年寫作”。初見此題,大家都有些摸不著頭腦,但細想來,確實是個有意思且有針對性的話題。就像魯迅文學院副院長邱華棟在主持論壇時所說的,眼下正在魯院學習的這些作家已經不知不覺成為了漢語寫作的重要力量,他們的眼光和創作受到全球化的影響,作品一次次隨著中國文學“走出去”,他們在與世界發生密切聯系的同時也產生了許多困惑,也因此,探討這一話題就具有了更多現實性和前瞻性。
歌德在近兩個世紀之前提出的關于世界文學的論述對今天仍有啟示意義,因為在全球化時代,各國文學的交流更加密切。當下青年作家一方面得以與世界文學“同步”前行,另一方面又困惑于如何處理和表達中國經驗。正如《詩刊》副主編李少君說的,“在全球化時代,其實我們的寫作可以開拓更多新的空間,但目前的青年寫作似乎還欠些火候,還沒有達到人們期待的高度。”
以世界文學的視角來審視當下的青年寫作,首先牽涉到的是代際問題。大家認為,不同代際作家所面對的經驗是有差異性的,這些差異性累積起來便構成了國族經驗的復雜性。如何能在具有世界視野的同時來反映這些復雜的經驗,是青年寫作面臨的考驗,突破的路徑是多樣的,但一個最主要的問題是生活經驗,作家所擁有的生活經驗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寫作的可能性,直接經驗和“二手”經驗不同,前者對創作更為重要。
作家路內認為,青年作家所面臨的中國經驗非常復雜,社會轉型將每個人、每個寫作者裹挾其中,無論你從鄉村來還是從城市中來,都要面對多種文化碰撞、沖突、融合的過程和影響。現在的青年作家能迅速了解世界文學動態,他們是與世界文學同步的一代,在此情形下,題材、寫法和作家自我認知都需要厘清、調整。
“生活對一個作家的最大考驗是,你能把握到什么程度?”《芳草》副主編李魯平說,成千上萬人從農村進入城市,他們在機器的轟鳴中懷揣夢想,生存之艱難又讓他們感到殘酷和無奈。這些日常生活在青年寫作中卻很少呈現出宏大的格局,個人化、碎片化敘事成為一代人寫作的主流。日常性書寫也有自己的使命,至少它應呈現、揭示生活的意義。
人們對青年寫作的一些不滿正是源于殷切的期待——期待出現具有一定高度、可能成為經典的作品。《文學報》副主編陸梅援引匈牙利作家凱爾泰斯·伊姆雷在諾獎演講中的話發問:“對于文學,我能做什么?”這值得每一個寫作者捫心自問,誠實作答。她認為,寫作者應當保持與“熱鬧”的適度距離,思想和深度是重要的,它隨時間流逝逐漸外化為這樣一些關鍵詞:獨立的聲音、強大的個性、遠方的氣象、清醒的歷史意識、寬闊的生命力和創造力。作品之間的差別是境界的差別,一個寫作者要擁有較高的境界,應該具有自我審視、自我剖析的能力。
山東師范大學教授張麗軍梳理了“70后”作家的創作。他覺得,問題不在于作家所擁有的創作資源,而在于能不能形成有深度和寬度的思考,要從文學出發走出去,再回到文學層面。好的小說不能滿足于講好一個故事,而要給讀者提供精神資源,這對作家來說是一個考驗。恰恰許多寫作者是缺少這種精神資源的,青年寫作應該肩負起對中國經驗、中國命運的思考和呈現。
青年寫作也應具有家國情懷,《小說選刊》副主編李曉東認為,家國情懷在中國文學中是有傳統的,當個人化書寫成為普遍現象之后,我們理應反思,如何重新回歸宏大敘事和家國情懷,這當然不是簡單的回歸,而是尋找一種宏觀與微觀相統一的狀態。具體路徑仍有待于作家去發現,需要根植于真實的細節之上,在小細節中呈現時代特質。
從地球的另一端看中國文學,那里的讀者會有什么樣的發現?這是需要作家們思考的。從“中國經驗”到“中國故事”,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其間需要的是作家的智慧、才情與創造。在世界的坐標系里寫作,作家們擁有豐富的資源、廣闊的視野,卻也可能四顧茫然反而丟了自我。記得當日討論時作家邵麗說過,在向外看的同時我們應該回到自己的文化情懷和精神傳統上來,這是我們的核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