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世界視野與中國夢——中國文學博鰲論壇2015側記

　　11月，北中國已經寒風呼嘯，飄起了今年的第一場雪，但在海南博鰲卻仿如盛夏。來自全國各地的60多位作家、評論家在中國文學博鰲論壇相聚，圍繞“世界文學中的中國文學與中國精神”，展開了豐富熱烈的討論。

　　何為中國，何以中國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文學如何立足本土，認識中國和表達中國？孟繁華談到“世界視野與經典化問題”，認為現在中國文學的經典化已不能僅在中國 的文學傳統中完成。“魯郭茅巴老曹”等現當代文學經典是中國研究者奠定的，但上世紀80年代“重寫文學史”以來，借鑒國外漢學研究，張愛玲、錢鍾書等作家 得到重新認識。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來，中國文學在世界上引起更多關注，翻譯家和漢學家等國際團隊也更多地介入了中國文學的批評與經典化過程，我們應在 新的國際語境中重新發掘與認識中國經驗。

　　鄧一光從馬云在達沃斯論壇上的演講感慨世界變化之快，而這對于作家認識和表達中國構成了巨大的挑戰。他以自己居住的深圳為例，談到居住地對寫作 者的意義。深圳最初只有20萬原住民，不到40年成為一個2000萬人的大城市，其中有5萬人長期寫作，有3000位詩人。深圳有其特殊性，但只是中國的 一個縮影，置身于其中寫作，有一種“陌生化”的效果，需要重新思考個人經驗與中國經驗。

　　東西談到，這是一個巨變的時代，生活中的點點滴滴都在變化，中國幾十年經歷了西方幾百年的變化，這對于作家來說是一座富礦，但現在不少人是在富 礦上進行貧瘠的寫作，只相信技巧拯救文學，而對現實則保持沉默。我們需要直面現實的寫作，需要像托爾斯泰、福樓拜、海明威那樣，在新聞背后挖掘素材。

　　張未民在發言中結合“風雅頌”的中國文學傳統，談到“共同體文學”在當代中國的意義，認為我們在今天應該繼承中國文學的偉大傳統。張楚關注的問 題是，在把中國故事講好的同時，如何保持自己的語言風格。生活是創作的源泉，身邊最普通的人是真實的，如何藝術地、技術地去表達，不能滿足于生活的表現， 而應該激發獨特審美活力，繼承和揚棄本土文學傳統。

　　劉川鄂談到，在全球化時代，我們缺乏對當下表達的整體性探究，缺乏更大的人文視野。現代作家從魯迅到穆旦，底蘊深厚，有整體性精神與審美建構。當代作家僅有個人經驗是不夠的，要在更高的向度上理解文學。偉大的中國文學，需要突破文學的藩籬。

　　邵燕君結合電視劇《瑯琊榜》的討論，檢視網絡文學進入主流文學的路徑。她認為這是網絡亞文化對主流文化的一次逆襲，是一場靜悄悄的性別革命，其中蘊含著中國古典美學在網絡時代的重生等問題。

　　蔣子丹結合自己的創作與經歷，從中醫文化談起。她談到中國文學在世界上的位置與中醫相似，《紅樓夢》與《黃帝內經》相似，有一套自己的獨特系統，但得不到普遍的承認，在新的語境中，我們應該探索一條新的路徑，融合創新。

　　中國文學的主體性

　　在全球化背景下，在世界文學格局中，中國文學如何保持自己的主體性，增強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南帆從上世紀80年代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焦慮 說起，認為大可不必，世界不是俱樂部，不用憑票入場，也沒有人為邊界，沒有固定人員名單，但每個民族在世界上的影響不同，有的音量大，有的音量小，深入對 話才能消除隔閡，中國文學保持自己的主體性，需要關注中國經驗，給予符合文學規律的表現。“中國經驗正在向作家的想象提供一個巨大的空間，面臨的各種迫切 問題不知不覺地啟動了作家的思想，同時，各個類型的藝術形式體系積累前所未有的豐富。對于作家來說，這是一個難得的機遇。這時，問題的焦點逐漸轉向了作 家：是否接受挑戰？如何接受挑戰？作家必須有勇氣面對這種追問。只有當創新精神成為明顯特征時，一個民族的文學才能真正抵達世界的前沿。對于中國文學說 來，那時才有可能轉換話題的方向——那時的話題可能是，世界如何走向中國文學？”

　　何向陽談到，中國改革開放為中國作家提供了豐富的中國經驗。中國經驗的豐富性是前所未有的。這種豐富的中國經驗不僅要求當代作家作出判斷并通過 藝術的形式加以藝術的呈現，同是也急需當代評論家作出深入的思考和梳理總結加以學術的表達。評論家已不可能只是滿足于書齋得來的知識，他必須像作家一樣， 對時代生活感興趣，而且將他的表達和時代生活聯系緊密，深入到時代變化的深層，才能了解作家的藝術所思，才能把握住豐富經驗下中國文化中的審美變化。只有 評論家的觸角是開放的、多維的，才可能寫出這個時代的高質量的文學評論。所以做一個敏銳的評論家，而不是一個不聞窗外事的自閉的評論家，在這個時代尤為重 要。

　　劉復生認為，上世紀80年代以來形成的美學規范在當時雖具解放性的力量，但在今天卻喪失了反思的能力，越來越成為保守性的力量，難以產生偉大的 中國作品。他認為并不存在普適性可通約的“世界文學”，世界文學是國家間文化斗爭的場域，中國文學在追求獨特性的同時，也應該追求普遍性的價值，當前這個 崛起的時代，正是中國作家最好的機遇，但中國作家需要在審美無意識深處對文學的觀念進行調整與反思。

　　歐陽江河談到，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的問題，對于詩人來說既是“怎么寫”的問題，又是“怎么活”的問題，怎么寫與怎么活交織在一起，作家與詩人只有從生命的處境出發，才能追問“在我身上，中國是誰”，才能突破國外詩人的影響，作出原創性的探索。

　　李少君從中國文學的傳統談到“詩歌是一種情學”。他結合李澤厚的論述和貝爾“有意味的形式”，談到我們應該重新認識中國詩歌的傳統，在新時代將“情學”的傳統與現代人的情感與認知結合起來。

　　周大新談到愛意對文學與社會的重要性，愛意不足則社會冷漠。作家應該有所作為，通過作品喚醒非本能的愛意。中國文學史上，孟郊“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等著名詩句，對敬老孝親的傳統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我們今天的文學要呼喚愛意，需要反復進行，喚醒愛意的復蘇。

　　謝有順談到，“五四”以來，中國文學的焦慮在于從“天下文學”到“世界文學”一個分支的轉換。他談到中國傳統文學中也有時空轉換，如李商隱“君問歸期未有期”一詩。他認為中國雖然沒有自己的宗教，但信仰山水自然與歷史，這是中國式的信仰。

　　弘揚中華美學精神

　　文學創作如何弘揚中華美學精神，如何回應和激活傳統資源？彭程認為，要有效地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首先需要準確認識什么是中華美學精神的核 心內涵。謳歌真善美，斥責假惡丑，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一道源遠流長的精神血脈，同樣也是中華美學精神的最為堅實的構成。對中華美學精神的傳承和弘揚，關 涉到民族精神、民族風格、民族氣派的發揚光大，應當成為多樣化的當代文學創作中的一個重要方向。這就要求作家對在本土文化土壤中生長發育的美學精神要有深 入的了解，對其珍貴的價值要有足夠的認識和尊重，對其生命力的不竭涌流抱有充足的信心。

　　吳俊談到，傳統既是一個理論與實踐問題，又是一個歷史與現實問題，我們要關注傳統的形成與內部結構，以及在當今的狀態。中國文化由先秦創制，漢 唐成熟，明清社會化，晚清以后全球化。從西北到東南，從上層到底層，從中國到全球，多元融合，自我更新。傳統的“和”既是文學傳統與政治政統之“和”，又 是精英與底層之“和”，還是中外交流之“和”。在“一帶一路”的新視野下，我們應重視文學的語際傳播。

　　阿乙談到，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們學習西方文學，取得了較大的成功，但代價也極為慘重，斬斷了中國文學的傳統，只知有西方文學，不知有中國文學。今天我們作為中國文學的“接班人”，很多人卻對中國文化無知，我們需要開掘古代的寶藏，重新學習中文之美。

　　祝勇結合自己在故宮博物院的研究工作談到，面對中華優秀的文化傳統，說什么、怎么說，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很難與之平等地對話。但是想到傳統中 那些偉大人物面對的尷尬與痛苦，與我們今天相似，便找到了一條接近他們的路徑。他還結合蘇東坡的生命困局，談到人格上的自我完善，及其對我們的啟發。

　　梁鴻闡述了中國當代文學與傳統的關系。她從電影《刺客聶隱娘》對唐代的想象，談及古代經典對今天的影響，認為我們需要重新轉化、激活豐富的古典 資源。張莉從海外漢學家談到重新發現中國及其背后的立場問題，她認為中國學者應該從切膚的經驗探討中國文化的主體性，而不能盲目跟隨漢學家，我們要回到文 學史的傳統，尋找主體性。

　　劉大先也談到傳統與主體性。中國文化“茍日新，日日新”，以復古求更新，而近代以來文學的現代化，“只有模仿怪物，才能戰勝怪物”，上世紀80年代開始“去政治化”，現在我們需要重新政治化，重新發現文學想象世界的可能性信息。

　　周曉楓談到，想象傳統文學的方式也需要反思，真正的自信來自人生的歷練與“兼容并蓄”。她談到，翻譯文學對她構成了故鄉，成為文化意義上的“經書”，她說現在無法成為有家國情懷的傳統中國人，但需要從盲區里尋找突破口。

　　文學追尋中國夢

　　文學在民族精神和文化認同的建設中有何作用，中國文學如何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進程中發揮精神引領和精神支撐作用？

　　梁鴻鷹談到，弘揚中國精神說到底是要凸現中國氣質、中國價值，讓諸如“鄉愁”、“思無邪”、“各美其美”等凝聚于民族血脈之中的具體可感的文化 品格得到傳承光大，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中國文學對中國夢的表達和中國精神的張揚，只有深入到中國人的靈魂深處才能做到，只有尊重文學規律才能獲得生 命，需要作家具體而微的努力，需要立足現實融匯傳統的再造。

　　劉瓊更看重寫作的長遠意義，認為作家需要發現、認識、反思的能力，相比技巧，文學的獨創性更加重要。網絡文學對傳統文學的沖擊讓文學平庸化，寫作本身的價值在流失，我們需要重建文學的神圣性。

　　王光東論述了民間文學傳統與當前文學的關系，認為我們今天應該重視民間文學傳統。因為民間文學傳統是新文學的重要資源，其中飽含著中國精神、中國智慧，想象力最好的文學在民間。

　　龍仁青談到，民族文化是講述中國故事的重要因素。他認為，游牧文明同樣是中國文明的一部分，但在歷史上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我們今天應該將其作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構建“中國的游牧文化”，讓民族文化發揮更大的作用。

　　魯敏談到了“70后”作家寫作城市文學的嘗試。她說，我們這一代的成長，與中國鄉村、城市的變化密切相關，城市寫作順理成章，但留有鄉村的胎 記，尚未突進城市寫作的核心。其他國家的“70后”作家對城市很熟悉，有很自然的“鄉愁”，“這是我們的缺陷，這也是我們的獨特性”。

　　孔見談到，當代文學生產的數量很大，但對社會的整體變遷，作家提煉得不夠，這有三個原因：精神層面，對人性的關懷欠缺，煙火氣太重，缺少高貴的東西；無病呻吟，缺少文學的深度，很多人擁有的是庸俗的夢；與傳統沒有接上血脈，塑造人物，沒有傳統文化的支撐。

　　李春雷闡述了中國紀實文學的困局與出路。他認為紀實文學在中國文學中源遠流長，但現狀并不樂觀，原因在于社會轉型期一些作家丟掉了理想，閱歷與 修養跟不上，缺少挖掘與沉淀。紀實文學作家要有良知，要將藝術性與真實性結合起來，要觸及真正的問題，對于中國要有一種“建設性的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