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屆茅盾文學獎責任編輯·手記

　　從麗娃河到江南三部曲

　　□曹元勇

　　把麗娃河與“江南三部曲”擺在一起或許會讓人感覺突兀，因為前者是一個地理概念，后者則是格非新近獲得茅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但是對于曾經在華 東師范大學的麗娃河畔求學、生活過的很多人來說，麗娃河不只是一所大學的地標，而且是一些文學經驗的代名詞，標志著終生受益的一段文學時光。

　　文學的麗娃河最為閃耀的階段，無疑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后半葉至90年代中期的那段時間。其時的麗娃河不僅見證了當年中國各種文學批評思潮的風 起云涌，也是很多先鋒作家、前衛詩人像候鳥一樣時常留下身影的地方。在80年代后期，先鋒作家馬原、蘇童、余華、北村等人頻繁出現在麗娃河畔，最主要的原 因就是當年的先鋒小說家格非正在華東師范大學任教。80年代后期異軍突起的先鋒小說從文本形式上喚醒了中國作家的文學本體意識，一時間怎么敘述的重要性遠 遠超過了敘述什么。更為重要的是，這批先鋒作家在作品中所表達的對世界的神秘、虛無、偶然、不完整、不確定以及多重性等認知，對文學中流行的僵化而庸俗的 世界觀形成了強有力的沖擊。

　　90年代中葉，我作為研究生在華東師范大學讀書的時候，經常和幾個朋友聚到學校分給格非的一居室教工宿舍里，聽他們高談闊論卡夫卡、普魯斯特、 伯格曼、勃拉姆斯等等。在那個階段，我對先鋒文學情有獨鐘，把藝術上是否先鋒視為判斷文學好壞的圭臬，認為只有先鋒文學才是最為純粹的漢語文學，只有先鋒 創作才是對抗日益世俗化、庸俗化的現實的藝術創作。但是，像所有不會只為某個流派創作的優秀作家一樣，格非他們一方面已經厭倦了先鋒作家的標簽，另一方面 也由于藝術與現實的疏離關系越來越嚴重，文學的現實意義成為他們在寫作中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所以進入90年代以后，格非這批先鋒作家開始在寫作上紛紛轉 向。1995年發表的長篇小說《欲望的旗幟》，便是格非謀求轉向的一部標志性作品。

　　作為對現實問題的介入性寫作，《欲望的旗幟》既是格非對先鋒小說寫作的一次告別，也是他對麗娃河畔的校園生活經驗的一次總結。然而在這部小說之 后，格非出乎預料地陷入了長時間的精神困擾：急劇變化的現實問題、日益粗鄙的時代精神、市場經濟導致的浮躁而急功近利的文學環境，讓他開始質疑和思考文學 寫作的意義。這種狀態，在他2000年離開麗娃河、北上清華園任教之后又延續了幾年，直到2003年他動筆寫作三部曲的第一部——《人面桃花》才告一段 落。

　　經歷了先鋒寫作時期對西方現代小說藝術的消化吸收，經歷了《欲望的旗幟》直面現實經驗和問題的初試牛刀，又經歷了十余年對文學、社會、歷史、知 識分子、藝術傳統等問題的深度思考，格非不慌不忙、深思熟慮地花了9年左右時間寫成了“江南三部曲”。重新回歸小說創作的格非不僅對現實和歷史問題的洞察 更為犀利深刻，對文學的理解也愈發成熟自信。特別是對文學的思考讓他意識到，中國文學要想在世界文學中獲得屬于自己的地位，僅僅學習西方文學是不夠的，更 重要的是要從中國古典文學中汲取營養。所以，從三部曲的第一部《人面桃花》開始，他一方面在小說結構上熟練運用從西方藝術中學到的音樂對位、賦格構成法， 另一方面則在敘事過程中充分繼承并融合了中國傳統審美和中國古典小說的敘事藝術，讓作品從語言到氛圍充盈著雋永、唯美的中國古典氣息。另外，三部曲的故事 背景分別對應辛亥時期、新中國初期以及當下時代，格非在寫作方式上也采取了互有差別、最能表達時代精神與氣息的敘事策略，比如第一部《人面桃花》的典雅、 第二部《山河入夢》的抒情和第三部《春盡江南》的粗糲。

　　童年和少年時代在鄉村生活的經歷，讓格非對中國鄉土社會的復雜現實并不陌生；而久居高校任教的經驗則讓他的寫作滲透著知識分子對歷史與現實的批 判性思考。在“江南三部曲”中，格非顯示了他直面100年來中國社會和中國知識分子重大難題的雄心和勇氣。其中，第一部《人面桃花》將辛亥革命前后江南官 宦小姐陸秀米的個人命運、隱秘情感與時代夢想、社會劇變交織在一起。在那個社會發生大變格的年代里，擁有大同夢想的知識分子以為即將迎來世界的黎明，而其 實整個社會仍然在黑暗中苦苦摸索，天真的個體只能被周遭殘酷的現實所吞噬。第二部《山河入夢》講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縣長譚功達的桃花源藍圖在復雜而強大 的現實面前如何破滅，以及他和憧憬純美情感的姚佩佩之間歷經磨難、劫數難逃的愛情。最后一部《春盡江南》聚焦中國社會再度轉型時期矛盾重重的現實問題和不 同階層中的個體精神困局，其中的主人公已不再是胸懷改造社會、把個人命運與社會改造捆綁在一起的“革命家”，而是現實生活中的真正的個體，有為了個體和家 庭生活試圖與社會搏擊的個體，有躲避現實、冷眼旁觀外部世界的個體，有為欲望而欲望的個體等等。三部曲圍繞中國社會發生重大變革時期的三代人的思考與選 擇，由小及大，由個人、家庭擴延至社會和歷史，以極具張力的內在恢弘，呈現了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社會內在精神、特別是知識分子精神的蛻變軌跡。

　　這邊風景：既是原版又是新版

　　□朱燕玲

　　王蒙的長篇小說《這邊風景》榮獲第九屆茅盾文學獎，這是茅獎設立以來，廣東出版界首次獲此殊榮。

　　王蒙與花城出版社的關系，與《花城》雜志緊密相關。作為“文革”后獲得解放的作家，王蒙是《花城》創刊初期首批中堅作者之一。上世紀90年代 初，剛剛擔任《花城》編輯部主任的田瑛結識王蒙，王蒙就徒步登上了沒有電梯的九樓作客田瑛家，隨后其中篇小說《蜘蛛》在《花城》雜志刊登。

　　從此，王蒙和花城的合作進入一個新的層面。2006年，《王蒙自傳》三部曲交予花城出版社出版。作為著名的“右派”文人、曾經的文化部長、一直創作力旺盛的作家，“王蒙如是說”引起了人們普遍的好奇心。

　　2012年，田瑛赴京拜訪王蒙，拿下了《這邊風景》的整理稿。隨后就發來了樣章。無論站在雜志還是出書的角度考量，我意識到，這是難得一遇的特 殊文本。我當時看樣章的時候，對其再現當年生活場景的細致、生動、逼真，給出了肯定的意見。我認為它可以看作是以文學筆法寫的一部地方史志，而這個地方恰 是頗具神秘色彩的新疆伊犁——少數民族聚集地，時間是“文革”中后期。這兩個因素的混合，或許會形成某種意外的效果。然而畢竟是塵封了30多年的舊作，而 且寫于當時特殊的政治生活環境，它的風險是與現今的生活隔膜。

　　如果它是一部正常年代創作的作品，還可以讓我們領略某個時代的地道民俗世相，但它卻是誕生于非常年代，洋洋幾十萬言，它會不會充滿政治口號、不 堪卒讀？但單從樣章看來，這些可能的因素并未成為障礙，也許是新疆那樣一個地方遠離政治中心，也許是維吾爾等少數民族人民自古有一套順應天時的樂天生活邏 輯，而這邏輯影響了王蒙。我們看到，政治術語并未覆蓋全部文本，它僅成為真實的背景存在，我們看到的更多是日常生活的細節，哪怕它是政治運動下的日常。可 以說，它還原了一個原汁原味的70年代的新疆。即便王蒙的記憶力再強盛、即便他借助詳細的筆記，若是今天再來寫這同樣的題材，絕無可能還原出這樣的聲色。 而這正是這部作品的價值所在。我們三位責編意見基本一致。

　　出版社和股份公司領導對我們的審稿意見極為重視，立即進行了論證，并且很快作出了立項的決定。副總經理何祖敏親自帶隊，率領花城社社長詹秀敏、 《花城》雜志主編田瑛等，專程赴京簽約。進入編輯階段時，我們聘請艾克拜爾·米吉提為民族宗教特邀編輯，聘請陳曉帆為特邀責編。這些都是為了對書中民族、 宗教、地理、歷史、語言、民俗等方面有更權威可靠的把握。

　　智慧的王蒙當然也不會就這么原封不動地將原稿付梓。為了既保持原貌，又體現現在的立場，他在每一章的結尾，加了一小段“小說人語”，用典型的王 蒙語言，站在當下、俯瞰從前，對作品中的人、事進行評點。這既造成了一種抽離的美學效果，也對舊作給予了觀念上的中和，起到了一種平衡作用。所以我們看到 的既是一個原版，也是一個新版。

　　編輯的過程非常緊張。作為重點圖書操作，社長親自抓，出版社在所有方面都開綠燈。要特別感謝的是陳曉帆，她在新疆長大，當時就和王蒙一家熟識， 又是極有專業精神的老編輯，不僅加班加點，幫我們解決了編輯上的諸多問題，還為我們請到了一位非常優秀的裝幀設計師，如今我們看到的封面既有獨特的新疆元 素，又雅致大氣，具有現代性。王蒙老先生也極為認真，最后的幾天，為確定封底宣傳語，也是字字仔細推敲直至午夜。

　　首印10萬冊，我們既興奮又緊張。簽上“請付印”交付出版科后，我們如釋重負。第二天，詹社長率領編輯、技編等一班人馬，驅車前往新華印刷廠，進車間實地觀摩印刷。宛如完成一個儀式。

　　2013年4月19日，第23屆海南圖書交易博覽會在海南召開，《這邊風景》舉行新書首發式。王蒙攜新書出現，現場讀者涌動、熱力高漲，同時， 莫言在海南書博會“讀者大會”現場向讀者們隆重推薦了王蒙的這部新作，他說：“我覺得王蒙在書中非常真實地描寫了那個時代的生活，他寫的時候應該是滿懷真 誠的。”

　　回顧做本書的整個過程，不難發現，從一開始，這就是一本超常規操作的圖書，老實說這實在需要一些膽識與魄力。它被寄予了厚望。所幸，它最終不負眾望。

　　生命冊：中原的故事就是中國的故事

　　□張亞麗

　　有人說，如今出版社的責任編輯就像個職業經理人，策劃組稿、競爭方案、成本核算、文案編輯、設計包裝、部門協調、宣傳營銷等等都要負責，要做出 來一本書，常常短則數月、長則數年，其繁雜辛苦、瑣碎啰嗦非外人明了，長年做編輯難免疲憊生惰心。算起來，我做文學編輯也有20年了，雖然其間也有不少煩 惱和遺憾，但我好像還沒做夠，不曾生厭。我想個中原因是這個職業充滿的挑戰和活力頗契我性：總能遇到各式各樣的作家，與一個個思想豐富、才華出眾、性格迥 異的作家交流碰撞，不僅新鮮有趣，更使人成長進步；而每每看到自己從一點一滴的細節處打造出爐的圖書或精彩或遺憾，那種喜悅或沮喪則更是難以言表。

　　與李佩甫的合作就促使我思考成長了不少。他外表低調內斂，內里敏感警醒，對文學充滿執著，追求一種寫作上的極致。在這次獲獎前，他并不大紅大 紫，我想這和他不喜在媒體前亮相有關。但他是一個實力派的作家，文學界很多人都很認可他。我讀過他的《紅螞蚱綠螞蚱》，還有他著名的長篇小說《羊的門》， 知道他對中原文化有著深入的研究。作為同鄉的我曾有興趣向他請教對這片土地的歷史文化、風土人情的知識和理解，他的解答一如他的為人，平和、深刻、冷靜。 他說，中原就是中國的縮影，中原的問題就是中國的問題。他對生活其中的平原大地有著獨特的情懷，“每個作家都有自己最熟悉的領域，而我最熟悉的領域就是平 原。”他要在這塊領地上深深地挖口井，探尋更深的東西。我希望他將對平原的研究、認識寫出長篇交由作家社出版。他正有這樣的寫作計劃，要“把幾十年整個對 平原的認識都砸進去”，就愉快地答應了。有一次，他還透露說已經起了書名——《生命冊》。我當時一聽就覺得這個名字有意思，切近平原，有一種土壤、背景、 歷史的感覺，更有一種眾生命運的哲學況味，市場感也好。我禁不住有一種好兆頭的暗喜，這在我的約稿經驗中是不多的，一般而言總免不了要和作者討論修改書 名。

　　不過這本書一開始的合作并不順利，一年過去了，兩年過去了……總也不見書影，我十天半月就打一次電話催他，可他總說找不到感覺，沒寫好。大概在 2007年、2008年，他已經寫了七八萬字，當我高興地要拿來看時他又說不滿意，廢掉了。后來禁不住我的催促，他寫了另一部稿子，約我和出版社的一位領 導去看，他說不是很滿意，但覺得我著急就先拿給我們看。我們看后越發覺得李佩甫是一個功夫扎實、有深厚潛力的作家，他真正的水平還沒有徹底表現出來。憑我 們前期的交流，《生命冊》一定會是部力作，值得我們等待。從這件事后，我開始慢慢悟到對待不同的作家要用不同的約稿方式，每個人個性不同，寫作的狀況也不 同，有些人必須要給他充足的空間和寬松的氛圍，因為他自己本身就會很較勁，所謂“慢工出細活”。理解了這些，除了偶爾做些力所能及的服務工作，我不再緊催 慢催了，只是耐心等候。

　　2011年9月，李佩甫終于交來書稿。稿件整齊干凈，經過反復打磨的文字充滿質感，冷峻講究，很少錯漏。他就是這樣一類作家，嚴謹細致，字斟句 酌，約稿的時候可能費點勁兒，要耐心再耐心，等待再等待，但編稿的時候可省了不少力氣。他說，我為這部稿子準備了50年，寫作了五六年。這幾年稿子寫了 廢、廢了寫，實在寫不下去了就回家鄉找感覺。“光開頭就寫了一年多。必須找到開筆的第一句話，這句話就是我的語言方向、敘述情緒……寫好的時候和寫痛的時 候，都有一種指甲開花的感覺。”我們如獲至寶，這是一部近年來難得一遇的厚實作品，李佩甫從中原文化的腹地出發，描述了眾多拔節于其上的生命的萬般情狀， 講述了一個背負土地的知識者在時代鼎革之際的人生選擇與心靈掙扎。有評論家說，“把生命處在困窘中的屈辱和痛楚寫得冷峻準確，有一種刻進骨子里的硬實”。

　　稿子進入出版社流程后，從社領導、終審到出版、發行，全社上下都很重視，2012年初的圖書訂貨會上，《生命冊》首次隆重亮相。可以說，《生命 冊》不僅是作家出版社這一年最重要的長篇小說，在全國也是最受關注的作品之一。該書出版后不斷獲得各種獎項，也體現了業界對李佩甫多年默默耕耘的心血之作 的充分認可。

　　“內省”一直是李佩甫創作中的追求。他說，某種意義上，這本書是他對自己數十年人生路的回視，其實，毋寧說這是對中國當代社會急遽變化的背景下 民心和民性的檢視。幾十年滄海桑田，社會在發展，人性也在發生著畸變，正像《生命冊》中的每一個人物都無可避免地被時代裹挾著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一樣，我們 很多人的生命也在最初的純粹與澄明中逐漸呈現出駁雜和混沌。讓我們收拾心緒，不忘初心，跟隨作家的筆跡，將快速前進的步伐慢下來、停下來，回眸過往，反思 曾經，等等靈魂。

　　繁花：“扎勁扎支”的上海城市小說

　　□鄭  理

　　初識金宇澄是在2006年10月。在和老金相識的同時，我社其實一直在物色一個能夠為上海、上海文學代言的作家，以及一部真正體現上海的文學作 品。因為我們很清楚，當莫言獲得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以后，中國作家對于農村的描寫已經達到極致；作家今后比拼的將是城市生活的經驗和表達，而怎樣書寫 上海將是上海作家無法回避的重大課題。我冥冥中覺得，中國城市文學的力作，描寫上海是捷徑，是正面強突，上海作家應該是實現這個目標的首選。

　　城鎮化建設的大力推進，以及滬語在長時間的壓抑之后，隨著周立波“海派清口”的突然爆發而興起，一種關于城市文化、方言寫作的暗流也在涌動，金宇澄《繁花》的出籠恰好身逢其時。

　　2012年7月，蔣一談來滬，席間說起金宇澄和他的《繁花》，蔣一談說他看了初稿非常佩服，并提議把金宇澄請來共進晚餐，我完全贊同。這次見面 為后面的合作打下了伏筆。筵席之間相談甚歡，散席時老金拿出部分《繁花》的打印稿給我們；這是我和《繁花》的第一次接觸，不過老實說，因為老金只提供了一 小部分打印稿，所以我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又過了一陣，陳征社長打來電話說《收獲》的鐘紅明向他推薦金宇澄的《繁花》，囑我和鐘紅明聯系一下。后來事實證明，這個電話打得恰到好處。鐘紅明在電話里向我詳述《繁花》的種種好處，說到激動處非常興奮，這引起了我的警覺，我感覺到我可能會錯過一個佳作。

　　我幾乎立刻就給老金打了電話，盯著老金馬上把全稿發我一看。審稿后第一印象是，上海特色、上海方言的運用是這部作品的最大特點。但是作者的敘述 語言又完全沒有隔澀感，北方的讀者完全可以讀懂，沒有閱讀上的障礙。讀這部作品的感覺恰可用上海話概括：扎勁扎支。“扎勁”是基于小說敘述的節奏感和閱讀 的快感，“扎支”是針對小說中呈現的關于上海地域、記憶的豐盈鮮活的種種細節。

　　作者在敘述上采取類似話本的言說方式，三言兩語的短句，很考驗寫作功力，也考驗讀者耐心，同時又十分好讀，讀之津津有味。這種短句的密集使用， 既保有上海方言的味道，也使語言具有韻律和節奏感。作品中寫人物也頗見功力，采用類似中國古代筆記小說的白描手法，三言兩語就把人物勾勒出來，特別是對小 說中各色女子的形態、服飾的描寫，作者處理上各不相同，恰到好處。總之，這確實是一部別開生面、別具一格的長篇小說，它和現在的小說很不一樣。當時我雖不 敢確定這個作品日后肯定會暢銷，但我很確定它定會受到普通市民讀者的歡迎。搶在《收獲》增刊發表前，我社火速與老金簽約。

　　接下來，《繁花》的主要工作就在設計制作上。《繁花》之為“繁花”，姹紫嫣紅，已經很熱鬧了，所以在封面裝幀設計上我們就要反向而行，力求簡 潔、樸素、大氣，但又要不失莊重典雅，為此我們選擇了一種淡藍底色、有觸摸感的藝術紙來作封面用紙，書名的字體選擇了類似古體字構架的樣式，并采取燙黑的 工藝予以烘托，以形成一種繁與簡、靜與鬧的對比效果。

　　鑒于《繁花》的字數有35萬字，我們選擇用16開的大開本，排版上也追求一種疏朗有致的效果。另外，因為字數比較多，我覺得在章節之間適當插入 一些插圖，可以供讀者在閱讀中稍作停頓，有透氣感，于是我就想到了老金在《收獲》發表作品時收入的四幅插圖。我提議老金在現有基礎上再多畫一些，最好能畫 20幅，正可以分散到各個章節，也就是現在成書中的樣子。這些插圖中既有城市的地理，也有城市的記憶，承載了豐富的時代變遷的信息，完全是用感性具象的方 式和小說的文字互補，成為書的重要組成部分。

　　老金對自己的文字幾乎有一種潔癖，差不多每一次交給我稿件，上面都密密麻麻地做了修改的標記，他自述對《繁花》始終有抑制不住的修改的沖動，欲罷不能。碰到這樣嚴謹的作家，我十分敬佩。我的編輯工作也是盡量和老金配合好，把文本做得盡善盡美，不留遺憾。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繁花》自2013年3月出版至今，大約兩年多時間，已經第21次印刷；目前，平裝本、精裝本累計印數已經達到30多萬冊。作為一部純文學作品能夠取得如此業績，這是近年來少見的。身為《繁花》責編，我備感榮耀。

　　黃雀記：“我知道，他跑不了”

　　□張懿翎

　　當小說編輯二三十年，其實就一句話：我特別喜歡編小說。詩歌、散文、報告文學不能說不喜歡，也編過一些，但和作家們談得最多的還是小說。那時還 年輕，可以幾天幾夜、沒日沒夜地談一個構思，直到精疲力竭，嘴上起泡，兩眼發直。經常為一個人物、一個細節吵架，互不相讓，鬧得不可開交。也許有點這樣的 執著，讓這些同樣執著的作家們產生了信任感，總算愿意把他們的作品交到我手里。開始我是得意于總算完成了出版社交代的任務，后來漸漸發現，我和小說有一種 說不出道不白的緣分。于是，就把幾乎所有的精力都花在小說編輯上了。我覺得，還是小說有意思。

　　這些年，編過的小說多，得獎的小說也多，各種獎項都有。那時，心氣很高，發誓要讓所有我編過的小說都能得到社會反響，都能得獎。所以，每當得知 我當責任編輯的小說得了獎，我心里真是高興極了，快樂極了。有時，我覺得比得獎作家本人還高興。其實，我也知道有點犯傻。也許，就是這種有點犯傻的心態， 也讓我不斷得到作家們的支持，不斷能組到一些好稿子。

　　坦率地說，和作家們談小說多了，琢磨小說多了，自己也會有不少心得，對小說的本性和品質也會有自己的看法。有一度，我自己也嘗試寫一些小說，自 我感覺不錯，反映也不錯。評論家朋友們說，我的藝術感覺是可以寫出優秀小說的。但這最終并沒有支持我把小說寫下去，成為一個小說家，反而使我更堅定地做好 一個小說編輯，更加有效地幫助那些我非常看好的作家，支持他們寫出最優秀的作品來。我終于發現了自己的才能，并不在于是否能寫出好小說，而在于，能夠發現 最好的作家，能編出最好的作品。一個構思，也許非常粗放，但在某一點上，突然讓我的心“怦怦”跳幾下，我就知道，好小說的坯子出來了。很多時候，就是這樣 得到一部好小說，屢試不爽。小說編多了，就長這點本事。

　　蘇童是我多年以前就看好的小說家，非常喜歡他的小說，不論是中短篇，還是長篇。他和我很熟，是好朋友。但在此之前，我從沒向他組過稿。他被很多 出版社追著，實在忙不過來。我想，讓他先這么忙著吧。直到有一天，在一個聚會上再次見面，我已經知道他正在創作一部新長篇。我對他說，我來當責編吧。他說 好。很快，我就讀到了這部稿子。心突然又“怦怦”跳了。我知道，他跑不了。

　　出版社開選題會時，總編輯問，蘇童的小說怎么樣？我說，他跑不了。總編輯說，別讓他跑了。事實上，我是在說，這部作品得國家獎，是跑不了的。總編輯是在說，這樣的一部優秀作品，到了我們手里，決不能跑。

　　不過，這部小說終于獲得了茅盾文學獎，我反而沒有過去那樣興奮。那幾天，身體不適，也沒有像過去那樣渴望第一時間得到消息。也許，我是全出版社 最后一個知道這個消息的，甚至可能是在那個令蘇童的朋友們最高興的時間段里，最后一個祝賀他的。因為我知道，這樣的優秀作品得到國家的褒獎，一點兒也不意 外。

　　魯迅說阿Q：撐船便撐船，樁米便樁米。我也是阿Q：做編輯便做編輯。心里總還有一絲念想，哪天又碰上能“怦怦”心跳的，他一定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