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家接受記者采訪

　　8月16日，第九屆茅盾文學獎揭曉，格非《江南三部曲》、王蒙《這邊風景》、李佩甫《生命冊》、金宇澄《繁花》、蘇童《黃雀記》獲得本屆茅盾文學獎。記者在第一時間采訪了幾位獲獎作家。

　　格非《江南三部曲》：有意義的微小變革也并不容易

　　《江南三部曲》是從上個世紀90年代末開始構思的。當時打算用地方志的結構和方式，延續現代主義的表現方法，描述100多年來的中國近現代社會，但我一方面對過去的寫作方式產生了很深的疑慮，同時也覺得在一本書中概括100年的歷史實在過于困難，所以就有了寫作三部曲的念頭。到了2003年前后正式動筆寫作時，大致的結構和框架就已經定型了。我的想法是這樣的：選擇三個不同的歷史時期來描述社會大變動中個人情感，由主題、人物、地理方面的一貫性來構建縱向的連接，同時用“花家舍”這樣一個特殊的意象來進行橫向的重復書寫，通過這樣一種經線和緯線的交織來構筑整部作品的統一性。想法是有了，故事、事件、人物和細節也在不斷豐富，但我沒有想到的難題在于，因為這部作品持續的時間太長，我在寫作的同時，社會和我個人都在發生巨大的變化。我必須在原先的構思、個人與社會的變化所帶給我新的刺激之間尋求新的平衡。畢竟是用十多年的心血寫成的作品，我當然會覺得它對我的意義非同一般。這次獲獎對我今后的寫作(尤其是長篇小說的寫作)是一個很大的鼓勵。我在寫作《江南三部曲》的同時，也產生出一些無法納入作品的新的構思——打個比方說，就像是從杯子中滿出來的水。這些構思這些年來也一直在我的腦海中反復呈現。所以從去年開始，我就計劃著寫一部新的作品，來涵蓋這些想法。這部作品已寫完一半，如果順利的話，年底前應該能夠寫完。我希望每一部新作品都會有一些新的嘗試，不是那種推到重來的所謂創新，只是在內部作一些微小的變革。文學發展到今天，其實有意義的微小變革也并不容易。

　　王蒙《這邊風景》：真正的文學拒絕投合

　　問：《這邊風景》寫于四十年前，在四十年后出版并在四十年后獲得大獎，您有何感受？

　　答：好事不會覺得太晚，這是俄羅斯的諺語。更令人欣慰的是新疆，是伊犁，是各族尤其是維吾爾族人民，是他們的生動鮮活，他們的幽默智慧，他們的別有趣味，他們的艱難困苦中的光明快樂，還有他們的與內地城市大異其趣的語言與文化，突破了環境與書寫的局限，創造了閱讀的清新與感動。我感謝書里書外的天山兒女，感謝在困難的時期得到的那么多友誼、知識和溫暖。感謝情歌《黑黑的眼睛》，感謝流淌過巴彥岱的大湟渠——人民渠，感謝房東阿卜都熱合滿·奴爾大哥與赫里其汗·烏斯曼大姐。

　　問：應該說《這邊風景》在您創作的作品當中是一部非常特別的作品，您個人是如何看待評價這部作品的創作的？

　　答：這是一本下了苦功夫的書，使我想起了四十多年前，處于逆境的王蒙，決心按照《講話》精神，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到邊疆去，到農村去，深潛到底，再造一個更遼闊更堅實的寫作人；同時仍然熱愛、仍然向往、仍然自信，仍然多情多思多夢多詞多文。沒有許多年的農村生活，沒有與各族農民的同吃同住同勞動，沒有維吾爾語的熟諳，沒有對于生活對于大地、對于邊疆對于日子的愛與投入，不可能有這部作品。

　　問：您對當下文學發展有何看法？

　　答：真正的文學拒絕投合，真正的文學有自己的生命力與免疫力，真正的文學不怕時間的煎熬。不要受各種風向影響，不盯著任何的成功與利好，向著生活，向著靈魂開掘，寫你自己的最真最深最好，中國文學應該比現在做到的更好。

　　李佩甫《生命冊》：感謝我的平原

　　這已經是李佩甫寫作生涯的第38個年頭了。38年來，他創作了六七部中短篇小說集，10部長篇小說。進入花甲之年完成的《生命冊》，是他的“平原三部曲”收尾之作，榮獲了本屆茅盾文學獎。

　　“這部長篇，寫作我用了三年，準備時間就更長了。這次能夠獲獎，對我來說，是一種鼓勵和鞭策。”

　　當記者問及獲獎是否也給寫作帶來“壓力”時，李佩甫說，作為一個作家，他的“壓力”是一直存在的，與獲獎無關，文學本身就是一種探索和思維方式的追求，沒有止境。他形象地講述了一個小故事：“常年在平原上行走，每到一地，漸漸養成了閱讀縣志的習慣。在一本舊縣志上，曾讀到一則記載，說此地有一景叫‘高橋攬月’。去探訪，卻不曾見。那橋究竟有多高呢？沒有人知道。據民間傳說，古時，有一孩子，爬到橋洞里掏鳥蛋，一不小心，鳥蛋從橋洞里掉下來，鳥蛋落呀、落呀、落呀……那鳥蛋在下落過程中竟奇跡般地完成了孵化過程。就此，小鳥兒在落地之前脫殼而飛。于是，在夢中，我看見了那‘橋’。可以上天攬月的‘橋’。我也就成了一個企圖爬到橋洞里掏鳥蛋的調皮孩子。所以，直到今天，我仍然在追尋文學的高度。難哪。”

　　對李佩甫來說，“平原”是生養他的土地，也是他的精神家園，是他的寫作領地。在一段時間里，他的寫作方向一直著力于“人與土地”的對話，或者說是寫“土壤與植物”的關系，關注“平原”的生態。“我是把人當作‘植物’來寫的。”他把《羊的門》《城的燈》《生命冊》視為一體，是一個“平原生態小說”系列，或者叫做平原上的“植物說”。

　　這部作品能夠獲獎，對李佩甫來說意義特別，這是對他筆下平原大地的感念。所以，他特別說，要“感謝我的平原。感謝平原上的風。感謝平原上的樹”。

　　金宇澄《繁花》：小說需要有鮮明的文本識別度

　　記者：恭喜您獲得第九屆茅盾文學獎，請您談談此次獲獎感受。

　　金宇澄：能夠獲獎我很高興。評委會將這個獎頒發給我，是對我的寫作努力的承認，是對《繁花》這部所運用的語言、傳統敘事方式和話本元素的肯定。從寫《繁花》起，我就陸續收獲很多驚喜，有很多年輕人包括非文學讀者都喜歡這部作品，這些消息慢慢傳遞到我這里，令我感動。感謝他們，感謝《收獲》，感謝本屆評委。

　　記者： 您用滬語創作了《繁花》，整部作品也呈現出很強的地域性；您也提到了作品對傳統敘事方式和元素的運用，您為什么會選擇以這樣的語言和敘事形式來呈現作品？

　　金宇澄：可以說是有意為之。我們接受了幾代人的西方文學教育，寫作受翻譯文字和內容的影響很深，現在更年輕的作者很多都懂外語，直接讀原作，影響了小說敘事，包括敘事的翻譯腔和同質化、缺少個性。藝術需要個性的，小說需要有鮮明的文本識別度，我希望《繁花》顯示一種辨識度和個性，比如借鑒傳統話本元素等等，中國文學學西方已有100多年，但我仍然認為，傳統是我們生活乃至文學最基本的發動機，西方理論也說，作者感覺無力時，可以從傳統中找到力量。《繁花》除借鑒傳統的方式，也傳達傳統中國文化對于人生的看法。語言方面，選擇一種改良的方言口語，相對于固定的普通話而言，方言更有個性，更活潑，它一直隨時代在變化，更生動，也更有生命力。

　　記者：以《繁花》為題，卻寫出了人事的飄零之感，對此您是怎樣考慮的。

　　金宇澄：這大約與我的年齡有關。到了六十幾歲，會覺得人的一生真的很短，人生變得簡單，似乎用一個公式就可以概括。當然，我這種想法也與中國傳統的文化有關，傳統的中國人就是這樣想，普通人不是小說，一輩子沒什么大風大浪，普通瑣碎地就走過來了。這樣看人生，有一點悲傷，但這不是負能量，而是提醒我們要更加珍惜美好的時光。

　　蘇童《黃雀記》：寫作是一種自然的揮發

　　記者：您這次獲得第九屆茅盾文學獎有什么感受？

　　蘇童：獲得茅盾文學獎，我的第一感受肯定是高興。大家都知道，茅獎的分量高于很多獎項，對每一個中國作家來說，這個獎項的意義都非同尋常。一方面，我很盼望《黃雀記》能夠得到茅獎，另一方面，在得知獲獎后，我考慮更多的是自己今后的路應該怎樣走，應該選擇怎樣的創作方式，實際上這個問題比得獎之后的高興更重要。

　　記者：從上世紀末開始，您創作了很多優秀的小說作品，在這其中，《黃雀記》對您來說有什么特別的意義？

　　蘇童：就我個人而言，最近幾年創作的兩部長篇小說《河岸》《黃雀記》是我比較喜歡的。《黃雀記》這次獲獎讓我覺得終于對自己有了個交代，對我而言也是很開心的收獲。香椿樹街的故事我寫了很多年，圍繞這個地方我也寫過一些不成熟的作品，《黃雀記》是香椿樹街系列中最成熟、最完整的一部長篇小說，我個人認為，它也是我的香椿樹街寫作的一個重要標簽。

　　記者：從開始寫作到現在，您曾探索過多種文學形式和類型，與早期相比，近年來您的作品風格似乎變得越來越沉重，我覺得《黃雀記》對于歷史和當代現實的反思便體現了您寫作風格的轉變，為什么這樣？

　　蘇童：這樣的改變是自然而然的，對于寫作者來說，很多時候在創作時自己并沒有感受到這種轉變，也就是說，我在創作中并不是主觀要變得嚴肅，這樣只是自己心態變化的一種體現。我認為，寫作在某種意義上是作家自己的呼吸、血液的再現方式，一個人到中年的中國男人，經歷了“文革”、改革開放之后，個人的呼吸和血液中必然融入了不一樣的體會，這種體會通過寫作體現出來，可以說，寫作是一種自然的揮發。

　　記者：您說香椿樹街的故事要寫一輩子，現在是否已經開始計劃下一步的寫作了？

　　蘇童：的確，我還想要繼續寫有關香椿樹街的故事。最近我也一直在構思和寫作新的長篇小說，但我寫東西很慢，目前這部作品還在不斷推倒重來，一次次地寫了改、改了寫，我現在還不太確定這部作品未來會以什么形式出現，目前還在持續的思考過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