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在性與精神敘事需要更多關注

　　新時期以來，精神敘事貫穿于作家的創作之中，卻很少有人細細端詳它、分析它。大家更多關注的是創作中的現實，比如社會發展、日常生活，內心沖 突、精神命題被掩蓋在現實之下，并未得到足夠的重視。聚焦精神敘事的作品，似乎也不屬于創作的主流。然而令人欣喜的是，青年一代的作家、評論家已經關注到 這一問題，并做出了屬于自己的探索和努力。

　　7月21日，由中國作協文學理論批評委員會、文藝報社和中國現代文學館聯合主辦的第三次青年批評家論壇在京舉行。中國作協創作研究部主任何向陽 主持，梁鴻鷹、陳福民、李建軍、張莉、計文君、楊慶祥、馬小淘、石一楓、叢治辰、李宏偉、季亞婭、文珍、岳雯等以弋舟作品為例，圍繞“內在性與精神敘事” 的主題展開討論。

　　當下精神敘事的“缺席”

　　“內在性與精神敘事的話題之所以難談，是因為它已經被閑置太久。”評論家陳福民說，這種“閑置”并不是某一位作者、評論家刻意所為，而是源于 20世紀以來的時代背景和種種變革。他舉古代為例，說在“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這樣的先人文字中，“精神”和“商業” 基本屬于二元對立狀態，但如果把這種古典的精神敘事方式照搬到當下套用，就會顯得非常“不靠譜”。當下的寫作者面對精神敘事，不能片面依靠意識形態和歷史 知識，而必須要考慮到人類精神所表征出的各種文化的后果，其中就包括龐大的商業倫理和商業精神——不能將其一股腦兒扔到對立面去討論，而是要將其融入到自 己精神世界之中，諸如此類的問題，構成了精神敘事“難談”的原因。

　　有些作家的創作十分突出思想意味，但卻往往沒有辦法在他所要求和期望的精神層面，把自己的人物、作品往前推進。所有精神性的構建，最后都歸于形 而下，諸如主人公賺不到錢、生活失敗等等，缺乏精神性的對話和精神性的解決之道。評論家楊慶祥認為，這要歸因于近百年來現代寫作的精神資源一直缺乏更悠遠 的傳統。有作家懷念上世紀80年代，回到那里尋找精神資源，他覺得行不通。“這可能不是作家本身的問題，是我們整體的文化生態都出現了問題。怎樣去重建傳 統，這才是我們真正去思考的問題。”

　　作家計文君也秉持相似的觀點。她說，面對今天的文化生態，可能真的需要完成一次變異，一次凈化，在21世紀的文化空間，樹立起有生命力的傳統。在這樣的生態中，才會產生更多能夠“活下去”的作品，“否則我們將和文體一起變成博物館里的化石標本了”。

　　精神敘事需要“力量感”

　　評論家李建軍提出，生活是一個整體，內部敘事和外部敘事并不應是對立關系，從中國的哲學和文學敘述經驗來看，內和外、心和物，也都應是相輔相成 的。而在當下，人的內心被切割、被碎片化，內在與外在產生了沖突，從而導致了精神潰敗。他毫不諱言地表示，要談內在性與精神敘事，不能將其當作一種“心靈 解渴”，而應是有力量感、事實感和邏輯感，是有說服力的。從這個標準來看，當代寫作大都未達到成熟的標準。

　　在作家文珍看來，作品中的世界觀內核能否讓人信服，乃至于深切地打動人，要看作者是否能構建出成功的矛盾和沖突，講述者需要把讀者帶到真正的內心沖突里邊，讓他們感覺到這種撕裂和矛盾。這種信服力的營造，需要一種強大的精神性觀照，需要寫作者以更強有力的精神去抵達。

　　“這是一個對語言極為敏感的時代，也是一個語言環境極為粗糙的時代。我們每天都在創造新詞，每天都有新詞死去。我們在公眾場合說起一些詞，比如 理想主義、孤獨、痛苦的時候，很容易誘發旁人的笑聲。即使我們內心是痛苦和孤獨的，也渴望遮蔽。”張莉認為，表現內在性和精神敘事，語言依舊是一種非常有 力量的途徑。她以弋舟舉例說，作家從自己的“語言銀行”中提取精神意義的語匯，并且有意識地不斷使用它們，這些詞語既連接了過去，也連接了當下，其中有一 種隱喻的特色，蘊含著時代可能出現的問題，從而體現出作家想要表達的精神指向，成功地讓筆下的人物成為了一個時代的鏡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