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反思戰爭才是根本

　　抗戰題材的文學作品噴薄而出、堆積如山，這 是好現象，但并非全是值得肯定的。稍稍過一段時間后我們就會發現，能在讀者心目中留得下的好作品其實并沒有多少，更不用說經典了。一個根本的原因是，這類 題材在創作中缺少一種深刻揭示、尋覓產生戰爭原因以及呈現戰爭中的人性力量的藝術表現，從而使戰爭變成了“好人”、“壞人”的簡單故事。

　　想寫出一部偉大的戰爭題材作品，就要把戰爭中的人性寫好。不寫人性，就無法探底戰爭的深井究竟在何處。

　　不久前在紐約國際書展上，我的《南京大屠殺》作為紀念世界反法西斯題材的中國圖書引起了國際媒體的關注。有人說，中國的戰爭題材文學作品一般總 是在平面地敘述戰爭過程和記錄事件，缺少深度與感人的藝術，很難走向世界。《南京大屠殺》在表現和闡述敵我雙方在戰爭中的人性方面有所突破，尤其是作品中 “十問國人”的內容，不僅對中國人是一種強烈的警示，而且對整個世界在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思考人類和平的未來方面都具有重要意義。我想他們確 實是看懂和看明白了我的作品。

　　不久前的一段時間里，關于抗戰題材的文學作品噴薄而出、堆積如山，這是好現象，但并非全是值得肯定的。為什么這樣說？我們可以清醒地看到一種常 態：某一節點到了，上上下下都在忙碌同一件事，文學也緊跟其后，大有全民動員、全體出擊之勢。如紀念抗戰勝利的這段時間內，抗戰題材的作品層出不窮，稍稍 過一段時間后我們就會發現，能在讀者心目中留得下的好作品其實并沒有多少，更不用說經典了。一個根本的原因是，這類題材在創作中缺少一種深刻揭示、尋覓產 生戰爭原因以及呈現戰爭中的人性力量的藝術表現，從而使戰爭變成了“好人”、“壞人”的簡單故事。

　　“戰爭是魔鬼導演和挑起的事端”，不知哪一位軍事家說過這樣的話。魔鬼為什么要導演和挑起這樣的事端，是作家需要弄明白的。在創作《南京大屠 殺》時，我想弄清楚為什么日本軍隊那么敢于殘忍地屠殺中國人？為什么他們那么輕而易舉地沖進了六朝古都南京城？為什么他們的軍人能夠如此毫無人性地舉刀、 開槍？他們在如此殘忍地揮刀和奸淫婦女時就沒有一點兒膽怯嗎？當然，我也十分想了解當我們的同胞被敵人用機槍掃射時，有沒有人奮起反抗？在看到婦女同胞被 日軍強暴時，有沒有英勇的義舉？我也同樣想了解，政府明明知道無法抵御強大的侵略軍時，有沒有想過用另一種方式避免幾十萬同胞被屠殺？比如國際戰爭中通用 的“不設防”戰術——在確定無法戰勝對方時，主動繳械、讓地、撤防，以避免更大的犧牲和死亡。自然，我還想了解為什么在民族和家園出現危亡時，我們身邊總 有那么多漢奸出現？當時的中國軍隊與日軍相比可謂“人多勢眾”，用的武器也未必比對方差多少，卻為何如此不堪一擊？……無數個“為什么”一直在我腦海中回 蕩。最后，我不得不痛苦地承認一些事實：日本軍隊強，日本人的“皇道”信仰和意志強，日本人普遍的文化程度比中國人高，日本軍隊是一支有文化的軍隊——我 從浩如煙海的歷史檔案中看到了許多令人吃驚的事實：日本軍隊從最高指揮官到普通士兵都能寫“戰地日記”，南京大屠殺的元兇、戰后被東京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絞 刑的大戰犯松井石根是一個能用中文寫古體詩的“文化精英”；日軍的中將、少將等官員一般都擁有大學以上的學歷，即使普通士兵也多數具有高中文化。他們獲得 應征到中國打仗后的情景更讓我心顫：士兵們手捧“應征通知書”，率全家人跪在地上、面向天皇居住的東京方向痛哭流涕地說：咱家祖祖輩輩沒有為天皇效忠的機 會，如今來了……是這樣一群人，懷揣對天皇的絕對“效忠”，來到另一個國家，只以戰勝對方為榮，能不“戰無不勝”嗎？能不殺人成性嗎？

　　我們知道，戰爭是人性走向極致的一種特殊反映，也是人性自然本質中的一種基本反映。馬克思認為，整個世界歷史無非是人類本性的不斷改變而已。那 么，戰爭則是一些企圖改變原有歷史與社會或國家現狀的人所作出的一種強有力的反映。這樣的人到底是什么樣的人呢？肯定是充滿了野心的、甚至是瘋狂的，不惜 他人生命與他國利益的人，他們代表了階級利益和民族利益，并把這種利益視為個人忠效于它的最“崇高”與最“神圣”的信仰。這種人(戰爭決策者)的人性是扭 曲和變異的，在這種人灌輸下參與戰爭的所有人也是人性的變異者。

　　中國古人把人發動戰爭的原因歸結為五種因素：一為爭名，二為爭利，三是積惡，四為平亂，五為困饑。這五種情況基本概括了戰爭發動者的全部人性特 征。名利是一般人的需求，積惡是一些道德敗壞了的人的必然行為，而為平息內亂和解決困饑所發動的戰爭則是一種被動的選擇。有了對這些戰爭發動者變異了的人 性的了解，就會明白為什么日本侵略者如此殘忍地在南京實施血腥的大屠殺——野蠻的侵略者在頭腦里和意識里已經沒有了基本的人性制約，罪惡的、野蠻的、獸性 般的人性淋漓盡致地暴露出來了。從日本歷史和社會現狀我們知道，日本人很少有相互殘殺的情況，因為日本憲法有約束。日本人殺日本人屬于犯法，必須以命抵 命。但日本法律里沒有一條說日本人殺外國人是受法律制裁的。這就造成了日軍進入中國后為所欲為、毫無犯罪感。

　　日本侵略者在二戰時犯下罪行需要強烈地、永遠地譴責。然而在“南京大屠殺”事件的過程中，我同樣看到了作為受害者的中國人身上的許多丑惡、不道 德的事情，比如那么多出賣同胞生命、幫助日軍殘害親人的漢奸，那么多為了求自己一命而不惜供出同胞的人……這些人性卑劣的另一面，更值得我們進行深刻的反 思。

　　人類要向前發展，戰爭似乎不可避免。我們今天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尤其是紀念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作家們在寫這一讓中華民族留下 慘痛歷史教訓和付出巨大犧牲的戰爭史時，絕不能只簡單地敘述我們如何英勇抗戰、如何迎來了偉大勝利，或是侵略者如何殘暴，這些都是表面與表層。只有真正挖 掘出敵我雙方在戰爭中暴露出的人性弱點與問題，才有可能對戰爭有根本性的省悟與認識，文學性與藝術性才可能在其中獲得最大的展現。

　　戰爭是復雜的。戰爭里的人性之扭曲與殘暴以及戰爭中最美好的人性的展現幾乎是同時存在的。因此，一部優秀的戰爭文學作品，挖掘戰爭中的人性表現和各種人性在戰爭中的綻放，便是文學最重要的任務。

　　“愛情和戰爭都是不擇手段的”，戰爭論專家弗·斯梅德利說過這樣的話。戰爭與愛情同樣的“不擇手段”，這便是戰爭中那些為了自我和勝利目的而 “不擇手段”的邏輯之所在。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說過：“黃金和財富是戰爭的主要根源”。在黃金和財富面前，許多人會喪失基本立場和道德，人性中的貪婪、 欲望等弱點就會毫不掩飾地表現出來。

　　蕭伯納認為：“戰爭的先決條件是：以好斗為惟一美德，以求和為惟一恥辱。”這是對戰爭的另一種人性解釋。在創作《南京大屠殺》的過程中，我確實看到了許多日本軍人以屠殺中國人的好斗、好勝行為作為自己在戰爭中的惟一“美德”，因此有了“殺人比賽”這樣的事情發生。

　　在寫作中，我用諸多日軍當事者的回憶和戰地日記對這部分變異“人性”進行了發掘和闡述。“十問國人”之所以被大家認可，其根本原因大概也是我對 中華民族在這一歷史悲劇中的人性表現以及對今天強大了的中國人的另一種人性進行了嚴重警示，特別強調一方面要牢記日本軍國主義者當年犯下的滔天罪行，同時 也告誡同胞：要想真正銘記戰爭的痛苦和教訓，不讓悲劇再次重演，除了要提醒戰爭加害國外，還要特別提醒像中國這樣正在強大起來的國家，因為“國雖大，好戰 必亡”。任何一個自以為強大了的國家和民族，千萬不要好戰，一旦好戰，就必然滅亡。古人還有另一句名言：“天下雖平，忘戰必危。”今天的國人一定要清晰地 認識“忘戰必危”和“驕傲必敗”的道理。

　　韋格蒂烏斯說：“你想和平，就要準備戰爭。”我要說，想寫出一部偉大的戰爭題材作品，就要把戰爭中的人性寫好，因為人性的好惡是引發戰爭的最根本起因，不寫人性，就無法探底戰爭的深井究竟在何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