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宇琪：不能喪失對文學的敬畏之心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倡中國當代文藝批評發揚“剜爛蘋果”的精神，認為“文藝批評家要像魯迅所說的那樣，做到‘剜爛蘋果’的工作，把爛的剜掉，把好的留下來吃。不能因為彼此是朋友，低頭不見抬頭見，抹不開面兒。”這既是語重心長的，也是頗中肯綮的。19世紀俄國文學批評家別林斯基在《論〈莫斯科觀察家〉的批評及文學意見》一文中認為：“如果沒有批評，雜志就像是沒有臉的人像，解剖學的實驗標本，而不是活生生的有機的生物。”中國現代作家魯迅曾經深刻指出：文藝“批評必須壞處說壞，好處說好，才于作者有益。”在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界，這種壞處說壞并指名道姓的文學批評似乎比較難見，而往往是“頌贊”滿天飛。有的文學批評家公然宣稱，評價一篇評論文章好壞的標準，就是要看被批評的作家是否滿意。在這種情況下，某些頗有成就的作家在受到批評之后，不是聞過則喜，而是抵制甚至詆毀。當前不良的文學生態造成這種印象，似乎文學批評家的飯碗，都是作家給的，其實，文學批評才能是一種稀有的、因而受到崇高評價的才能。誠如別林斯基所說：“有人認為批評這門行業是輕而易舉的，大家或多或少都能做到的，那就是大錯特錯：批評家的才能是稀有的，他的道路是滑腳的，危險的。事實上，從一方面說來，該有多少條件匯合在這個才能卓越的人身上：深刻的感覺，對藝術的熱愛，嚴格的多方面的研究，才智的客觀性——不受外界引誘的本領；從另一方面說來，他擔當的責任又是多么崇高！”

　　在古今中外的文壇上，文學批評家也受到某些大家的輕慢。就連托爾斯泰這樣的大文豪也無比傲慢地認為，文學批評家都是一些藝術感受能力不正常，或者衰退的人。馬爾克斯也對批評家表示了同樣白眼有加的公開蔑視：“我一直試圖成為一名非常清晰和精確的作家，試圖徑直抵達讀者而無需經過批評家這一關。”在他們的心中，文學批評完全是文學的附贅縣疣。而真正的文學批評家，從來都是不屑于和作家套近乎，甚至勾肩搭背，稱兄道弟的。李健吾說：“一個真正的批評家，猶如一個真正的藝術家，需要外在的提示，甚至于離不開實際的影響。但是最后決定一切的，卻不是某部杰作或者某種利益，而是他自己的存在，一種完整無缺的精神作用，猶如任何創作者，由他更深的人性提煉他的精華，成為一件可以單獨生存的藝術品。”在俄羅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會因為受到著名文學批評家的高度贊揚而欣喜若狂，正是因為有了別林斯基的遠見卓識和藝術的眼光，才使普希金的名字和他作品的意義家喻戶曉。也正是因為有了像別林斯基這樣偉大的文學批評家，才確立了文學批評在俄國文學史上崇高的地位。縱觀當今的文壇，人云亦云、一味地贊美作家的文學批評，正在敗壞著文學批評的聲譽；毫無靈魂、格式化的文學批評正在腐蝕著文學批評的力量。將作家創作的弊病，當成是其寫作的特色來贊美的文學評論，已經成為了當今文學批評有目共睹的一種常態。在他們看來，批評家的任務就是要想方設法討得作家的喜歡。試想，像李長之這樣年紀輕輕就寫出《魯迅批判》的文學批評家要是生活在今天，發微博來誤導網民，攻擊其借批評魯迅來抬高和炒作自己之類四處飛濺的唾沫，恐怕早已將李長之活活淹死。

　　對于當代作家和他們的作品，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界缺乏的是那種具有真正的審美判斷，不僅僅是好處說好，而且還要能夠壞處說壞、指名道姓的文學批評。那種抽象否定具體肯定耍滑頭式的文學批評是違背真正的文學批評精神的。然而，一些文學評論家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表揚家”。文學批評對于他們來說，只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表揚稿。只要是著名的作家一有新作問世，他們就會絞盡腦汁地在該作家的作品中去尋找所謂的偉大的意義。我們知道，在法國文壇，圣伯夫是舉世公認的文學批評大師，其開創的傳記式文學批評，影響了后世眾多的文學批評家。盡管圣伯夫曾對司湯達、巴爾扎克和波德萊爾等法國作家的作品進行過言辭激烈的不恰當的評論，但這種學術和審美判斷上的失誤，并沒有被法國的文學批評家同行們看做是別有用心，超越了文學批評底線的文學批評，是把作家打得皮開肉綻。

　　對此，法國文壇的年輕的普魯斯特也曾理直氣壯地對圣伯夫的文學評論進行過毫不留情的批評，并專門撰寫出了針鋒相對的《駁圣伯夫》一書。盡管圣伯夫與司湯達相熟，并且是人們公認的大批評家，但在對作家的作品進行分析時，難免也有看走眼的時候。在圣伯夫的心中《紅與黑》只不過是一部平庸之作。而普魯斯特對于圣伯夫的有力批駁，也并沒有被人們說成是劍走偏鋒，為了出名而存心向大牌批評家發難。正是因為有了法國批評家們這種心胸寬闊，基于文學的激烈爭鳴和良好的文學生態，才使法國文學不斷繁榮，佳作迭出。只要是為了文學，哪怕有時批評的靶標并不非常精準，法國的批評家們也從來就沒有失去過對文學的敬畏之心和對批評家同行發自內心的尊重。惟其如此，埃德蒙·戈斯才盛贊說：“他有缺點、偏見和局限，即使我們知曉了這些，圣伯夫依然是這個世界上最偉大的批評家。”

　　我們不僅需要能夠發現優秀和偉大作品的文學批評家，更需要那種直陳作家創作中的問題和弊病，打破私情，敢于為中國文學“剜爛蘋果”的文學批評家。面對“爛蘋果”在中國文壇上大量產生而視而不見，乃至將“爛蘋果”吹捧成為罕見的“好蘋果”，這無異于是對生產爛蘋果的作家們最大的縱容，也將是當今批評家們最大的失責和恥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