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冰:"柯巖之問：我是誰"

柯巖在創作生涯六十周年座談會上發言

　　在我的青春記憶中，第一次聽到詩歌朗誦《周總理，你在哪里》，是20世紀70年代，在大慶油田的一個禮堂。那時正看一部紀念周恩來總理的電影， 影片中，一個低沉凝重的男中音，聲聲呼喚著周總理，詩句情感熾烈，催人淚下。電影散場后，我們幾個未入而立之年的年輕人很費了一些力氣，找到了這首詩以及 為詩歌譜寫的歌曲。于是，在油井星羅棋布的荒原上，我們開始背詩、學歌。也就是在那時，我知道了詩作者的名字：柯巖。說來有趣，因為從名字難辨男女，孤陋 寡聞的我們還產生過“柯巖是男是女”的爭論。有朋友說：“寫出這樣蕩氣回腸的詩句，柯巖肯定是男詩人。”

　　幾年后，一部電視劇《尋找回來的世界》，讓我再次看到了“原著柯巖”幾個字。那時我已調到團中央，從事青少年教育工作。我看這部電視劇，如同讀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不是娛樂消遣的心態，而是當作教科書來看。如何挽救失足青少年是青少年教育的重要課題，《尋找回來的世界》為我們描繪了失足青少年 的內心世界，以及挽救他們的路徑。

　　真正與柯巖面對面坐在一起，是在2009年，我去拜訪柯巖，與她有了一次長談。那時柯巖已八十高齡，但看上去不像——容顏不像，精氣神不像，聲 音語速也不像。我有一大堆問題要請教，她有一大堆故事講給我聽。從《周總理，你在哪里》到《尋找回來的世界》，從《CA俱樂部》到《與史同在》，從去大學 講座到加入抗癌樂園，講者娓娓道來，聞者靜靜恭聽。交談一點兒也不沉悶，除了講述很多生動事例，她還興致勃勃地背誦《詩人毛澤東》，那鏗鏘的詩句從她口中 吐出，沒有一點誦讀的感覺，那么自然，那么真實，恰似這話語本來便存于她心底。長談結束，她說要送我書，我便隨她到另一個房間。房中有一張現在已少見的鐵 架床，一張老舊的寫字臺，其余都是書。有的書堆在桌上，有的書擺在床頭，床邊的地面上也摞著一排排與床齊高的書，真是“夜臥書叢伴清燈”。在這里，簡樸的 物質生活與豐富的精神生活形成了鮮明反差。

　　2009年8月末，中國作協為柯巖舉辦了創作生涯60周年座談會。來參加的各界名家之踴躍是少有的，劉云山同志發來賀信，鐵凝致辭，發言者中有 作家、藝術家、評論家、朗誦家、工讀學校的代表、癌癥病人代表、讀者代表和外國友人。會議從上午9點多一直開到中午12點，還有四五個人未輪到發言。最 后，柯巖發表了答謝詞，題為《我是誰》。這是我至今難忘的、誠摯而又發人深省的柯巖之問。

　　“我是誰”，是個古老的哲學和宗教問題。古希臘的哲學家蘇格拉底、法國哲學家帕斯卡都討論過這個問題。而柯巖不是進行純理論探討，而是聯系成長 經歷自我叩問，是對人生感悟的深刻總結——搞清楚“我是誰”，就要“人貴有自知之明”，正確處理好個人與黨、與人民、與時代、與生活等的關系。

　　柯巖對“我是誰”的參悟用了一生的經歷，對“我是誰”的回答用了一生的實踐：

　　她清醒地牢記黨和人民的培養教育。她說，自己是個從舊社會過來的小知識分子，如果不是投身革命，可能不是葬身于饑寒，就是沉淪于黑暗。是革命隊 伍的關愛，是老同志和領導的心血，使她成為人民作家，對此，她常懷感恩之心。她把自己比作森林里的一棵小樹，比作海洋里的一粒水滴，要盡職盡能地奉獻一 切。

　　她認真地踐行“生活是創作的唯一源泉”，從社會生活中汲取營養。她年輕時每年有8到10個月的時間深入生活，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她寫《尋找 回來的世界》，去工讀學校一住就是一年半，第二次去又是半年。在工讀學校，她不是作壁上觀，而是親身參與，實實在在地承擔教學工作，身兼校長室秘書、大隊 輔導員、團支部書記數職。她不張揚，不炫耀，一直對自己作家的身份進行保密。在工讀學生眼中，她就是一個普通教師，一個用愛心澆灌遲開花朵的母親。在深入 生活的過程中，她不斷地從工農商學兵的模范人物那里獲得創作的素材和靈感，錘煉自己的情操和人格。她自覺堅守社會責任，與時代同進步，與人民共憂樂，嚴肅 地對待自己作品的社會效果，為社會提供正能量，絕不胡編亂造，輕薄為文。

　　柯巖的回答又絕不止這些。

　　其實，“我是誰”是一個人的根性和原點，柯巖之問具有普遍意義，我們每個人都應該經常自省。試想，如果不忘記“我是誰”，權力就不會異化，有些 人就不會忘記自己的公仆身份，不會高高在上，頤指氣使，甚至貪腐墮落；如果不忘記“我是誰”，政績就不會異化，不會出現寧可破壞環境，寧可損害黨群關系， 寧可違背長遠利益，也要追求為自己“臉上貼金”的短期效應；如果不忘記“我是誰”，名望就不會異化，不會把榮譽、頭銜、一技之長當作資本，視自己為精神貴 族，虛榮心膨脹，忘乎所以地向黨和人民討價還價；如果不忘記“我是誰”，也許利益就不會異化，不會被銅臭污染靈魂，唯利是圖，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 一些令人痛心的事例證明，之所以遭到異己的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奴役，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忘記了“我是誰”，迷失了自我，丟掉了根本，背離了宗旨，這 些人何嘗不需要尋找回來的世界！柯巖在回顧60年創作生涯時說：“如果問這長長的60多年中，我的長進究竟在哪里？我認為，那就是我終于弄清楚了我是 誰。”這話雖有自謙的成分，但也說明牢記“我是誰”，有自知之明，確也不易。

　　柯巖體弱多病，做過心臟搭橋手術，還摘掉了一個腎。2011年6月，柯巖再次病重入院，我去醫院探望，她精神狀態很好，不改樂觀豁達。然而樂觀 歸樂觀，病情卻在惡化，她后來兩次入重癥監護室，多次報病危。我去她所在的協和醫院探望了十來次，每次賀部長(因賀敬之是中宣部老領導，我曾在中宣部供 職，所以一直這樣稱呼)都在。這對共同生活了近60年的老夫老妻，讓我見識了什么是夫妻戰友，什么是相濡以沫，正如啟功先生詩句所言：“白頭老夫妻，相愛 如年少。”

　　7月14日是柯巖的生日，那一天，我代表中國作協到病房給柯巖祝壽。柯巖穿著病號服臥在床上，我們圍在床邊。奉上生日蛋糕之后，女兒小風帶領大 家一起為她唱起“祝你生日快樂”。這時，柯巖嘴角掛著微笑，眼中泛起淚花，漸漸地，淚珠滾落下來，我輕輕為她拭去。柯巖說：“照張相吧。”坐在床頭邊的賀 部長把身子靠過來，也說：“來給我們一起照個相。”這是柯巖的最后一個生日，不知是不是賀部長與柯巖的最后一次合影。

　　大約是那年年末的時候，我正去人民大會堂參加一個活動，突然聽到柯巖去世的噩耗，于是徑直趕到協和醫院。小風說：“媽媽的遺體已送太平間，去看 看爸爸吧。”賀部長孤零零地坐在會客室里，見我推門進來，要起身，我急忙過去一手握住他的手，一手按住他的肩頭，說：“賀部長，您節哀保重。”我第一次看 到賀部長流淚，眼圈紅紅的，眼中噙著淚水。我心里很難過，又找不到安慰的話，在賀部長面前，一切流俗的安慰都顯得多余。過了一會兒，賀部長深情地說：“柯 巖這一輩子不容易啊。她是個好黨員，一生忠誠于黨的事業。”

　　次日傍晚，我帶著兩瓶茅臺酒去賀部長家。“何以解憂？唯有杜康。”賀部長平時喜歡小酌，不知此時杜康能否解憂，能否起到一點兒改善氣氛的作用。 家中，小風、小雷都在，賀部長呆坐在沙發上。屋里靜靜的，冷冷的。我剛說兩句話，賀部長的眼圈又紅了。我怕再觸碰那陰陽兩隔的痛楚和傷感，立刻收起話頭告 辭。那天的晚飯，我真希望小風、小雷舉杯勸爸爸節哀，祝爸爸長壽！

　　(轉載自 2015年3月27日《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