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講好中國故事(報告文學篇)

如何講好中國故事

(報告文學篇)

　　●作家的天職是講好故事，報告文學作家必須有良心、良知，具有強烈的前沿精神和悲天憫人的情懷。

　　●報告文學作家要善于從生活中擷取那些最精美的故事，或者去擷取誰都不太注意的場景。

　　●細節和人物是寫好中國故事的關鍵，對于報告文學來說，一個細節可以救活一個人物，甚至一篇文章。

　　●好故事必須要有好的講法，要想講好中國故事，必須重視方法和技術，耐心打磨作品的結構、語言等。

　　●講好中國故事，必須以人的價值為軸心，開掘人物所承擔的時代性。

　　●在資訊發達的全媒體時代，報告文學要得到更多讀者的肯定，還要進一步把握好中國與世界的關系。

　　理由的《揚眉劍出鞘》承載著無數中國人心底 的強國夢，魯光的《中國姑娘》奏響振興中華的時代強音，何建明的《國家》以強烈的愛國主義熱情感染人激勵人，徐剛的《伐木者，醒來》喚醒人們對大自然的深 沉之愛，王宏甲的《智慧風暴》引發一股經久不息的知識旋風，黃傳會的《中國新生代農民工》為奮斗的打工者寫心畫像，徐劍的《東方哈達》以高原建設者們的無 私無畏溫暖人，趙瑜的《尋找巴金的黛莉》傳遞文學的恒久詩意，丁曉平的《五四運動：歷史的現場和真相》回望一段不平凡的輝煌。馬娜的《天路上的吐爾庫》、 王國平的《一枚鋪路的石子》、李琭璐的《落寞夕陽——中國農村留守老人采訪記》聚焦當代中國人平凡而不普通的人生，閃耀著動人的光彩。

　　為弘揚中國精神，傳播中國價值，中國作家出版集團和文藝報社共同主辦“如何講好中國故事”系列座談會。3月30日，首場座談會邀請部分報告文學作家圍繞相關話題各抒己見。現刊載部分發言內容，以饗讀者。

 

　　梁鴻鷹：

　　我國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如同一條流光溢彩的中國故事長河綿延不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發展和經濟建設取得舉世矚目成就，中國人在奮斗 自強的路途上創造的新故事，時時鼓舞著作家們用心去發現，用筆墨去書寫。報告文學是時代的文體，與中國故事貼得最近，當代報告文學作家傾情記錄中國故事， 留下了許多動人篇章，積累了豐富的創作經驗，其間的得失甘苦必將為我們提供寶貴的啟迪。

　　講好中國故事

　　是報告文學的使命

　　何建明：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之一，就是希望我們文藝界要講好中國故事。通俗意義上講，作家就是編故事、講故事的人。一個人學習知 識、積累經驗、了解歷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從聽故事開始的。小時候我們都愛聽故事，因為一個好故事會讓人一輩子忘不了，并且從中獲得一生的教益，比如“東郭 先生與狼”、“司馬光砸缸”和“鐵杵磨成針”等這些經典故事，為什么傳了一代又一代，教育和影響著不同時代、不同價值觀、不同年齡的人，就是因為這些故事 生動精彩且蘊含了深刻的做人道理和人生經驗，都具備了入心、入腦的藝術感染力。從我個人的創作經驗來看，30多年來，我基本上都是在講“中國故事”。

　　理由：

　　新中國成立以來，在60多年的時間里，中華民族和中國社會迎來了偉大的社會進步，這種進步是由一件件生動鮮活的事情組成的，是由一個個平凡的小 人物推動的。用史學的尺度來衡量，這是“個人規模的歷史”，是色彩繽紛的崢嶸歲月。講好這些故事是作家的天職，既需要作家有智慧，更需要作家有良知，對于 報告文學作家來說，后者更是重中之重。

　　徐劍：

　　報告文學的寫作難度是非常高的，報告文學作家必須具有社會的良心、良知，承擔著社會的公平、正義，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批判精神，具有濃烈的悲天 憫人的情懷。還必須具有前沿精神，關注現實思考現實，特別關注社會問題和國計民生，絕不回避生存矛盾，致力于社會進步，預見社會發展，這就構成了報告文學 作家獨特的表情和品質。面對紛繁復雜的世界，面對光怪離奇的社會，面對詭譎多姿的人生和命運，一個真正的報告文學作家，必須具有豐沛的精神素養，豐沛的情 感素養，豐沛的知識素養。面對一個重大歷史事件，面對一位經歷滄桑的老者，你能不能站在一個更高、更巧妙的視角，以一種歷史的、哲學的、美學的眼光和視野 生成關于歷史、時代、哲學和文化、美學的最終發現，無不在考驗著作者的能力。

　　報告文學作家講述中國故事時，要有寫鴻篇巨制的野心和精神擔當。因為就作家的寫作而言，一生要直面這么幾個詞：精神、命運、死亡、愛情。古今中 外的精品之作、扛鼎之作、傳世之作，無一不在文學敘述之中體現了精神思想元素的獨到發現與深邃挖掘。上乘之作，一定是精神品質高拔的，站在民族的人類的精 神高峰之上，有獨愴然而涕下的情懷，有時代、民族、個人和歷史的命運感，敢于直面死亡的殘酷與冰冷，抒寫愛情的美麗與凄愴，直通讀者的心靈，為受眾再造一 個天堂。可以說窮盡一生，我們困惑于此，我們的突破也在于此。

　　丁曉平：

　　我認為，中國故事，就是以中國和中國人民為核心、真實再現中國的歷史與現實，客觀正視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和問題，準確反映中國人民的生活與心 聲，完整體現中國人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氣質，全方位、大視野、多角度地呈現中國的發展與進步的文學作品。報告文學在表現這些主題時有先天的優勢。我們知道， 報告文學題材是沒有時間界限的。因此，現實題材和歷史題材應該是報告文學兩條平行前進的鋼軌，把報告文學送達更遠的地方。

　　李琭璐：

　　講述“中國故事”，并非簡單地為講故事而講故事，我們是在以文學的形式凝聚中國人豐富而獨特的經驗與情感，描述出中華民族在一個新時代最深刻的 記憶，想象與創造一個新的世界與未來。所謂中國故事，是指凝聚了中國人共同情感的故事，在其中可以看到我們這個民族的特性、命運與希望。對于作家來說，我 們可以講述一個個人的故事，可以講述一個家族的故事，也可以講述一個階層的故事，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如何將個人、家族或階層的故事講述為“中國故事”？這 需要作家深刻的洞察力，開闊的視野，以及創造中國新文化的自覺意識。

　　歌德在他的時代曾經以這樣的句子形容人類精神深處的激情與困惑：靈魂永遠騷動著渴望安寧，肉體永遠勞作著尋覓休息。21世紀的我們不論從哪里出 發，似乎還是能夠碰見這兩句話。我從這樣的句子里感受到另一種巨大的挑戰和熱望，對于一個以寫作為重要生命形式的人，它洋溢出一種不屈不撓的悖論的魅力。 我們相信，在每一時刻都有不可計數的信息沿著光纖飛奔的當今世界，文學依然是不斷擦亮我們心靈的智慧之書，它會使精神歡愉，使靈魂有光，使天地溫暖，使生 命芬芳。我愿用這段話不斷提醒自己：在漩流中不被瓦解，努力保持一個寫作者的寧靜、獨立和尊嚴。

　　講好中國故事，重要的是解決好講什么、怎么講和怎樣講好的問題。講什么，就是要把握時代脈搏、關注發展大勢，把社會進步的主流展示好，把人民蓬 勃向上的風貌展示好。怎么講，就是要真實、生動、鮮活地講，真實的故事最精彩，基層的故事最生動，努力出新出彩，做到見人、見事、見思想、見精神。怎樣講 好，就是要走出辦公室、走出高樓大廈，在基層心中才會有群眾，在現場心中才會有感動。

　　在生活中發現真實與故事

　　何建明：

　　報告文學作家要善于從生活中擷取那些最精美的故事，或者去擷取誰都不太注意的故事。前者是人類對美好和理想的共同取向需要，后者是因為人類有共 同的好奇心。好故事的標準，是內容精美和形態精致。去年清明節前我寫了一篇不長的紀實體散文，叫《雨花臺的那片丁香》，故事講了女烈士丁香的男友阿樂先生 一生對亡妻的唯美和凄美的感情，這種唯美與凄美融合起來，就是一種壯美。壯美將一對革命者的愛情升華成一種崇高的理想和信仰。這是一個大家可能都不太注意 的故事，我寫它并不是要獵奇，而是想從那些平常的、司空見慣的事物中，尋找到可以呈現特別不平常的、閃耀光芒的故事。比如農民代表吳仁寶，他的故事大家都 很熟悉，建設了一個中國最了不起的新農村。在他去世時，關于他過去的那些事引發了不少爭議，當時我用一個晚上的時間寫了一篇《吳仁寶的遺產》，里面講了吳 仁寶鮮為人知的許多故事，發表后效果很好，重新塑造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和一個基層共產黨員的形象。

　　不是所有的故事對一切人都具吸引力，而經典的好故事則必定能打動所有人。經典之所以成為經典，是它必定具備了人類情感和社會進步的普遍價值意 義，以及超越一般水準的審美意義。比如我們常常會被那種純潔無瑕、出生入死的愛情而感動；常常會對弱者產生憐憫心；對真理無限崇仰與追求，對邪惡充滿蔑視 與仇恨等等。明白這個道理后，我們在創作“故事”時，就自然而然地有了一個具象的對象。這很重要，因為這個具象的聽故事的對象，可以幫助我們校準“故事” 的方向，即作品的主題意義。當年我寫《落淚是金》時，在創作時就很清晰地希望讀者能夠通過我的“故事”，來了解和關心那些讀不起大學的貧困生，并最終向他 們伸出援助之手。后來《落淚是金》中那些貧困生的故事基本上都讓公眾采納了、感動了，所以作品達到了預期效果——引發了全社會對高校貧困大學生的關注與獻 愛心，政府也出臺了諸多相關政策。

　　黃傳會：

　　報告文學作家不能像小說家那樣展開想象的翅膀，去虛構、去編造、去揣測。只要作家真正深入生活，便會發現生活本身就是文學，生活中蘊藏著最曲折 的故事、最獨特的細節、最深刻的思想。我在創作《中國新生代農民工》時，密集采訪了許多從農村走出來的“80后”、“90后”打工青年，他們給我講了很多 自己的和別人的故事。一次，我被一位推銷足浴盆的小伙子吸引住了，經過簡短的交談，我得知他爺爺和父親都是農民工。我隱隱意識到這可能會是一個好故事。當 我深入到這個家庭之中，和他們交上朋友以后，我發現這的確是個具有典型意義的家庭。小伙子的爺爺是我國最早一批農民工，當過清潔工，看過倉庫；父親算是第 二代農民工，做過家具，干過裝修。到了小伙子這一代完全不一樣了，他們與土地割斷了聯系，他們從進城的第一天開始便有了“城市夢”。這個一門三代由農民工 組成的獨特的家庭，完全可以說是我國農民工30年歷史的縮影。這樣的故事不到生活中去尋找，靠編造是編造不出來的。

　　為了書寫人民海軍第一支潛艇部隊的歷史，我曾經到海軍干休所去尋找“老潛艇”們，他們都已經走入了生命的最后一段時光。聽他們講述當年初建海軍 潛艇部隊的一個個傳奇般的故事，讓人怦然心動。在南京，我遇到一位“老潛艇”，他晚年得了中風，行動困難，無法言語。他的老伴告訴我，1988年，在大海 中潛航了40年的“老潛艇”離休了，但他對海軍潛艇事業的感情絲毫沒有減弱。他有個固執的愛好——每晚必看電視臺的天氣預報，每當聽到明天東海海區天氣以 晴為主，無風浪時，臉上便會露出安詳的神色。一位同大海打了大半輩子交道的“老潛艇”，他的心中深藏著一片遼闊的海。這樣的細節不到生活中去，靠虛構是虛 構不出來的。

　　王國平：

　　報告文學是文學向時代遞交的一份“證詞”。追求真實，或者說真實性、真實感，是報告文學的立身之本，是它的血脈和基因。報告文學的生命在于目光 緊緊鎖定現實，要么把現實中剛剛發生或正在發生的事情用文字刻錄下來，要么讓悠遠的歷史“穿越”到當下，與現實進行對話，最終的落腳點還是當下現實，正所 謂“重要的不是故事講述的年代，而是故事被講述的年代”。報告文學還是時代向歷史遞交的一份“證詞”。它所關注的事、描寫的人，由于深深打上了“真實”的 烙印，將可能被后來者輕易地“照單全收”，視為“信史”。所以，報告文學作家的天職是不斷地向真實、事實逼近。

　　用報告文學講述中國故事，要經得起時間的淘洗和檢驗。這關系到如何遴選故事，如何獲取故事，如何講述故事。遴選出來的好故事應該是品質過硬、品 相純正、品味醇厚的，要與時代的氣息相契合，從故事中映照出時代的風雷激蕩、波瀾起伏；要符合當代審美情趣，進入現代語境；要感應到人的心靈秘密，讓人覺 得可以親近、可以碰觸，產生精神愉悅和靈魂顫動。獲取故事的途徑不外乎舍得下身段，到生活深處浸泡。優秀的報告文學作家應該始終“在路上”。動筆前，作家 應該“在路上”，去丈量人物的心靈長度，去捕捉大地的生機勃勃，從中梳理出故事的脈絡，翻揀出故事的角角落落。即使回到家里，面對稿紙和電腦屏幕，心也應 該“在路上”，讓時代的動感旋律撐滿字里行間。

　　細節可以救活文章

　　理由：

　　前天入睡前隨意翻看一部清代人寫明代故事的《醉醒石》，第一章寫的是一個為人極盡清廉的小吏。看得出故事素材十分精彩，但作者沒有寫好，其原因在于缺少豐滿的細節。這引起我對文學內容與形式的思考。

　　我們通常看到的文章有三種情形。內容精彩，形式上乘，這樣的作品難能可貴；內容大于形式者，非文學也，可能是學術論文或實驗報告；形式大于內容 者，有人喜歡看，例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與《漿聲燈影里的秦淮河》，回想主題內容記不太清，只記得文筆曼妙，還成為經久流傳的經典。這說明形式對于文學 作品極為重要，包括取材、謀篇、結構，以行動為特征的情節與細節展開，還有語言文字的修養……

　　我的早期作品《揚眉劍出鞘》從采訪到寫作都在擊劍運動隊的宿舍里完成。這項運動身手動作極快，轉瞬間勝負分曉；為了弄清楚現場情境，我請教練員 持一把劍，我拿一把劍，就這樣一劍一劍地比畫著去還原現場事件。隨后把單人床的鋪蓋一卷，坐在小馬扎上寫完全稿。正是這樣對生活細節的考量和認真還原，最 后成就了這部作品。

　　魯光：

　　細節、激情、人物是寫好中國故事的關鍵。我在寫作《中國姑娘》時因為想進一步了解隊員周小蘭和整個隊伍的情況，就冒冒失失地問周小蘭，你寫過日 記嗎？某年某月某日有一場比賽你記錄了嗎？她說我有記錄，我說能看一下嗎？當時郎平在旁邊，說魯老師，這個不能看，女孩子的日記你怎么能看呢？周小蘭說， 老師，你看一眼，咱們拉勾，你不能往外寫，也不能抄，也不能告訴別人。我說行，沒問題。她就把日記給我了，她的日記很簡單，我一個通宵就看完了，看完覺得 很精彩，特別是表現了當時女孩子的一些愛情生活，她寫以前出去比賽心里很輕松，那天突然之間心被拴住了等等，深深打動了我。當時我跟她拉了勾了、保證不能 用，最后還是用了，寫了8000字，實際上也得到了她的默認。所以，對于報告文學來說，細節很重要，一個細節可以救活一個人物，救活一篇文章。

　　黃傳會：

　　報告文學必須具有“文學性”，這是不言而喻的。現在一些報告文學作品讀者不滿意，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報告”有余，“文學”不足。報告文學的 “文學性”指的是這種文體的審美特性，它是由多方面組成的，比如題材之美、精神之美、風格之美、語言之美等。不過我認為，報告文學“文學性”最基本的一個 要求是要有好故事。

　　精彩的故事要靠精彩的細節來支撐，而精彩的故事和細節都需要作家到生活中去尋找。通過多年的創作實踐，我深切地體會到，每一部優秀報告文學的誕 生，都是作家與生活的一次貼近，都是作家對生活的一次思考。你越深入生活，作品就越扎實；你越深入生活，作品就越有深度。正如習總書記所說的那樣：“文藝 創作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但最根本、最關鍵、最牢靠的辦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徐剛：

　　1988年，我為電視紀錄片《綠色長城》撰稿，第一次踏訪三北防護工程。在山西保德有一個老人叫張候拉，使他遠近聞名的是山里小孩唱的一首順口 溜：“保德有個樹瘋子，住山洞吃黑豆，不換衣服不洗澡，種樹不管家，他叫張候拉。”我見他的時候，林業局剛把他從九塔山的山洞里接出來，我仿佛見到了一個 “野人”，我幾乎無法采訪，他總是說兩句話：“人活一輩子，總要給子孫留點什么”；“走不動啰，走不動啰”。他已經86歲了，用白面換黑豆，到林場撿樹 苗，為了省去上山下山的時間，他住在九塔山的一個山洞里，吃黑豆、野菜，穴居10年。就連專家也困惑：這些種植在水土流失區流泥淌坡的24萬棵樹，一個 70多歲的老人十年不息僅憑一己之力是怎么種下的，而且都活了，生意盎然。從某種意義上說，張候拉的故事是九塔山上的樹告訴我的，我在進入張候拉手植的那 些林子時，我在他住了10年的山洞中尋覓時，能看見張候拉的腳印，能聞到張候拉的氣息。在這些從生活中生發出的細節里，文學的思緒隨之而來，張候拉的故事 是有根的，充滿荒野的氣息，樹葉青草能牽動出我的詞語。

　　好故事要有好講法

　　何建明：

　　好故事必須有好的“講法”，才能配得上“好故事”。這話的意思是：你有一個好的題材和創作志向，但你如果不會用很好、很精到、很有感染力的藝術 表現手法，素材再好也等于零，因為你把好故事“講”得乏味無趣，既浪費了好故事本身，也消耗了讀者的時間和感情，沒有人買你的賬。每個作家都有自己講好故 事的經驗，我自己的體會是：你得用心、用情、用精氣神、用巧勁，全身心地“講故事”；你得對“故事”本身提煉、加工，直至“無路可走”的努力境地；你還得 將心比心地站在“聽眾”的角度去感受和追求表達樣式。2008年在參加汶川“5·12大地震”寫作時，幾百、幾千寫作者同時撲到這個事件上。怎么去“講” 好這個人人皆知的故事，便成了很具挑戰性的事。后來我選擇了用“頭七”、“斷七”和“百天忌日”三個不同的時間段的震區現場鏡頭作為開頭，又用一條狗、兩 條狗和一群狗作為結尾，當然還有比較厚實的內容篇章，創作了《生命第一》這部作品。需要強調的是：報告文學作家是“講中國故事”講得最多、也是最具潛力的 一個特殊群體，全社會應當向他們致敬。               

　　徐剛：

　　農人播撒種子的時候，便種下了故事和詞語。在更加廣闊的大的荒野，那些知名及不知名的樹木荊棘、山花野草，在人所不覺時萌生新枝了，開花結果 了，我們找不到播種者、耕耘者，或許這就是大地的秘密。大地為萬有，大地的秘密是創造的秘密，創造的秘密是生命的秘密，生命的秘密是這個世界最后的秘密。

　　大地源源不斷地涌出故事和詞語，但需要人去擷拾、講述。以最生動的語言說出大地故事的人，不是詩人和作家，是農人，是深山老林中的護林員，是中 國風沙線上種草種樹的人。而詩人和作家只是從他們的言說中被感動，隱隱地觸及心靈深處對本質的思考書而為文，發而為聲。1987年，為寫《伐木者，醒 來》，我到武夷山采訪陳建霖，他給自己刻了一方印：“狗官”，他說有兩層意思：其一，“我是武夷山的看山狗”，誰砍樹就咬誰；其二，“我作為一個科長小官 連狗也不如，沒有樹武夷山就是荒山。官有守土之責，守土就是守樹守草，現在的官吃喝、貪腐、開會、說空話廢話的時候，樹倒下了，九曲溪沒有水了。”我沒有 見過一個人為了山、樹和水痛哭流淚的，陳建霖用自己的工資，按樹木大小換取山民刀下留樹。這樣做的后果是砍樹者越來越多，他的錢花光了，他甚至抱著一棵樹 不讓人砍伐，到深更半夜還是被砍伐了。多少故事、多少詞語通過陳建霖從武夷山涌出，從九曲溪流出。我將他的故事印跡于《伐木者，醒來》中的一章：“中國： 一座山和一個人的困惑”。

　　徐劍：

　　中國作家不缺技巧、也不缺技術，甚至不缺想象，最缺的是生活，是從生活之中發現精神稟賦、品質的能力。現在報告文學最受人詬病的就是文學性的缺 失。過去報告文學作家寫一個重大題材，往往只重事件，忽略了人物，我以為中國故事的姿勢，應該得益于文學姿勢的改變，應該以文本為經，人物為緯，人物命運 情感沉底。小說也好，報告文學也好，都是圍繞一個故事、一個結構、一個敘述，報告文學長期以來，結構問題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

　　在我個人的創作中，2004年從《東方哈達》開始，結構不斷鼎新，上行列車和下行列車雙線并行；《冰冷血熱》采用女兒短信與我聯系的附線和冰雪 主戰場的主線敘事；《國家負荷》中有金木水火土，東西南北中的五行陰陽結構；《雪域飛虹》是直流電陰極、陽極正負結構，《浴火重生》則是天壇、地壇、月 壇、日壇、社稷、人間分塊，主線五個家庭四代人的百年沉浮，背景滿族從阿爾山的鮮卑開始的歷史。最近寫的八廓老城改造，則以廊廓、八廓、林廓的三條依次轉 達的轉經之道，轉出一條八廓街的持久不變，變的則是蒼生百姓。同時，報告文學的寫作也要瞄準人物，抓住人情、人性和命運的落點。把寫作的視角聚集到人生、 命運，人的處境和人類的前途之上，甚至是死亡。寫人情之美，寫人性之愴，寫命運之舛，發現生活之堅，生存之難，死亡之美。大時代的變遷，必然折射到個人命 運之上。

　　再就是要回到中國氣派和中國敘述風格上來，這些年，我自覺從中國古代詩詞歌賦和散文話本筆記小說、甚至是從性靈小品文中吸吮營養，努力學習中國 古漢語的高貴簡潔典雅和韻律之美，嘗試寫舊體詩詞，甚至寫半白不文的散文小品，洗練自己的文字，回歸中國文學的道統和法度，在中國故事寫作上，盡量寫出文 學的大氣絢爛以及中國風格之美。

　　丁曉平：

　　講好中國故事，要求作家把握好三“場”——立場、現場和氣場，從而使作品完成能量、動量和質量的轉換；在創作方法上要把握三“視”——仰視、平 視和俯視，使得作品擁有敬畏、尊重和批判精神；在創作理念上要把握好三“觀”——宏觀、中觀和微觀，從而使得作品懷抱全局，有豐富的情節和細節；在創作態 度上要把握三個關鍵詞——寬容、局限和敘述，從而使得作品具備大格局、大視野和大情懷。尤其是重大歷史題材的作品更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對歷史事件和歷史 人物的記敘以及在史料去偽求真的過程中，必須要拋開個人情感的狹隘的判斷，既求真更求實，也就是既要一分為二，又要恰如其分。

　　趙瑜：

　　要想講好中國故事，必須重視方法和技術，當前的報告文學出現了較為嚴重的問題， 一些作品平庸而又粗糙，語言很不講究，大量作品的立意從屬于通訊報道，幾乎談不上文學作品所必須的藝術結構，這就不能征服讀者。講故事要符合東方中國的審 美習慣，藝術審美也有特定的區域性。以漢語言為母語的中國人，這個龐大群體到底喜愛什么樣的講述方法，不接受什么樣的敘事方法？這不是小問題。報告文學作 家應該學習一切好的方法和技術，真正做到能夠跟好小說、好散文相比拼。

　　講好中國故事，必須以人的價值為軸心，開掘人物所承擔的時代性。古典文學和現當代文學多年來的經驗證明，好的文學就是人學，人與故事分不開。一 旦離開這個東西，也就距離文學越來越遠。改革開放30多年來，凡是站得住腳的都是圍繞人物寫矛盾的，我們離開人物，也就失去了長處，面對生活矛盾誰也應付 不了， 但寫出時代人物是作家的長處，是作品承載這個時代的法寶。正因為寫了人，我們才有可能駕馭這個時代，把握和讀者的關系，而一般地寫案子、寫事件，都寫不過 生活，甚至寫不過一個干部的回憶錄。

　　中國故事應聚焦普通人

　　魯光：

　　我是一個不善于講故事的人，30多年前卻講過一個中國女排姑娘奮勇拼博奪取世界冠軍的故事。上世紀80年代初，是“文革”結束后的百廢待興的年 代。“團結起來，振興中華！”是當時最響亮的口號。我隨中國女排姑娘去過一回北京大學。未到大門口，學生們就將女排姑娘們圍得水泄不通。進了校園，女排姑 娘就被學生們“搶劫瓜分”，東一堆，西一堆，狂熱到極點。在禮堂里，女排隊員被眾人抬起來，拋向臺下，臺下的學子們將她們接住。那情景至今難忘。本定在禮 堂舉行的歡迎會，因為人太多，只好改到五四廣場舉行。“振興中華”的口號從北大響起，響徹了神州大地。

　　198l年冬，中國女排參加在日本舉行的世界杯大賽。她們有志氣也有實力登上世界冠軍的寶座。這是一個中國體育界幾代人夢寐以求的時刻。中央分 管體育的賀龍元帥曾發出豪嘆，“三大球不翻身，死不瞑目”。為了奪冠這一天的到來，中國女排姑娘和她們的教練艱難拼博，作出了種種犧牲，付出了超人的代 價。我大學畢業后就進入體育界，與體育界領導、同事和運動員一起做著體育強國夢。在中國女排出征前，我到集訓地湖南郴州與她們朝夕相處，親身感受了她們的 酸甜苦辣、喜怒哀樂。當時，社會上流傳一種說法，中國青年一代不如一代。我身邊的這群中國姑娘，為了祖國榮譽奮勇拼博，不拿世界冠軍誓不罷休。她們不正體 現出當代中國青年奮發有為的精神嗎？于是，我產生了書寫她們的沖動和激情。

　　這便是我講述中國女排故事的那篇報告文學《中國姑娘》的創作背景。一個不善講故事的人卻講好了一個故事。回過頭來想想，原因也許是，有生活，有 激情，重細節，寫人物。當然最主要的，是有一種非寫不可的責任感。至于轟動效應，或者說聽眾多，那是我講的故事合民心，順應了時代潮流。

　　馬娜：

　　生活不是權貴者的詩篇，而是布衣百姓的悲歡離合。每一個普通人物皆生存于市井，他們像一只只閃著幽微光亮的螢火蟲，沒有飛翔藍天的奢望與渴求， 沒有炫目的粉飾與造作。在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的四季輪回里過著簡樸的小日子，既有著豐收的香甜，也承受著生活的酸苦。他們身上發出的光亮從不同的角度折射 出最真實的人性之美，本色地演繹著這個時代不同的故事。

　　講好中國故事，最好的辦法就是走近這些普通的小人物，既體察他們生活的蒼涼，也感受那些平凡的喜悅；既能看到生命里的卑微，也能感受到靈魂深處 的崇高。小人物生活在塵埃里、角落里、汗水里，在枯燥寂寥處，在華麗的背后，小人物的故事往往平常而質樸，你若熟視無睹，很容易悄然消失。去年10月18 日，《人民日報》刊發了我寫的一篇關于一位新疆維族老人的擁軍故事——《天路上的吐爾庫》。文中的吐爾庫老人既不是先進典型，也不是什么名人，而是千千萬 萬維族百姓當中的一個普通老人。他的擁軍故事就是在新疆恐暴形勢十分嚴峻的情形下，不畏不懼，堅持為部隊傳送消息，幫助部隊看護樹苗、栽葡萄、種蔬菜等。 作品中的人物雖普通，但是同樣能讓讀者感受到一個普通小人物靈魂的高貴，感受到一個普通小人物在面對恐暴勢力的邪惡與維護民族團結時精神上的堅定與強大， 以及他的質樸和善良所給予人們的溫暖。我在創作時也是有些體會和收獲的：小人物的故事，往往不太會被人注意，不容易被挖掘，甚至被發現時，也不會感覺有什 么價值。吐爾庫老人為部隊所做的事情簡單、平常，但是當我像串珍珠一樣，將一個個閃爍著吐爾庫老人善良、質樸、愛之光的故事，用一條回蕩著新疆旋律的藝術 絲線串起來之后，就使得這位維族老人的那些小故事有趣并洋溢著美感，他的靈魂里所散發出的光亮更是熠熠生輝，溫暖著我們每一顆善良的熱愛和平的心。

　　徐劍：

　　因了這身軍裝，因了主旋律，因了報告文學之寫作，可以說我的創作實踐活動中，中國故事無處不有，無時不在。既然每天都在面對中國故事，敘述中國 故事，那么就要潛心研究主旋律的寫作，如何講好中國故事。根據這些年來對報告文學寫作探索的研究和實踐，我以為講好中國故事，最重要的是要調整作家講中國 故事的敘事姿勢。

　　中國故事的文學敘述，離不開強國夢、強軍夢這些正能量的宏大敘事，報告文學作家在把握這些重大題材時，應該遠離英雄創造歷史這個慣性和怪圈，將 敘述的姿勢、身段降低，再降低，把敘事的探頭對準那些名不見經傳的人小物。既要為至尊之人青史留名、更要為小人物長歌當哭。對文中的這些主人公、小人物， 應懷著敬畏、悲憫的情懷。敬畏，不僅僅是報告文學這個門類本身的敬畏；悲憫，就是要對自己寫作的主角，尤其是無名之輩、弱勢群體悲天憫人，在某種程度上， 應該將他們舉過自己的頭頂，提升到至尊至偉的角度來敘述。

　　我寫青藏鐵路《東方哈達》最難忘的就是兩個普通家庭的命運，他們懷揣的是普通中國人的住房夢、孩子大學夢和晚年養老夢，結果母親患了頸淋巴癌， 局醫院的醫生告知他們后，一家三兄妹將4年鋪青藏鐵路掙來的錢都給母親治病了，失了住房夢、少了為孩子上大學的錢，卻收獲了親情。

　　還有中鐵十二局的方文紅和劉正道夫婦，也是我寫入書中的人物。有一天，一位朋友對我說，你寫的方文紅得癌癥死了。我當時非常驚訝，方文紅才35 歲怎么會死？我釆訪那年，丈夫劉正道上青藏線，方文紅27歲，女兒4歲，夫妻倆說好了一個上山，一個留守在家帶孩子。可是在格爾木開工儀式上，劉正道意外 發現妻子來了，她將4歲的女兒扔給了母親。后來，上海拔4700米的楚瑪爾河，妻子上去一次，高反一次，到了第4次，終于留在了工段上。夫妻同工卻不能同 居，惟一的溫存就是一起背靠背，一起看藏羚羊輕靈掠過，看可可西里的云卷云舒。有一個中秋節，昆侖山的月很圓、很低，我問他們為什么不給孩子打電話，他們 說不能打，不然孩子那邊哭，我們這邊哭。小人物之夢，營構了中國大夢；普通人圓夢的故事，鑄成了中國故事的史詩長卷。惟其小人物故事的精彩，中國故事才有 持久的文學魅力。此乃是國家之夢的一枝一葉，一花一樹，而非只是一些無邊無盡的犧牲與毀滅、悵然與失落。不要認為主旋律就在宏大敘事，在處理重大題材的中 國故事時，作者的敘述姿勢，要站在低處，改高人一等的文學說教為促膝相談，將中國故事的視角下移，改俯視為平視，甚至仰視。應從那些普通身上，感受個人希 望之夢，與一個大時代、一個偉大民族的發展之夢的一致性。

　　李琭璐：

　　作為一名年輕的寫作者，我認為身邊并不缺乏故事的素材，對于報告文學作家尤是。從綿長悠遠的古代文化到現代中國一個多世紀的激流勇進，我們擁有 著蘊意深邃、震撼心靈的中國故事。我們所欠缺的，是把故事講好的能力。2014年8月我發表了題為《落寞夕陽——中國農村留守老人采訪記》的報告文學。這 部作品來源于我2013年的采訪，這一年，我深入數十家農戶，同吃同住，采訪中有老人告訴我農村留守老人有三怕——“怕生病、怕過節、怕花錢”，這在我國 偏遠的西北地區更為突出。我所采訪的陜西渭南，有300萬農業人口，而其中一半以上都是農村留守老人。在類似這樣的中國鄉村中，還有大批留守老人的故事， 他們得到的社會關注和公益組織救助很少。作為弱勢群體，他們基本被遺忘在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角落里，幾乎沒有人探討他們的孤獨、窮困和尊嚴的喪失。如今，農 村留守老人的自殺現象已經嚴重到觸目驚心的地步。在以上的采訪和寫作過程當中，我時時感覺壓抑，雖然稿件反響不錯，但過后我卻每每陷入低谷。發現和記錄是 我們的宿命，而記錄和傳播本身也是一種行動，或者說可以促成行動來改變社會。

　　中國故事如何面向世界和未來

　　丁曉平：

　　講好中國故事，要把握好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把屁股坐在“中國”上。在當下，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面對 “中國威脅論”和唱衰中國的文化侵略，如何講好中國故事，更加要求我們報告文學作家要把握好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早在1942年，毛澤東主席在延安就“如何 研究中共黨史”的問題提出了“古今中外法”，強調要弄清楚所研究的問題發生的一定的時間和一定的空間，把問題當作一定歷史條件下的歷史過程去研究。他強 調，“研究中共黨史，應該以中國為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國身上”。講好中國故事，同樣也應該像毛主席所說的那樣，以中國為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國身上，讓中國 走向世界，同時也讓世界走進中國。因此，我們必須突破自身的局限，以世界眼光寬容異己。

　　現在，我正在創作長篇報告文學《1945·大國的博弈——波茨坦會議與我們的世界》，目的就是通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場背后的大國政治博弈，向人 們說明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暨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我們如何紀念？如果我們的文藝作品僅僅停留在描摹戰爭、揭示苦難，那么我們還缺 乏世界胸懷，還缺乏大國眼光。戰爭只是政治的繼續，是政治的手段。我希望我的這部作品告訴人們戰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看看二戰背后的政治較量，也就懂得了 今天的中國與世界應該如何保持和發生未來的關系。

　　王宏甲：

　　講好中國故事，不光是寫好反映現實題材的報告文學。中西方文明在近代相遇，如果僅從經濟形態看，是世界上最發達的農業文明遭遇西方新興工業文明 的挑戰，實際發生的劇烈碰撞遠不止在經濟、科技、生產方式和政治層面。它在中國人的精神、心靈所產生的滲透性影響，至今難以估量。從那時起，中華文明不僅 遭遇西方的猛烈沖擊，也為本國人士強烈質疑，乃至刨根論劣論朽……至今仍有不少學者繼續著這種“刨根論劣”的努力。近十年來，我越來越意識到，世界上存在 不同的文化源流，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不同的文明觀。我以為我們已處在一個需要重新認識文明的時代，這并非一個命題，而是橫在我們面前的一個現實任務。就紀實 文學領域而言，這個任務不僅僅是寫好反映當代現實題材的中國故事。

　　2013年3月19日，習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的重要講話中特別講了四個“講清楚”：一是講清楚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傳統、文化積淀、 基本國情不同。二是講清楚中華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三是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四是講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于 中華文化沃土、反映中國人民意愿、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這“四個講清楚”都指向要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而不是劣勢。2013 年我寫了一部文史著作《人民觀》，副題是：一個民族的品質。這部作品是從追溯中國現存最古老的書《尚書》開始的。在寫作中我強烈意識到，祖國不只是個領土 的概念。一個民族的祖先拓土開疆發展至今的歷史，以及這個歷史過程中形成的地域、人文、精神的總和，就是祖國。真正的祖國是文化，文化衰弱，民族就衰弱。 一個人頭腦里沒有祖先的歷史，沒有對祖先歷史的文化自覺和自信，就沒有精神上的祖國。因此，在當今中西方文化劇烈碰撞的時代，講好從古至今真實的中國故 事，是當今的歷史性工程，且任重道遠。

　　趙瑜：

　　我自己寫東西，常常刻意要求自己在這三個方面下力氣：思想上是不是觸及了生活中的真相與矛盾，內容上是不是抓住了生動傳神的時代人物，文本上是 不是講究了方法和技術。要想講好中國故事，決不能回避生活中的矛盾。廣大讀者想從作品中看到真相和真實，如果我們有意無意地回避生活中的矛盾，或者淺顯地 接觸當代社會的矛盾，讀者是不會滿意的。只有把時代生活中尖銳的矛盾寫出來，敢于揭示矛盾的復雜性，竭力挖掘時代規律和突出現象，讀者才會覺得閱讀報告文 學有意義，有價值。今天，讀者的層次有很大的提升。對于讀者來說，作品距離現實矛盾的遠與近、深與淺，直接關系到報告文學的生命。讀者所知道的東西有時候 比作家寫的還多、還深，怎么辦？我們必須直面尖銳矛盾，敢于揭示生活的真實真相，報告文學才能走在時代前列。

　　王國平：

　　如何講述中國故事是報告文學創作一道永恒的考題。現在有的報告文學創作仰仗材料的堆積，將公文式的語言徑直挪移到文學家園之中，“張冠李戴”， 壞了文學的口味，整部作品“無故事”。有的創作過度“消費”故事，把故事講得活色生香，太生動了，太像故事了，最終成了一個“偽故事”。在龐雜、立體、繁 復的現實面前，盡管下了苦功夫，花了大力氣，但還是逃脫不了“盲人摸象”的“魔咒”，難以掌握事實的全貌、窮究事物的本質。

　　在這個全媒體、自媒體時代，人們可以通過多樣的技術手段去接近特定的故事，他們有自己的視角與發現，他們有自己的思考與態度，他們掌握的某個關 鍵性可能恰好是報告文學作家的盲區。他們是“新讀者”，有現代思維，有媒介素養，有個性意識……所以說，報告文學作家應該持有謙卑的姿態，要敢于、善于示 弱，明了自己的局限。小說家可以宣稱自己是作品世界里的“國王”，報告文學作家恐怕只是作品世界里的“宰相”，只能放棄全知全能的視角，把自己擺在恰當的 位置上，有一說一，讓故事以“素顏”的面目登場亮相。要化妝也只能是略施粉黛，妝容盡量淡一些。如果肆意地給故事抹上“增白粉”、套上“增高墊”、灑上 “添加劑”，雖然或許可以粉飾一時，最終卻必定砸破自己的飯碗，損傷文學的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