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澤：“善行出版”現(xiàn)象

　　40多種書，蔚為大觀，寫的都是“中國好人”，記的都是這個時代的善舉。河北出版界堅持不懈地做了一件好事，這件事被稱為“善行出版”，從李春雷的《善行啟示錄》、李朝全的《夢想照亮生活——盲人穆孟杰和他的特教學(xué)校》到《大愛長歌》《果實》《美德照亮人生叢書》等，一本本書，就好比一盞盞燈，照亮了人生。當(dāng)然，這些書受到了讀者的歡迎。

　　這些寫作者和出版人，他們的志向無法用市場價值和市場效益衡量，他們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都在“世道人心”。作為近年來開展的“善行河北”主題道德實踐活動的一部分，“善行出版”已成為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河北落地生根的有效載體和生動實踐。

　　即使在這個時代，利他和行善，也依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的難還不僅在于行善者自身，而且在于社會對行善的看法。當(dāng)人們在媒體上得知一件善事時，很多人會為之感動，但是也常有人會習(xí)慣性地猜忌：是不是在“作秀”，是不是另有所圖，等等。有時我們甚至能夠感到一種反向的壓力：那些做出了無私善舉的人們，他們可能會感受到惡意而不是善意。

　　這個問題，我在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曾經(jīng)談過，某種程度上，這表現(xiàn)了一種想象力的扭曲。我們的精神結(jié)構(gòu)中、我們的文學(xué)中，有著一種發(fā)達的對于利己、對于自私的想象力，官場、宮斗乃至家斗，一切都歸結(jié)為一地雞毛、勾心斗角的算計，都是精致的小人之心。秉持著這樣一種庸俗勢利的人生態(tài)度，我們就很難想象善，很難想象君子，很難想象這個世界上真的有很多人不是為了利益、算計而做出奉獻，當(dāng)然也不能想象有人僅僅因為理想和信念而拋頭顱、灑熱血。

　　正是在這里，我們能夠鮮明地看出文藝和文化對于社會風(fēng)氣的引領(lǐng)作用。在古時，善行義舉常常要銘于碑石，立于通衢，為的不僅是記憶，更是要讓來來往往的人們在潛移默化中感受人世清明、風(fēng)俗純正，那些碑石讓人們體會著在柴米油鹽中恒常運行的大道，把人們從心靈深處團結(jié)在一起�，F(xiàn)在，作為一項事業(yè)的“善行出版”，就是為好人立傳、為善舉樹碑，那些寫作者和出版人強烈地感到了自己肩上的責(zé)任，在他們看來，每一本書都在培育著人們對善的想象力和感受力，都在引導(dǎo)人們貼近那些好人，在他們的靈魂深處感受著他們的悲歡、艱辛和高貴，在他們的利他與奉獻中感受著精神的筋骨和情感的溫度。

　　這些書中的好人大多是普通平凡的人，他們不是慈善家，慈善家們令人敬重，但是，對一個社會來說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相信，這些好人在書里，更在浩大人群中、在我們身邊，他們懷著同情、憐憫、愛，他們樸實無華地體認和踐行著對家人、對熟悉或陌生的人、對社區(qū)和村莊的承擔(dān)和對國家民族的責(zé)任。正是這樸素的善好，使我們意識到，我們生活在一個共同體之中，我們和他人之間決不僅僅是利益與交換關(guān)系，更有著相守望、相扶助的義務(wù)和情誼。從人民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經(jīng)驗中選材，從民間的道德實踐中尋找閃光的故事，這是“善行出版”的一大特色。由此，我們在這些書中所領(lǐng)會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不僅僅是觀念，而是活生生的，帶著煙火氣，帶著泥土氣，好人是高大的也是普通的，善行也不再是遙遠的新聞，我們每個人都可以見賢思齊，從中看到生命更好、更高的向度。

　　中國有偉大的詩教傳統(tǒng)，孔子刪定《詩經(jīng)》，從此確立了文學(xué)對民族生活的重大責(zé)任。賦、比、興，是真是美，更是善，正是在引譬連類之中，我們發(fā)生道德和審美的移情，深切地體會著他人乃至天下的憂樂；而風(fēng)、雅、頌是發(fā)乎情、止乎禮，在詩的本體上體現(xiàn)著道德秩序。康德說，世上最讓他敬畏的是頭上的星空和人心中的道德律。而在孔子看來，道德律并不神秘，它是家常日用，不必求諸鬼神，也不必求諸上帝，只需要堅持不懈的理智和情感的教育，這就是詩教，春風(fēng)化人，讓善好的信念內(nèi)化于心、外化于行。“善行出版”也是一種詩教、一種文學(xué)之教，讀著這一本本書，你能感到，作家們?nèi)缤瑑扇�千年前的前輩們一樣在大地上采風(fēng)，“采風(fēng)”不是旅游，更不是獵奇，而是真正地深入到人民的生活中去，諦聽人民的心聲，在街頭巷尾、在田間地頭隨時發(fā)現(xiàn)真的、善的和美的事跡，他們滿懷欣悅地把這些記下來，然后又讓這些人和事像風(fēng)一樣吹向更多的人、更廣大的世界。

　　這40多本書如一片林海，這是中國精神的縮影，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生動例證，這樣的寫作和這樣的出版，在大地上鼓蕩著向善向好的風(fē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