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文學VS權力 正面強攻現實 《三個三重奏》研討會舉行

　　“純文學如何處理熱點現實？如何面對權力失范？如何直面腐敗？”10日22日在中國人民大學召開的《三個三重奏》研討會上，這是批評家們談論的最多的問題。研討會由北京作家協會、中國人民大學、十月文藝出版社主辦。《三個三重奏》是寧肯的長篇新作，今年4月在《收獲》上發表，引起強烈反響，最近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單行本。小說涉及了當前的社會熱點問題，權力、腐敗，但寫法上頗為不同，觀念上有突破。研討會上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閻晶明說，寧肯的小說涉及了貪官題材，“卻沒寫成一個官場小說，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具有重要的文學意義。過去我們經常看一些外國小說，《2666》、《我的名字叫紅》、《百年孤獨》都會有感覺，他們把爛俗的現實生活經過整合變成了非常高級的文學故事，而我們要么是小說的意味不夠深，要么是跟社會生活無關，變成完全獨白式的寫法。而在寧肯的作品中這些改變了，我們同樣看到了處理爛俗生活的能力，那種的強大的敘述能力，這非常值得珍視。”

　　中國作協創研部主任何向陽也特別提到小說的寫法，認為《三個三重奏》“各個人物之間有一個很強大的導演，這個導演就是寧肯。寧肯這幾年來一直是一個瘋狂地追求創新的作家，在探索中他把注釋作為一種方法論，并在方法論上強化，是一種非常好的努力。所以我覺得他的小說在文學和電影之間的關系極具現代性，寧肯的小說就像作家電影。故事的元素可以有不同的寫法，如果用傳統的寫法就是中規中矩的，沒有新鮮感，寧肯講述故事的方式非常不同，先鋒性值得肯定。”北京大學教授陳曉明從另一角度闡釋了小說，認為《三個三重奏》實際上也是一篇哲學小說，認“中國當代小說缺少西方小說極為重要的三個要素：哲學、宗教和政治，而寧肯有意識地在中國語境中做出這種挑戰。寧肯的作品體現了‘寂靜中的共響’這一哲學概念，認為其對于‘寂靜的瞬間’的把握十分到位，同時也探討了權力與肉欲的問題，它們交織著產生變奏。”白燁認為，寧肯這部作品除了塑造杜遠方，同時也把作者寧肯自己的形象進而塑造出來了，什么形象呢？就是他在藝術上的探索和突破的形象，通過小說寫出來了。

　　黃子平教授特別喜歡非現實主義的部分。在他看來作品中現實主義部分的描寫過于泛濫著思想性，而非現實主義部分，作者的筆墨得以自如，例如作品中審訊的場面如同行為藝術作品。非現實主義部分如此成功的原因在于作者讓‘政治為文藝服務’但小說排除了對死亡的恐懼，削弱了作品”。施戰軍對黃子平提及“恐懼”提出自己的看法，認為作者“正是通過對恐懼感沒有意識的意識來掩蓋恐懼，強調籠罩在恐懼中的命運的不可捕捉。”楊慶祥認同施戰軍教授的觀點，“認為作品從頭到尾充斥著來自于日常生活的恐懼感，這種恐懼正因為‘死不了。《三個三重奏》雖然寫日常的權力故事，但卻以獨特方式超越原題材成為復雜的小說，而這一點恰恰是作者通過形式的變革來達到的，這致關重要。”

　　《三個三重奏》以第一人稱敘，講了三個故事，國企高管杜遠方在逃亡中，來到濱海小鎮，作為陌生的房客，住在了小鎮上一個小學女教師家中。幾乎在杜遠方逃亡的同時，得到過杜遠方資助過大秘居延澤被雙規，審訊地點被設置在一個類似798的藝術區。第三個故事是第一人稱敘述者“我”的故事：“我”從小的理想是住在圖書館，他的書齋已相當一個圖書館，雖非殘疾人卻喜歡坐在輪椅上閱讀，“我”在一個朋友勸說下來到看守所的死囚室，認識了許多死刑犯――這里是另一種圖書館，有最活生生的書。參加研討會的還雷達、賀紹俊、孫郁、解璽璋、邱華棟、王升山、韓敬群、韓春燕、興安、劉頲、岳雯、王德領、李林榮、叢治辰、張永清、楊聯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