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作家共話女性文學寫作

24日上午，論壇第一單元 戲劇類由徐坤主持(右一)。

24日下午，西班牙小說家瑪塔·桑斯在論壇第二單元發言并答問。

24日下午，西班牙小說家埃爾維拉·納瓦羅在論壇第二單元發言并答問。

　　第二次中國—西班牙文學論壇于6月25日落下帷幕。論壇期間，來自兩國的作家、詩人、學者圍繞“新時代、新聲音、新方向”的主題進行了多場文學對話，涉及戲劇、小說、詩歌等領域。他們的交流植根于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和時代社會發展進程，相同的則是各自悠久的文學傳統和燦爛的文學成就。也因此，這次跨越遙遠距離的對話既有思想的碰撞和語言的交鋒，又有面對世界性話題時的互相理解和支持。

　　時間來到今天，世界每天都發生著巨大變化，給人帶來驚喜的同時也讓人感到不安和緊張。每個國家的文學都要面對這一變化，在這樣一個新的時代，文學這門古老的藝術該如何發出屬于自己的獨特的聲音？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這樣一個眾聲喧嘩、熙熙攘攘的時代。而對女性作家來說，她們需要面對的問題可能更加繁多和復雜，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她們承擔著更多來自傳統和當下的壓力。怎樣在寫作中克服這些壓力，并在作品中呈現出變化的復雜性，對她們而言是艱難的，但又是必須面對和解決的。

　　需不需要“女性文學”的標簽

　　女性文學早已不是什么新鮮的話題，將性別身份與作家的創作聯系起來并進行特殊標記，本身是具有特定歷史文化原因的，其目的在于建立女性的主體意識，提高作家對女性命運和處境的關注。在中國與西班牙兩國的文學發展中，“女性文學”或者說“女性寫作”都曾被作為一個重要概念提出。如今，女作家的寫作是否還需要這樣一個標簽來界定，結論在兩國作家那里有很大差別。

　　中國的女作家在發言中不再刻意強調“女性文學”這個概念，她們既不愿意在名字前面加上性別的身份標記，也有很多人否認存在一種“女性文學”的類別。在她們看來，文學作品只存在高下之分，并不存在性別之分，女作家或者“女性文學”的提出，會被視作對她們文學創作成就的“貶低”和文學創作能力的“降格”。這在徐坤、魏微、榮榮、娜夜、吳彤等的演講中都得到彰顯，她們更加看重的是，為自己的生命發聲，為自己的心靈和族群誠懇發言，為時代精神書寫只屬于自己的贊美與感喟。

　　而在西班牙女作家眼中，女性文學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強調，當然，這也與西班牙女性文學的迅速發展密不可分。近15年來，在西班牙的舞臺藝術界出現了不少女性作家協會，它們在傳播和促進女性舞臺藝術、進行課題創作調研、反對性別歧視方面作了大量工作。擺在女作家面前的另一個現實是，在藝術領域從來就沒有真正的男女平等，女作家和藝術家們的工作更多，薪水卻相對較少，她們的藝術生涯也比男性更加短暫。瑪塔·桑斯在她的演講中就基于女性的境遇反復強調，自己是從女性的角度出發來寫作的，之所以有這樣的堅持，是因為那種認為與男性平等的幻想今天徹底破滅了。但與此同時，她也認為所謂的“女性文學”不該是簡單地貼標簽，也不是人們站在動物園里觀看瀕危動物時涌起的憐憫之情。

　　痛苦和焦慮成為作品的重要構成

　　中西兩國女作家對女性文學、女性寫作的不同看法，與她們的實際生存境遇和寫作處境緊密相連。盡管她們對這個定義本身存在分歧，但她們的書寫也存在一些相似性。比如，女性的痛苦和焦慮成為她們作品的重要構成，這也成為推動作品不斷完善的原動力。

　　詩人榮榮以《為了更好地呈現》為題談到自己的詩歌創作。她認為，詩歌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喚醒——喚醒良知、正義、大眾的命運、生存的憂患、向善的情感和真實的感動等等。作為一個女詩人，榮榮提到了女性普遍面臨的焦慮和困境，并認為在現實中女性的處境比男性更缺乏安全感，存在更多焦慮感，生活帶給她們的傷害也許更大。她于近兩年創作的總題為《時間之傷》的詩歌，大多圍繞更年期女性的情緒和心理展開。她說，我寫這些詩歌，只是想真實地將很多女性在這個階段的抱怨和掙扎、失意和不甘說出來，也努力傳遞一份同時間和解的頓悟與明白。“我并不想作標簽寫作，寫作更年期詩歌只是對女性這一特殊階段的一種詩意呈現。”

　　類似的情形在西班牙女作家那里也多有體現，很多人在發言中都提到，來自女性性別本身的痛苦推動了她們的創作。埃爾維拉·納瓦羅就談到，問題在于女性很難像男性那樣去行使職權，因為早從幼年起，她們就被教育如何去取悅他人，而不是去競爭和行使權利。由此而產生的憤怒和痛苦，讓她小說里的主人公大多為女性，而且是主張男女平等的女性。瑪塔·桑斯在談到自己的小說時，更是直接表明了自己的態度：痛苦成為小說創作的動力，尤其是那些令全世界女性感到痛苦的事情，因為，“我們比任何人都需要表達自我”。

　　關注女性變化的力量發出新的聲音

　　“時代的變化”是本次論壇重點探討的一個主題，面對加速發展的社會，文學也隨之發生了巨變。在中國，對女作家的關注由來已久。自上世紀80年代有方方、池莉、徐小斌、遲子建的寫作，到90年代有陳染、林白、海男等的書寫，直至今天性別意識從模糊到覺醒再到淡化……中國女作家如今更注重對自己置身其中的時代發言，聚焦女性的變化帶來的力量。

　　作家徐坤由門羅的小說《逃離》談及女性文學中一直存在的“逃離”主題，認為“逃離”體現了女性對單調重復生活的厭倦、掙扎與反叛，對命運和宿命的不恭、憎惡和背棄。不過，與半個世紀前的女作家相比，她認為當代女作家在書寫“逃離”時，主客體已經發生了改變，比如在鐵凝的小說《伊琳娜的禮帽》和池莉的小說《她的城》中，女人已成為兩性關系中主動的一方，占據了主導地位。她同時強調，這類寫作的終極目的是爭取與男性平等的權利，互相平等對話。中國女作家不再單純、偏頗地進行女性文學寫作，而是希望表達人類共同理想，切入生活的實質。

　　變化不僅體現在主題的轉換上，女性命運的變化在西班牙女作家看來擁有更強大的力量。意馳爾·帕斯夸爾的戲劇作品中就有大量鮮活的女性角色，她們懷有夢想，不畏變革，不趨炎附勢，不盲目遵從，為生活點燃希望，并能創造更美好的世界。自由、獨立、團結、希望和樂觀，是她戲劇的主題。她的“非裔女人三部曲”就是書寫女性變革的作品，她希望通過這“三部曲”，解釋這個世界上的不平等以及由此產生的惡果，同時告訴人們，這些偉大的女性一直為建立一個平等世界而不懈奮斗。

　　詩歌創作中的這種變化也是顯而易見的。西班牙詩人諾妮·本內哈斯談到，她發現在詩歌中，女性正在從被書寫的對象變為表達的主體。以前，她們與大海、戰爭一樣，成為男作家詩歌中的常見內容，而被界定為母親、圣女等形象。現在一切都在改變，她們的形象更加豐富多樣，而且有更多女詩人去寫她們心中的女性和世界。

　　盡管語言不同，但當兩國作家分別朗誦起她們作品的片段時，在場的每一個人都被深深地打動。無論是帶著地方方言的中國詩歌朗誦，還是抑揚頓挫的西班牙小說敘述，都營造出了詩意、寧靜、廣闊而宏遠的空間。人們的心靈在這里獲取了片刻的沉思，在這個龐大的世界上，作為個體的人的存在看起來是那么渺小和艱難，但又是如此豐富和生動。更為奇妙的是，縱使相隔千萬里，他們之間也存在著某種呼應和聯系。文學為紀念這種呼應和聯系提供了契機和見證，它也因此成為對時代記憶的鮮活留存和明證。文學的聲音有多獨特和豐富？西班牙詩人以她的詩作了回應：

　　說一個“其他”，讓“其他”自現。

　　說一個“云彩”，讓云彩停滯于充滿含義的天空。

　　說一個“雨水”，讓雨水爆裂開來……

　　說“字詞”，讓字詞如果實一樣綻裂……

　　說聲“沉默”，說聲“說”，說聲“什么也沒有”，但是，說吧，說吧，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