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用作品成為文學的中堅力量

　　相繼進入不惑之年的“70后”作家近兩年集中發力，推出了一大批優秀的長篇小說。他們的作品逐漸擺脫了對個人經驗的簡單書寫，進入現實和歷史的縱深處，得到了批評家和普通讀者的關注和認可。在去年的長篇小說年度盤點中，多位“70后”作家的作品被提及。今年上半年，“70后”出長篇的熱潮依然在延續，張學東的《尾》、肖勤的《水土》等作品相繼在刊物發表，并即將出版單行本。

　　在批評家張莉看來，大多數“70后”作家是以寫中短篇小說出道的，在傳統文學刊物上不斷發表作品，鍛煉了自己各方面的才能。現在，他們大都到了40歲左右，經驗和技巧都積累得比較充分，所以集中推出長篇是非常合理的。我們也一直在期待“70后”作家能夠寫出具有代表性的長篇小說，而這股長篇小說熱潮正好是對這種期盼的積極回應。作家徐則臣談到，在一些文學界人士的腦中，似乎存在這樣一種“文體等級”觀念：以長篇小說為上，其他文體都是等而次之的。一個作家似乎只有寫了長篇小說，才能夠進入“經典化”的譜系。很多“70后”作家一直在中短篇小說領域默默耕耘，寫出了非常優秀的作品，但是卻長期被忽視。實際上，“70后”作家并非沒有能力寫長篇，隨著他們對自我、社會、歷史的認識逐漸深入，他們有能力也有必要通過長篇小說這一文體來展開敘述。

　　“70后”作家在創作這些長篇小說時，體現出非常認真、執著的態度。徐則臣寫《耶路撒冷》，用了6年的時間。他說：“寫完這本書，我最強烈的感受就是，以后不管寫什么書、不管做什么事，對我來說都不是問題，因為為了這本書，6年來我一直在堅持。”李浩寫《鏡子里的父親》用了5年，他不斷地思考以什么樣的角度去接近“父親”這個形象。在作家寧肯看來，他們寫作的時長與作品的長度均呈現出一種“從容的、開闊的、不計后果的孤獨”，這即便在“50后”、“60后”作家群體中也并不常見。對于長篇小說寫作來說，“長”首先是一種心態，沒有長途跋涉的心態，就很難寫出有長度、有厚度的作品。一個作家的寫作狀態與相應會產生的作品格局，對一個小說家具有決定意義。有了這些東西，不一定會保證一個作家成功，但他已經建立起了一個重要的平臺。在這個平臺上，哪怕他的努力是暫時失敗的，也是非常有意義的，因為他已經由此打開了一個開放的小說世界。

　　“70后”作家的長篇小說在對現實和歷史的敘述上，有自己的獨特之處。張莉認為，每一個時代的現實和歷史都有其特殊性，就“70后”一代來說，他們所生活的現實就是具體的、個人的，因此我們不能夠用“史詩性”、“宏大敘事”這樣的標準來衡量他們的作品。我們總是批評“70后”作家的長篇小說缺乏歷史感，卻沒有注意到，他們是通過寫個體來表達現實與歷史。比如，在喬葉的《認罪書》中，女主人公金金是一個“80后”，她不是“文革”的親歷者，她對歷史是陌生的。她首先關注的是當下的生活，可是因為她和這段歷史中的人物梅梅長得特別像，從而獲得了進入這段歷史的鑰匙，歷史與當下進而發生了緊密的聯系。傳統的小說大多是從歷史寫到當下，而喬葉的作品卻從當下寫到歷史，再返回現實。這種“逆向書寫”和“旁觀者視角”，使得作家對歷史的書寫下手更狠，讀者也隨著作家的敘述對歷史產生一種震驚感。

　　作為一個寫作者，徐則臣也經常思考如何在長篇寫作中處理個人與歷史關系的問題。他說：“很多讀者和批評家跟我說，真正的長篇小說，特別是歷史小說，應該故事脈絡清晰、情節跌宕起伏，要有宏大的歷史敘事，把社會背景、歷史背景推到前臺。但是，我更愿意把個人放到前面去，把人物的內心作為最重要的一部分來寫。所以，我在小說里面更專注地深入人物的內心，而不是像我們過去的很多小說一樣，拼命講故事。如果你深入到人物的內心，深入到過去從來都是習焉不察的地方，敘述肯定要慢一些，而且語言密度、速度一定會跟過去不一樣。”

　　除了不一樣的歷史觀，“70后”作家對小說結構也有自己的思考。徐則臣談到，傳統的長篇小說基本上都采用線性結構，講一個連貫的、邏輯嚴密的，有開端、發展、高潮、結局，像公交車路線一般清晰的小說。這種故事跟當下復雜的社會之間有很大的“不及物性”，因為現在的生活不再是線性的、固定的，而是充滿了那么多偶然性和旁逸斜出的東西。因此，在寫作《耶路撒冷》時，他采取了這樣的結構方式：分奇數章和偶數章，奇數章是小說的主體故事，偶數章是主人公初平陽寫的專欄，總題目為《我們這一代》。主體敘述不斷地涉及社會上的各種事件和人物，專欄則多側面地反映人物的內心感受，形成了復調的效果。

　　在張莉看來，很多“70后”作家都在長篇小說文體上下足了功夫，體現出鮮明的文體意識。比如魯敏的《六人晚餐》以不斷跳躍、閃回的時間軸，從6個主人公的視角書寫了“失敗的大多數”。李浩的《鏡子里的父親》則通過鏡子意象的設置，呈現了“父親”的多重側面及其對當下的影響。很多作家拋棄了線性敘事，回到一種共時性敘事之中，呈現出歷史與現實的復雜性。寧肯認為，小說的結構就是作家思想觀念的體現，這些結構方式的出現，說明“70后”作家意識到了現實和歷史并不是那么確定無疑，而是需要我們不斷地去挖掘、靠近，進而進行敘述。

　　“70后”作家的這些探索，值得批評家和讀者繼續給予關注。在長篇小說領域，那些上世紀80年代就成名的作家，一出長篇小說就可能成為熱點話題，而相對年輕的作家的長篇小說卻可能受到忽視，但是批評的工作需要有一種發現新作家、新作品的熱情。而且，張莉認為，“70后”作家已逐漸成熟，再用“代際的視野”去批評已經不合適，我們應該去關注一個個具體的作家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