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一個人的國家命運

http://www.fxjt168.com 2014年05月23日09:26 來源：中國網

　　《澤穎訪談錄》當代文學大家何建明：一個人的國家命運

　　嘉賓簡介：

　　何建明，江蘇蘇州人。現任中國作協副主席、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中華文學基金會理事長，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長，中國作家出版集團黨委書記、管委會主任。全國勞動模范。全國政協委員。上世紀末以來最重要的報告文學作家。七獲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三獲魯迅文學獎、三獲正泰杯全國報告文學獎、四獲徐遲報告文學獎、五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等。

　　1976年參軍，歷任團、師、軍、兵種新聞干事，報社記者。1989年至1992年轉業到中央某機關報社當記者、編輯。1992年任文學雜志《新生界》主編。1996年歷任《中國作家》總編室主任、副主編、執行副主編。2005年任《中國作家》主編。2008年任作家出版社社長、總編輯，中國作家出版集團黨委書記、管委會主任。2009年8月任中國作協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2010年3月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2012年6月30日，當選為第三屆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長。

　　導語：何建明，當代報告文學作家中的領軍人物。他創作過無數部報告文學作品，曾三獲中國文學最高獎“魯迅文學獎”、四獲“徐遲杯報告文學獎”、五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國家圖書獎、三獲正泰杯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及多次獲中華優秀讀物獎等國家級榮譽。在報告文學這條漫長的道路上，他艱難跋涉30余年，他的作品無一不關心國家大事，無一不關心民生利益。

　　究竟有著怎樣的經歷使以何建明心系國家、心系人民？為什么何建明的報告文學作品能夠歷久彌新、久經不衰呢？為什么他總能把握社會重大題材，創作出一部部震撼心靈的報告文學作品？這些靈感來自哪里？又為什么他的每一部作品都能引起這么大的轟動？

　　今天，我們專訪何建明。

　　肖澤穎：在中宣部舉行的第十一屆“五個一工程”頒獎會上，您兩部作品獲此殊榮，它們分別是長篇報告文學《我的天堂》和根據同名作品改編的電視連續劇《國家行動》。當時您得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是什么樣的心情？

　　【何建明】：我心情很正常，因為這類的獎項對我來說已經非常正常，一般來說這樣的作品，在這個歷史時期當中它已經產生了影響，跟獲獎應該是對應的，我對這種情況已經習以為常了。是因為這一二十年一直這么走過來的，獲獎對一個作家來說當然是高興的事情，但是它不是唯一的標準，對我這樣的已經獲過很多獎的作家來講已經看得很平常了。

　　肖澤穎：《我的天堂》和《國家行動》，我特別想了解的是您當時是在一個什么樣的大的背景下創作的作品？

　　【何建明】：《我的天堂》講的蘇州地區的改革開放30年來我家鄉的事。因為蘇州地區是整個國家改革開放發展比較快的地方，又是我的故鄉，所以我是帶著一種感情，為什么叫《我的天堂》，是因為我心目當中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我們改革開放30年要做一個非常好的完整的系統的記錄，所以這么一個作品就出來了。另外一部作品是《國家行動》，《國家行動》這部作品寫的時間比較早，是寫三峽工程的，三峽工程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國家工程，而且工程的時間很長，國內外特別關注。反映這個工程也是反映了我們很多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如何來完成一個國家的重大的項目，而這個重大項目當時爭議非常大，它有點國家意志，我講的是國家移民的問題，在這個過程當中國家的意志和老百姓個人的利益，發生沖突的時候，我們國家是一種統一意志，老百姓怎么樣服從它，所以題目叫《國家行動》。這兩部作品從不同的程度反映了中國當代社會的形態，一個是工程形態，一個是整個社會的變革的形態。所以作為一個報告文學作家，記錄當代歷史的畫卷，這也是我這么多年來的幾十部作品當中的兩部比較典型的作品。

　　肖澤穎：可以詳細的跟我們介紹一下《我的天堂》這樣一個創作的這種歷程嗎？為什么會寫這樣一個作品？

　　【何建明】：《我的天堂》這本書盡管看起來是凝聚了我對蘇州地區30多年的變化歷程，但是事實上是在敘述我自己的生命，我的生命是在那個家鄉的土地上成長起來的。在敘述過程當中，有我對父輩的敘述，因為在我們國家幾十年來曾經經歷了50年代共和國初級階段的時候，那種朝氣蓬勃、奮發圖強、艱苦奮斗的那種精神，那種社會的狀態，然后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非常苦難的階段，然后是改革開放的30年的歷史的重大的變遷。我主要是敘述這個歷史過程，我曾經寫到了包括鄧小平在那個地方提出小康社會的概念，小康社會在蘇州地區提出的。那個時候正是我剛剛踏入社會的年齡，離開家鄉，出來當兵。30年的變遷，其實，盡管我沒有在家鄉，但是家鄉的每一種變化都是在我的生命當中，或者在我的記憶當中，一直是非常強烈的。我用了很多我父親他走過來的這么幾十年的變化，包括他對我個人的成長的那種思考，那種選擇，這是一條線，個人的情感線。還有一條就是對我們整個蘇州地區的三千年的歷史變遷，蘇州城大家知道這是個湖谷，湖谷的時候吳文化的時候，當時的蘇州在戰國時期已經開始它的創立史。這幾千年來幾乎沒有變動過，一直在發展，一直大明清的時候是我們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但是這個發達地區它也經過了不同的歷史變遷，一直到改革開放以后，這30多年的變化，翻天覆地。以前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是人們對自然環境的、地理地域的那種優勢的肯定和贊揚，說它是天堂一般的美麗。進入改革開放以后，我所看到的是它真正實現了鄧小平提出的小康社會，也真正使我看到了，曾經兒時的那種夢想和我父輩的那種夢想，在我們今天改革開放30年當中它實現了，我把題目叫《我的天堂》。我的天堂是什么？也是我們國家民族的天堂，是一個富有美麗、人們是安康的，又充滿著朝氣的一個家園。《我的天堂》既是對我家鄉蘇州的那種歌頌，同時也是對國家未來的期待，我把蘇州的幾個縣級市都進行了“掃描”，也對蘇州市三千年的文明進程和蘇州今天的文化做了一個疏理。我特別得意的是在最后的時候，原來一說蘇州，不是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就是說蘇州是小橋流水。當然歷史上的蘇州是這樣，可以理解。但是當我在敘述家鄉改革開放以后蘇州的這種形態和蘇州人的這種精神的時候，我發現不對。蘇州光有小橋流水是不夠的，小橋流水是一種文化，今天的蘇州有4種形態，蘇州地區你要去過就知道，除了小橋流水以外，我們很多大的河流，中小河流，北方看不到的，很多。小橋流水的文化，江河的文化，還有湖泊，有太湖，有陽澄湖，一望無際的碧波萬里的包容整個世界的那種形態，它是湖水，湖水又是平，一旦風刮起來也是激浪洶涌，平時它是那么好那么美，這是第三種文化。第四種文化就是長江，萬里長江在我們蘇州是流到大海的最后一個階段，再過蘇州就到上海滬淞口了。在我家鄉的長江岸頭的時候，我看不到岸，這么寬闊，像海一般的，蘇州改革開放其中有的精神就是張家港精神，張家港的精神我認為是長江精神的體現，敢干，有大氣，洶涌澎湃，激情滿懷。所以我在最后的書里，發現蘇州人有4種精神，光小橋流水是不能代表蘇州的。今天只能代表小家碧玉當年的那種傳統的蘇州，所以蘇州是小橋流水、河塘、湖水、長江四種的文化，這是對蘇州精神的一種總結和肯定。

　　中國改革開放實際上也是，我之所以這樣總結蘇州地區，在每個地方都有它自己不同的社會的形態和它的特點，以及它的區域的文化。這是《我的天堂》。

　　肖澤穎：您在《我的天堂》里面，剛才您談到了小橋流水這些，您還寫到了近30年歷史性的巨變，作為整個的敘述對象，包括您寫了國民的這種心理，大家這種可歌可泣，堅守家園這種渴望求新的一種精神，您怎么看？

　　【何建明】：改革開放時，蘇州本來就是一個很富裕的地方，改革開放給他們一種什么樣的沖擊和什么樣的精神的內心的這種涌動？實質上就是說，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地區的社會的發展，既要有外部的因素，更多的還是來自于他們內心的那種對變革的需求，蘇州這個地方也是這樣。他們在前面的幾千年歷史進程當中，實際上已經是一個富足的地方，但是這種富足是暫時的，或者說還跟不上世界范圍的一種時代的發展變遷。當改革的浪潮在廣東南方那邊不斷的在向北推動的時候，蘇州人也意識到，我們必須做一些突破。蘇州在60年代、70年代的時候鄉鎮企業已經做得非常不錯，但是當改革開放以后發現廣東發展了，浙江的私營企業發展以后，曾經是半壁江山的鄉鎮企業的蘇州，已經出現了制度上的滯后。因此蘇州要做一個大的變革，那個變革我也經歷而且也知道了，也是我們父輩他們曾經經歷的，是非常痛苦的。是什么？從純粹的計劃經濟的那種體制下，轉化為市場經濟這個過程，這對蘇州人來說一次徹底的革命。因為傳統的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概念當中，我們是所有公有制的那個體系，鄉鎮企業就是曾經為這個公有制為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做出了巨大貢獻，當年的蘇州地區的鄉鎮企業曾經也是在全國非常著名，但是改革開放浪潮以后，市場經濟和民營經濟發展起來，鄉鎮企業出現了問題。因此在這個時候就要求變，怎么變？往哪個方面發展？這是蘇州曾經非常痛苦的歷程。那個時候，關于姓資姓社的斗爭在我們那里是集中體現了。所以鄧小平最早的一次南巡是在82年的時候，83年初的時候是先從我們那個地方走起的，所以小康社會也是他那個時候提出來，然后再到浙江再到廣東那邊走了一圈。92年又開始第二次的南巡，歷史是這么走過來的。你剛才問的這個問題就是蘇州地區在那個階段的時候，他們進行了這樣的變革，而這種選擇即是痛苦的又付出了代價。

　　我曾經記得，或我在書上已經敘述過了，有的地方為鄉鎮企業的一些老干部和老的農民，包括像我父親他們這些，堅守所謂的公有制的這樣的一些傳統的干部群眾，他們確實有點想不通。但是后來慢慢的會發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整個國家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走的一條道路，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中包括在經濟方面主要體現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塊。鄉鎮企業有它的好處，它在那個階段，60年代70年代是非常好的，但是到了80年代后來，起到一個滯后的作用，所以那個時候必須要改革。在這個時候曾經涌現出像張家港，他們敢干，張家港精神，那個時候昆山精神，昆山思路吸收外資，特別吸收臺資，他們的進步發展非常快。這兩個縣市是在蘇州地區原來是最落后的，但是因為他們思想解放，實事求是，特別是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此走到前面去了。走到滬江、常熟、吳縣之前了，所以在全國走到最前面，至今特別是昆山是在全國百強縣當中第一名，一直是第一名。我自己小時候的時候，我是看不起昆山人的，昆山人就在我老家，我是蘇州的常熟出生的，是我們蘇州最富裕的地方，就是高鄉，高鄉就是種棉花和水稻的，昆山是低鄉，它那個地方地特別低洼。所以他們那個地方在我們蘇州人當中看不起它的，但是改革開放以后他們發展非常快，迅速調整自己的戰略部署，吸收外資，依靠跟上海的那種地理優勢近的優勢，迅速實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因此昆山思路是我們整個蘇州地區內部需要的一個方向，以后就成了全國的發展方向。張家港是敢干，窮則思變，他們實現了目標。而滬江、常熟、吳縣這三個是老牌的蘇州的縣市非常富有，開始不太容易進步，后來當他們覺醒以后發展速度翻天覆地，也就都跟上來了。整個蘇州的形態大概是這樣。

　　肖澤穎：后來有很多專家認為《我的天堂》可以作為全國各地干部帶領各族人們建立小康社會的一個范本，這個可以作為一個經典的范本，您怎么看？

　　【何建明】：應該說我認為有它的道理，因為作為一個作家寫一部作品不是簡單的記錄一個歷史的過程，而是讓這個記錄的歷史過程讓其他人其他地區或者是整個我們國家、民族都去了解和理解為什么那個地方就成為天堂。而我家鄉，我的地區為什么還沒改變。很多人認為現在一說改革開放，就會埋怨自己，你廣東是沿海，蘇州原來就是天堂，我們西北我們中部的就不行，我們地理環境不行，我們不好，錯了，他徹底的錯了。我可以用幾個簡單的例證來說，我剛才說的昆山和張家港，曾經是蘇州地區最窮的地方，而且我所看到的國家的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很多地方除了交通外，遠遠超過張家港和昆山的這種條件。但是他們沒有進步。為什么？他們缺少那種敢闖敢干吃苦的精神。我曾經記憶非常深的，昆山的幾個干部跟我講，為了引資讓香港和臺灣的老板到他們那兒去辦工廠，那種想盡辦法，付出的勞動的代價和那種心思，中部地區、西部地區他們人做不到，或者說他們沒有想到這么做。舉一個例子，昆山聽說有一個臺商到了上海，他們從機場就開始接了，接了以后臺灣人根本不理他們，然后就住到飯店里住到酒店里，這些昆山人就等在外面，等一個晚上，就在賓館的門前，也沒住進去，沒有錢，那個時候鄉鎮企業住賓館也不能隨便住，等啊等，等了這些人一天兩天，這些臺灣人不理他們。為什么？他們要在上海投資，不在昆山投資，然后再等，這些臺灣人天天喝酒，一喝就喝到兩三點，這些昆山的引資干部就等在那個地方，一直要等到讓他們感動，說一定要到我們昆山去看一看。當他們到了昆山以后，還不相信，昆山什么啊？什么都沒有，上海多好啊，要什么有什么，昆山那個地方要路不通，要水電沒有，說給你辦個工廠吧，這片地給你，什么都沒有。昆山說你再過三個月來，廠房這邊環境什么都給你做好，臺灣人聽聽而已，不相信。過了三個月過來，一看全部給他做好了，要電有電，要路有路，什么東西都給他建立好了，臺灣人就這樣感動了，把自己的錢放在那個地方。我再講一講，大家都知道新加坡蘇州工業園區在我們現在，在全國就一個地方而言，他是最賺錢的，為我們國家貢獻是最大的。每天在那個地方給我們國家創造一個億的稅。非常小的一塊地方，他那塊地方可以頂我們西部地區的一個省的國民生產總值。你知道這個蘇州工業園區是怎么落戶到蘇州的嗎？最早的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是想把這個項目弄到浦東去的，上海的老大，我不是批評上海的，可能工作也挺忙，并沒有把它當成一回事。然后這個李光耀帶著他的兒子到東北從沿海地區走了一圈，從沈陽一直走到寧波那邊，包括山東那邊，他選中了幾個地方，沒有選中蘇州，蘇州知道這件事后，蘇州的市長親自到了上海把李光耀的助手李顯龍請到蘇州，什么話都不給他說，帶著他走蘇州園林，參觀了兩天，兩個人心照不宣，什么話都不說。最后吃飯的時候，李顯龍就笑笑，你們來請我干什么，我們市長說什么都不干，就請你來看看蘇州，參觀參觀蘇州。人家一笑，都是政治家都清楚，就說用這種交朋友的，讓李光耀、李顯龍把感情留在蘇州。好，最后決定了，光是談判談了半年時間，最后決定了，以后發現中國這邊關于那個時候工業園區就不讓搞了，曾經搞得很亂，國家就關門了，已經關門了。我們蘇州知道這件事以后，專門大年初一春節在這個時間，春節跑到總理、副總理家去敲門，請總理、副總理向他們匯報，蘇州跟新加坡有這么一個合作項目，一直到大年初一的時候我記得當時是朱熔基總理的時候，拍板他是副總理，同意做這件事情。就是說末班車都沒有趕上，是爬著火車軌道去追前面已經走了的那趟火車，然后才做成這件事。這種精神和蘇州的自然環境有關系嗎？沒有關系，是因為蘇州他們的這種改革開放的那種迫切的心情，是他們追求那個翻天覆地變化的，想改變落后的，向世界先進發展的、趕上小康社會的這種精神，這種精神是中部地區、西部地區都要學習的。

　　我一直認為，我們之所以這樣，蘇州是我們改革開放的一個藍本，或者我這本書也給很多干部提供了一個怎么樣領導一個地區發展的一個藍本。從這本書上看到，蘇州人是怎么干的，天堂不是自然就有的，而是干出來的。所以說我的天堂是什么，我的天堂是那種既是我的美麗的家園又是我的父老鄉親們用血和汗干出來的，只有這樣我們的天堂才是永恒的，才是美麗的。上帝不會創造這樣的天堂，是我們自己干出來的，這就是我要提供給這個時代，提供給我們其他人看的，我的目的所在。

　　肖澤穎：《國家行動》影響很大，這部作品能夠為當代中國提供什么樣的一種影響，就是說有什么指導的意義？

　　【何建明】：《國家行動》表達了三種意思。第一我們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一個共產黨執政領導的國家，我們的決策意志是建立在什么地方，是建立在為民眾為我們的人民造福的這樣的基礎上，就是我們執政為民這個理念，為什么叫《國家行動》？就是我們的行動是建立對人民是有好處的，給人民創造幸福的這樣的基點上。三峽整個工程是為了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發電的問題，第二個最根本的問題是長江中下游的旱的問題，長江曾經在歷史上出現過多少次的洪澇，特別是98年的時候，大家都記憶非常深的，江澤民總書記在大地上高呼著口號，因為當時是非常危險。這樣的事例在我們整個歷史上，長江流域一直出現這樣的災難。怎么樣來解決這件事情，要造一個壩，把上游的水在洪澇的時候不要讓它一下子放到中下游，讓它緩緩的下去，這樣中下游就不出現災難。長江是世界上幾大深河流之一，到底會不會造成其他的災難性的問題，所以關于這個長江論證的話論證了十幾年，這就是一個國家的行動，干還是不干，利還是大于弊。當我們決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舉起手來的時候，我們就代表了人民做這件事情，這是第一個概念。是我們執政為民的概念，這是我要表達的《國家行動》。

　　第二個問題講的是當國家的決策決定以后，我們如何把這個決策貫徹下去。實際上也是一個怎么樣體現我們共產黨或者共產黨形象的問題。在三峽工程過程當中，其中有一個特別重要的內容：解決三峽移民，而《國家行動》主要講的是三峽移民的問題，百萬移民如何來實現。這里面我講到了共產黨人為了保證國家的意志能夠落實，他們付出的那種代價真是讓我非常感動。我講一個例子，采訪我自己也覺得受了很多苦，有一天為了到那個移民點，我從5點開始醒，然后8點乘飛機到重慶，重慶下飛機以后馬上趕到龍城碼頭，然后乘了9個小時快艇，下午快傍晚的時候到巫山，巫山上來以后又走了兩個小時吉普車，吉普車完了以后沒有路了，坐了拖拉機坐了三個小時，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快2點的時候，才趕到移民點。移民點沒地方安排，夏天就給我們安排在一個放假學校的5樓，一個學校的教室里。就在那個柱子上躺了一會兒，4點的時候把我們叫醒了，說移民要走了，讓我們去采訪，到現場看看。第二天給我安排在什么地方？安排在一個半山腰供銷社的一個所謂的招待所，就幾間房子，我一看有8個床，那個床啊都是有水的。但是我又沒有辦法，我想我好不容易來一次采訪，我又回去的話怎么辦。8天時間沒有洗澡，玻璃窗都是碎的，下著雨，霹靂啪啦打著雷，床上都是水。為什么？我連飯都不好說，就是移民干部他們都跑出去做移民工作了，你被他們的精神所感動。你有什么權利去要求別人幫你做點什么事呢，因為每個人都有很多任務，我曾經記得有一個移民的干部還是一個同志，一個副鎮長，他要家家戶戶去動員去移民，好不容易動員完了以后，最后是要拆遷，拆遷什么？拆遷祖墳，要移墳地，長江的水都起來了以后筑大壩以后水要漲高，凡是水面以下的那種墳地都要搬走，很多老百姓人可以離開，他說我的祖宗，埋在地里的老祖宗是不能移走的，移走不吉利。移走可以，只有一個條件，你移民干部給我負責，你當我的親人的孝子，移民干部包括副鎮長，為了做好這件事，每天披麻帶孝去幫著人家把那個死人的骨頭棺材挖出來，然后磕頭然后做農村傳統的那種，還要哭，磕頭、哭、跪，他一共做了140多個。就是搬了140多次墳地，他當了140多次孝子賢孫，這么多干部在那兒完成了。你想象不到，我認為比戰爭還要難受。你想跟他沒有任何關系的，就是為了實現移民搬墳地，他要家家戶戶為了死人磕頭，才把這個事情做通了。這是第二個，我們講的共產黨執政為民，在這些移民干部身上是充分體現了，這也是國家行動，為了實現國家行動共產黨人付出的代價。

　　第三個層面是廣大的移民，百萬移民，他們是什么？他們是離開了自己的家園，無奈的離開了自己的家園，為了服從國家的行動。這就叫為了大家舍小家，最后他們遠離自己的故土，也是非常感動的。一百萬人，西方世界曾經把我們三峽移民工程說成是侵犯了人權，曾經在聯合國的人權大會上，有幾年把我們三峽移民工程當成一個事拿出來。但是中國的移民到底是怎么回事兒呢？實踐證明或者事實也是這樣，我們中國的老百姓當他們明白國家利益的時候，他們會清楚的做一個選擇，就是為了大家舍小家，我看了很多移民干部和老百姓是非常非常感動的。我隨便講一個小故事，一個老太太，她怎么也想不通，她不愿意離開自己的土地，離開自己的家園，已經70多歲了，她的老頭子已經去世了。當讓她移民到廣東那邊，她不走，說我就這把老骨頭了，我死在這個地方，跟老頭子一塊兒埋在那個土地上就完了，你們不要趕我了，可是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還必須要把一個活生生的老太太搬走。但是這個老太太就是不走，最后沒辦法，其他人都要走，拉著他走，他自己爬到樹上去了，爬了整整七天時間。為什么爬到那個地方？第一她不想走，第二她要看著那個長江，爬到那個樹上才能看到長江。她說我離開了這個我祖祖輩輩，我一生就沒有離開過的長江，我天天要聽著那個長江的浪潮，我才能睡得著覺，你讓我離開，沒門。他的兒子還是一個生產隊的支部書記，怎么叫老娘，老娘就不走，實在沒有辦法。第二天馬上就要走了，突然老太太從樹上就下來。然后用那個小拐棍，回到家里敲敲她那個老棺材，提前讓家里給她買了一個棺材，對兒子說咱們走吧。老太太沒有那么多覺悟，也沒有那么多口號，當想通以后，義無反顧的離開自己的家園，帶著他的孫子，在離開孫子的那天我在現場看到了，幾百人乘著車就走了，老太太是最后一個人，他走在隊伍的最后，離開家鄉的時候，然后她把小孫子拉到自己身邊，突然轉過身以后面對那個老宅基地一下子就跪下來了，磕了三個頭。這個時候一下子發現，這個老太太怎么還沒走，一看老太太在磕頭，開始是五個，后來是十個，后來是一百個，整個全村幾百人都跪下來，告別他們的家鄉，磕頭磕了三個頭。那個場景就像電影似的，一直在我腦子里閃爍。這就是我的書當中的第一個用的例子鏡頭，真實的鏡頭。我講的《國家行動》體現的三種精神，最重要的就是我們后面這種，中國的老百姓是非常可愛的。當他們理解國家的政策的時候，他們會用自己全部的奉獻來服從國家的利益，而同時我們三峽工程實際上也是國家為老百姓子孫萬代造福的一個工程。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我就完成了《國家行動》。《國家行動》代表了人民與百姓，百姓與我們執政黨，與我們的政府是緊密的連在一塊兒的。社會主義國家兩種力量能擁在一塊兒就是我們國家的力量，民族的力量，也是我們時代的象征。所以這本書講的是這種精神，民族精神、國家精神、時代精神。《國家行動》就是這么一部作品。

　　肖澤穎：您有沒有意識到您的很多的作品都反映的是國家大事，反映的是人民的事情，有人把您的這種報告的創作形式概括為國家敘述，您怎么理解？

　　【何建明】：國家敘述這個概念，是理論家給我總結的，但是實際上在我的內心世界當中也是這種意識。我也是經歷了30多年，我寫了大概五六十部報告文學作品，其中有長篇大概三四十部。這十幾年當中，光聽名字國家兩個字的有好幾本，就是國家行動、部長與國家等等這類的，為什么用這樣的書名或者用他們的話來講國家敘述。我覺得我是一個報告文學作家，我們的筆是直面社會，直面這個時代，不管是寫批判的還是歌頌的，我都有一種國家的意識。這種國家意識不是我有意去創造的，而是今天的社會，我們不管是寫人還是寫集體還是寫整個時代，反映的都是我們的國家，都是這個國家在這個時代當中的一種歷史的呈現。這個呈現就是我們改革開放的一個歷史的畫卷和進程。所以作為一個報告文學作家來說，我們是記錄時代的，我們的意識有意無意當中就是會跟國家連在一塊兒。你想想看，我們今天每一個人，我們的身份不管你是一個老百姓，你還能享受北京的地鐵，你到天安門隨時可以來。可是我想到30年前40年前，連我這樣的人，連我這樣的還不算普通一般的老百姓，我是一個軍人，我到北京來從一個湘西那個地方調到北京來的時候，我都有一種極大的這種滿足感。為什么呢？當我第一次路過天安門廣場的時候，內心是那么激動，我發現天安門怎么這么高大，現在天天走了也沒有什么感覺了。可是我不是跟普通的老百姓是一樣的心態，當我第一次坐地鐵的時候，一號線那個時候坐了好幾回，真好玩兒，又快又安靜，那時候人少，地鐵真快。現在我們隨時可以乘地鐵，你想想一個普通的公民在以前有這樣的可能嗎？進北京根本進不進去，還要打證明。有錢了你都不一定進到北京，現在誰都可以進來，首都的這種精神的物質的都可以享受。那么我們就是說，作為一個報告文學作家，我要記述我們幾十年來的變化。這是對國家來看是這樣。可是從大的歷史進程當中也是這樣，中國30年的歷史變遷和進程，幾乎是實現了美國300年的建國的歷史的發展進程。我們整個人類社會三千年的變化都沒有這么大，難道這樣的變化不是我們國家的，值得我們去好好記錄和謳歌的嗎，這就是我自己內心的，作為一個寫作者，作為一個報告文學寫作者，我的筆觸或者說我創作的意圖就是建立在這個點上。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我失去了作為一個報告文學作家基本的品質和素質。有的時候可能話扯得遠了一點，現在我認為就是有相當一部分人對我們國家對我們現在的發展是懷著并不公正的一種態度在看。他們認為今天的中國到處是腐敗現象，好像共產黨執政有那么多不對的地方，這也不對那也不對。黑暗面很多，可是他們不要忘了，我們整個社會的發展這30年來的變遷是無法代替的，是任何一段歷史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民族都無法替代的，你必須看到這種主流。當然在這個歷史進程當中我們發現有些問題，但是你要記住盡管我們在看到有毒的奶粉，更多的奶粉還是好的，盡管我們看到有人非常不道德的把嬰兒賣掉了，但是要看到我們千千萬萬的兒童是在健康的成長，他們成長以后都有機會上大學。我們要看到確實黨內有這些腐敗干部，他們非常可惡，但是要看到更多的極大多數的干部是在努力的工作在支撐著這個國家和民族的發展，所以要看到主流。這樣我們才是一個正確的客觀的公正的這樣一種視覺。作為一個作家來說，尤其像我寫報告文學的作家來說，我的關注點就應該放在一個客觀真實的國家層面上，我們從國家的層面上去理解一個普通人的情懷，是一個國家在發展過程當中他應該面臨的和正在面臨的這樣的問題，所以國家意識一直在我的創作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是因為我覺得我生活在這樣一個社會當中，以我的最寶貴的年齡正是國家發展的一個大變遷的時代，幾十年，所以我的關注點我的激情我的筆觸落到這個地方，是有它的特定意義的或者說是一種特定的責任和使命在我身上的呈現。

　　肖澤穎：我們就稱它為國家敘述，目前的話如果說您的報告文學創作階段來做一個階段性的總結，或者說回望一下創作的這段經歷，還有我們階段性的成果都有哪些？

　　【何建明】：國家敘述我認為在今天，首先這個概念提出來學術分析是非常有意義的，他摒棄了我們那些不客觀的不全面的不公正的或者說扭曲的一種社會敘述或者是文學現象的一種，我認為至少是一種正面的批判，或者是正面的校正，這個我認為非常重要。如果說我自己總結這方面的東西，我覺得開始是無意識的，不自覺的，我可能寫到一個國家的大題材，人家說我國家敘述。早期的時候在20年前我寫到礦難，我的第一部魯迅文學獎作品叫《共和國告急》，寫礦難，那個時候都沒有人寫，我是第一個寫或者第一次獲得魯迅文學獎，這是一個國家的題材。我是無意識的，無意識是什么？我看到聽到了那個現象，我說我必須去寫，這是一個階段。第二個階段是我在寫《中國高考報告》那個階段的時候，那是全民面臨的這些問題。比如我為什么寫中國高考報告，是因為我看到了我們這么多年，改革開放以后千軍萬馬走一條獨木橋上大學，應試教育給我們帶來，包括高考制度帶來了很大的弊病，這是我要作為思考寫，國家在歷史進程當中的一些現象，這是第二階段。這個階段應該是有一定的意識了。

　　第三階段就像《國家行動》《我的天堂》等等，這將近七八年當中，應該說我是一種自覺的國家敘述。從不自覺的有意識的和到自覺的這三個過程。所以這段時間寫這方面的更多一點，也是我作為一個作家在成長過程當中，在創作過程當中，我看到了或者是我的作品反饋出來之后發現這樣的作品是老百姓也喜歡，領導決策部門都非常喜歡，這也是在文體功能方面體現得最完整和最完美的。所以國家敘述總結的話我經歷了這三個過程，這三個過程也體現了我自己的成長，從開始到成熟的那么一個過程。從報告文學文體來說，對文體的影響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原來寫的報告文學大概到現在一百多年的歷史，最初的時候是包括《歌德巴赫猜想》和魏巍《誰是最可愛的人》，那個時候報告文學創作都是有一件事放在這個地方，我們再去敘述，我稱之為他是靜態的報告文學寫作，就是放在那個地方，你去寫，看誰寫得好就是好。現在是動態的，一個社會形態還沒有確定這個人是好還是壞，這個事件是好還是壞的時候，我們就要介入，我們進行我們自己的寫作，我稱它為動態。所以國家敘述在今天來說，就是我們每一個社會的現象和發展過程當中正在呈現的一種東西，他可能還沒有結論，他是在進程當中，我們就要去寫。我們要進行國家的敘述，我們要把時代的那種鋒芒寫出來，今天的國家敘述就是今天的國家的發展進程，這種敘述我認為是極端重要，它可以給我們國家民族一方面記錄下來，同時還可以提出很多有效的良性的這種好的建議。我的很多作品，之所以引起人們的關注，包括一些決策部門的關注，就是因為提出的一些問題。比如像當初寫大學貧困生，首先把這件事情就呈現出來，第二給國家相關的決策部門提出了很多很多寶貴的意見。因此后來我們這十年貧困大學生得到了徹底的改變，他們的命運徹底改變，是跟我這部作品是有直接關系的，當時中央領導都做了批示，后來出臺了一個又一個的政策。所以這種國家敘述他帶給我們的不光是文學的記憶而是文學的參與，文學參與這個時代，參與這個決策，參與這個歷史的進程。我覺得這種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國家敘述。

　　肖澤穎：寫了這么多作品，自己一定收獲了很多，一定也有很多的一些沉重的很辛酸的一些經歷，是不是也有一些這樣的經歷我不知道的？

　　【何建明】：這種東西對我來說已經不是特別重要了，當我今天取得一定成就或者說走到今天這個地步，依然受到很多，我用很多這個詞不太準確，應該是受到了更多的人的擁護，很多讀者的期待，但是也有一部分人不理解，我覺得很正常。開始我不太理解，或者是我有點生氣，后來慢慢的感覺是這樣的。就像我們今天沒有肉的時候，大家吃肉都覺得很香，我們天天吃肉以后，你再讓一些人去吃肉的時候他就會煩，他甚至會憤怒，最后罵人都出來了。今天我們國家也是這樣，我作為一個作家來說，我走的這條路，也許大部分人看來走得非常對，但是也能引起某些人不同的看法，是什么原因？就是我這個報告文學創作，我走的這條路都是很大一部分人是來正面反映我們這個國家民族，來正面反映我們黨的形象，但是有些人就認為不是的，國家的形態不是這樣的，他只看到了黑暗的陰暗的面很多，他認為你是不是有意為共產黨涂脂抹粉，有這么一些人，我覺得也是非常正常，這個社會是多形態的多元的，我們允許這些不同的聲音和不同的東西的存在，但是我們心里要清楚自己的主見和立場，不能因為我們所堅持的方向和奉行的這種價值觀是正確的，因為這些人的風涼話或者是他們某些抨擊的時候我們改變了自己的立場，這是不對的。所以你說我們是不是曾經經歷了那種痛苦辛酸不理解，很多很多，太多太多，今天依然是這樣，但是難道在這種痛苦和辛酸的面前我們就要放棄了自己應有的追求嗎？不太可能。如果放棄，那證明我們不成熟，如果放棄就證明我們現在堅持的東西，以前堅持的東西都不對了。所以你今天問我的時候，我已經完全改變了我自己以前的那種態度，我們依然堅定的走自己的道路，我們相信這條道路是更有利于我們的國家民族，也符合這個時代。比如我寫了很多典型的人物，包括大家都知道的華西村吳仁寶，吳仁寶去世的時候，我看到網上有很多對他不公的攻擊的話誣蔑的話，我當時非常氣憤。我當天晚上就寫了一篇《吳仁寶的遺產》，讓人們了解了吳仁寶是個什么樣的人，真實的吳仁寶是什么樣的。因為我跟吳仁寶非常熟，他是我父輩的而且離我家鄉也非常近，是我值得敬佩的一個農民的共產黨人。但是好多人對他不了解，甚至根本就沒有去過華西村，他們認為吳仁寶一直是堅持共產黨的那種專制的領導，其實不是那樣，吳仁寶只是在他那塊土地上，他用他的華西特色的那條社會主義道路，所謂的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農村經濟。很多人是不理解和不了解，因此他一死的時候，有很多人就攻擊他誣蔑他，我當時就提出我必須亮出我自己的觀點來，在這種情況下你必須立場觀點非常清楚。我覺得做這樣的事業，讓人家更多的了解真實的東西，這也是我們一個有良心的作家必須做到的。之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或者說人家對我們的批評，我認為在所難免，對這種不真實的誤解的東西，不要太在意，堅持自己的方向，沒有什么錯。

　　肖澤穎：您創作了很多作品，影響非常大，從1998年開始，翻開每一年的報告文學年選的第一篇都是您的書，您的作品。為什么寫得每一部作品都能引起這么大的轟動呢？您為什么有這么大的熱情來創作？包括對于這種國家的重大題材的把控，都是來源于什么？

　　【何建明】：如果不謙虛說的話，就說好像寫作的對手不是太多，如果謙虛的講的話，我只能說我們這個時代給了我一個很好的機遇，因為對手不多，所以我自己寫出來了。但是我真正嚴肅的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有兩種正確的答案，第一確實我們很多作家在寫作的時候，我的同行有兩種原因沒有達到這種，為什么我的作品老在比較前面，或者說很少有人超越，這就證明我們這個隊伍不夠，一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如果一個人永遠在第一名的話，就能證明這個運動這個項目是不太行，沒有普及。所以這也是我感到很憂慮的，或者另一個受到別人攻擊也是比較多的。因為我只要參與評獎，國家獎什么的，基本都跑不了。當然另一方面也說明，可能我自己的作品在這方面做得還是不錯，寫得還是不錯。從正面講的話，我談一些自己的體會來回答你這個問題。

　　首先我覺得一個作家特別是一個報告文學作家，創作觀非常重要。就是你選擇的題材，是否符合這個時代，這個時代在飛速的發展，我們的立足點，價值觀，價值取向，是不是跟著時代同步走，這非常重要。作家有很多種，有寫詩的有寫小說的寫電影的，創作的方向也都不一樣。有的人專門寫歷史，有的人專門寫比較黑暗的，有的就是反映現實生活的。報告文學作家毫無疑問，像我這樣的可能就寫現實作品比較多一點，可能就緊跟這個時代，可能比其他人做得更好一點。這是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我比較喜歡表達一種大的題材，氣勢磅礴的題材和那種富有激情的情感和特點的那種人物，因此我選材的時候大部分都是這類的。有人說報告文學選材就是占了50%，剩下的就是創作。選材特別重要，選好材你就有可能成大器。但是話說回來，很多人選好材就是沒有成大器。

　　這就是第三個問題，如何表現。所謂的表現就是怎么寫，怎么寫里面存在兩個問題，你要把真實的客觀的事件寫好的話，首先就要有一種勞動的態度。我們現在很多的作家三脫離，我們現在要三貼近，因為三貼近對應的面就是三脫離，很多作家住在書齋住在家里，不到生活的第一線去，他怎么可能寫出那種現實的火熱的生活呢。所以我做得還算可以，一直沒有脫離現實。即使現在身為部長級干部，我從來沒有在寫作的時候說我有多大的官，只是我感覺有的時候我下去以后人家把我當大官了，說這個部長級干部還出來寫稿子，不太適應，我覺得我從來沒有這么想過。因為作為一個作家來說，我們寫作，如果我官大的話，可能我的政治眼光、判斷力更強一點，不能是因為這個我就放在前面，把我是作家就放在后面，這不對。首先我是一個作家，所有的我的經驗，職務都給我提供了一個作家的這種成功的東西，有經驗的東西，更好的鋪墊我的寫作，僅此而已。所以我覺得還有一個勞動的問題，勞動特別重要。我現在我給你講這方面，可以講半天，我怎么創作的，至少可以講一點，05年的時候我是全國唯一的作家當中的勞動模范。我覺得其他的稱號不重要，勞動模范這個稱號我還比較看重它，是因為一個寫作者能讓人家公認你是一個勞動模范，我覺得這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在什么地方？就是承認我的勞動，我確實很辛苦，即使現在，我白天要處理日常工作，我分管的單位也很多，我寫作都在星期六星期天，每年放長假的時候，馬上春節到了，我就特高興，為什么呢？沒人打擾了，有那么五六天七八天我可以集中時間，我的長篇都在這個時候完成的。今年我又安排了一個，我想要寫這樣的長篇，所以這20年來我一直這么走過來的。我慶幸自己的這種勞動或者是我珍惜這種勞動，我曾經寫了一個博客文章叫文學承接，我的承接都是跟文學有關的，因為我在寫作。可以記憶很多很多東西，這是勞動的態度。

　　第四個就是我們要有專業的本事。敘述一個作品，不管干什么事情，你必須有真本事，您的作品再勞動，官再大，再深入生活，你拿不出好作品來，所有前面的這些都是不成立的。為什么？人家也不會承認你。所以我們必須有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來完成應承擔的使命，所以勞動，價值觀和你個人的積淀，最后才是你的創作，你的筆來實現的。所以我覺得一個人他能否健康的成長是有幾種因素在里面，首先是否熱愛自己的事業，熱愛自己的事業你要選擇一個正確的方向，選擇正確的方向以后，你要做出犧牲自己的一切利益的時間，要全力關注全力以赴的完成這種使命。還有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必須有自己真實的本領，加起來才能實現你自己的完美的人生和幸福的人生和高端的人生。

　　肖澤穎：您剛才說到這個使命，而且剛才還談到作為部級干部經常深入第一線，您曾經把自己稱為是一名沖鋒的戰士，為什么還要去沖鋒？

　　【何建明】：你這個問題幾乎是所有的我的同事、朋友包括家里人都會提出來的，但是有的時候我認為不沖鋒不行。為什么呢？既然選擇了文學，選擇了我要去關注那些我所需要的關注這些問題的時候，你放不下。比如有的時候一個普通人找你，普通人找你的話，當然有的時候我解決他日常的東西，如果文學這個角度，他哪怕是一個最普通的人他是一個乞丐，他是一個在西單的地下道彈琴的那個西單女孩，我都會感興趣。因為我覺得在他們身上代表了這一個時代的某一個群體，關注他們就是關注了我們這個時代，關注了這個國家。當別人沒有去寫的時候，你就得去寫。我大部分都是這種情況，所以迫使我自己不斷的寫，不斷的推向極致。為什么呢？太多太多，國家的事太多，老百姓的事也太多，所以別人沒有寫的時候常常讓我感覺為什么不去寫，為什么我可以去寫的時候而放棄呢？這種為了就會迫使我這樣做，這就是一個人的事業心和責任感，這種事業心和責任感是來自于自己內心所要追求的那些東西。人家說你已經混到這個份上了可能什么都不用做了。但是當生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如果你想不做的時候你的生命基本也就終止了，因為你活著沒有任何價值。就像你電視工作者，當你熱愛電視工作的時候，讓你放棄攝像頭的時候你會束手無策，你會碌碌無為，你會什么事都覺得煩躁，因為你不知道干什么，人生失去方向的時候才是最可悲的。一個人有所追求，而在追求過程當中得到某種滿足的時候，很有幸福感的時候才是充實的人生。

　　肖澤穎：我們舉例來講，1995年的那部作品《共和國告急》揭露中國礦難內幕的報告，您當時為了獲得真實的第一手材料，深入礦區，甚至冒著生命的危險和黑礦主進行較量，甚至被他們拿著槍對著您，您還繼續進入采訪的狀態。我想知道這真的很重要嗎？這個作品比生命更重要嗎？

　　【何建明】：第一那個時候是比較年輕，不怕。沒有想過那么害怕的事情，因為我自己也是個小人物，你能拿我怎么著呢，這是一個。換現在我是不是考慮多一點，可能是會這樣的。但是在那個時候，我覺得我是一個小人物，你如果是一個黑礦的礦主，可能比我架子更大，你把我打死了，你想掙錢也掙不著了，我當時想得比較簡單。另一方面我如果不去的話我采訪不到那個事的，所以你怎么處理我都行，我只要采訪到材料就行了。所以當時想得這么簡單，也是那么做的。在那個時候你說什么重要？我的生命當然是非常重要，但是當我認為可以喚起另一個生命跟他比較的時候，他不值得把我殺了，那我覺得我生命不會存在問題，即使受一點驚嚇，但是不至于被他槍斃了，干掉了。所以第二個問題就是，最終目的是要獲得采訪的材料，所以我要去深入。但是實質上后來也會碰到這樣的事情，現在出去采訪，比如抗震救災，突然來一個，你這個生命也會很危險，我上次在512大地震的時候，有一次我們到一個地方去采訪，一個大石頭滾下來比這間房子還大，我們正在吃驚的時候突然我們剛剛走出來沒多長時間，大概走了五分鐘，然后地動山搖，是什么呢？余震來了，我們一個團里的其他人，他們在成都嚇得，問我們怎么回事兒，怎么樣，其實我們剛剛離開那個非常危險的地方，這種事也會有。就是說即使是在和平時期寫作，你為了實現寫作的目標或者說你要獲得第一手材料，有的時候不得不付出一些代價。而這種代價我認為是值得的，即使發生萬一，他也是值得的。

　　肖澤穎：你當時沒有什么矛盾嗎？

　　【何建明】：沒有什么矛盾，實際上這部作品是92年寫的，92年93年就在寫，獲獎是95年，發表是93年94年的時候。在當時我想得非常簡單，我的生命不值錢，我的生命不值錢的前提下我要去實現我的采訪對象，現在我認為自己生命比以前是不是值錢一點，但是為了某種目標和任務的時候，生命依然是放在第二位的，生命所有的價值都是實現我所追求的那些東西。當我這個追求沒有了，生命也是不值錢的。所以他是相輔相成的，是辯證的一種關系。我們過多的看重生命，你的自然生命當中你什么都沒有做，沒有做出個像樣的事情，你的生命其實是沒有多少意義的。你想想看，為什么有的人活著就像死去了，人家都不知道，有的人為什么死去了幾百年幾千年依然還活著，我認為這有他的道理。當然我們每一個活著的人都有權利保護自己的生命，有權利讓他平平安安。但是還有一個前提，當某種職業或某種事業需要我們的時候，我們的生命可以讓它閃出光芒，也許就是死亡后的光芒，也許是死亡的瞬間就是光芒，也許你沒有死亡也同樣光芒，有的時候可以選擇，我們是在那個階段和在那件事情當中做出取舍。

　　肖澤穎：您覺得這部作品《共和國告急》，最終它取得的這種社會影響力和它的社會意義是什么？

　　【何建明】：盡管那次采訪我經歷了很多驚心動魄的非常艱難的人和事，當我寫完這部作品以后，我在呼吁各界要關注礦產資源，保護環境，這是一個多么重要的現實問題。我在20年前就在吶喊，今天人們看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在那個時候人們是麻木的，沒有在乎，因為改革開放時間不是太長，大家覺得好像挖點礦沒什么關系，污染點環境沒有什么關系。現在看看，今天霧霾是那么嚴重，環境那么重視，如果我們在那個時候就關注這樣的問題，也許我們可以少走彎路。我最近看到北京政府要用一萬個億來治理霧霾，一萬個億等于什么概念，你要創造多少國民生產總值，我們多少人，最后弄了半天流血流汗，回過頭來重新去彌補我們曾經付出的那種無為的或者有害的勞動。所以當初這部《共和國告急》，20多年前我就寫這部作品，有它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所以這部作品我覺得能獲獎或者說今天人們還提起它，我認為非常有必要。當初是第一部反映環境和資源問題以及礦難問題的一部報告文學作品，所以我非常欣慰當初的選擇、付出這樣的代價甚至生命危險的代價是有價值的。

　　肖澤穎：《落淚是金》，當時是在什么樣一個背景下創作的這個作品？

　　【何建明】：這個作品是一個偶然的機會，現在的總理李克強當年是團中央主席，團中央當時提出一個目標就是要幫助大學里讀書有困難的孩子，類似像希望工程這樣一個工作。因為社會上對貧困大學生不是特別了解，所以希望我去寫，然后讓社會都來關注，我當時就寫了。我寫了以后，嚇了一跳，中國貧困大學生這么多，還有這么多辛酸的故事。所以走了將近一年多時間，當然不是天天去，因為我是有工作的。但是我確實付出了很大的代價，采訪了三百多人，走了40多所大學，就這么走過來的。也是流了一路的淚水完成了這部《落淚是金》，所以當時寫作過程并不復雜，就抱著一個要把貧困大學生的這種狀態反映出來，讓社會來關注。因為我對地方大學不是特別了解，我一直在部隊工作，沒有想到我們社會發展這么快，我們還有那么多孩子念不起書，我第一個例子就是發生在陜西藍田白鹿原的那個事件，夫妻兩個就是因為說他的兒子要上大學，還沒有去，把他們送到縣里的一個中學他已經害怕了，說聽說送到那個縣里中學的孩子都能上大學，他父親一想麻煩了，這個孩子要上大學的話我們家里要欠多少債，想不通，兒子不愿意，還要繼續讀書。夫妻兩個人想不開，雙雙自殺了。你說是愚昧嗎？有點愚昧，是落后嗎？有點落后。但是最辛酸的是什么？這些普通的老百姓渴求著孩子出人頭地，希望他們有作為，結果當他們真正要去上大學的時候，他們害怕貧困交不起錢，害怕沒有臉面，結果把自己的生命結束了，這么多的人間悲劇，這是現實生活中，活生生的發生在社會主義的人間悲劇，所以這個一直糾著我的心，然后走了一年，完成了一部作品題目也是叫《落淚是金》，落下來的眼淚，這個眼淚四種人的眼淚。第一種就是孩子們，貧困大學生，他們為了上學好多孩子星期六、星期天都要去打工，廣西一個孩子民族大學，一天只有5毛錢，早上不吃飯，晚上不吃飯，中午吃五毛錢，買一個饅頭吃一個湯。我問他怎么能支持得住？每天扛不住在民族大學操場上跑5圈跑10圈，然后提提神去上課，晚上的時候累得不行了，完全跑10圈累得不行，往床上一下就睡著了，就這么支撐著上學。聽著非常的辛酸，眼淚就這么出來。還有我們家長，為了讓孩子上學，他們付出的代價，剛才我講的這些事例數不勝數。第三個我們的社會，為了這些孩子，有的就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有一個北方的老人，自己用了20多年時間蹬三輪車，把自己這20多年蹬三輪車賺的錢給了這些貧困大學生，這個老人曾經在09年是感動中國的人物，都是讓我掉眼淚。所以這部書的題目叫《落淚是金》，就這么寫出來的。

　　肖澤穎：后來《落淚是金》在社會上形成了很大的影響力，也為貧困大學生爭取了3000萬甚至更多一些的資金，你怎么看？

　　【何建明】：這是15年前的事情，現在已經16年了。當時是這樣，這部作品出來以后確實引起了社會極大的活動，海內外的報刊特別的關注，天天鋪天蓋地的關于《落淚是金》的情況。我記得好像是在第二年的時候，團中央有一個機構，關注貧困大學生的一個機構。受到了社會資助將近3千多萬，整個社會各大家收到了捐款就不止這些錢。后來中央領導也做了重要批示，所以后來出臺了很多很多國家的政策。通過這部作品反饋的情況，讓我感覺到也沒有想到，一個作家的一部作品能引起社會這么強烈的反映。當初美國紐約時報都報道了，我天天接受外國的采訪，那個時候名氣很大了。在大街上都認識我了，這是誰誰，現在沒人認識我。這說明什么？一部好的作品，能說到老百姓心坎上的作品會引起極大的反響，對一個歷史的進程都推進了。所以接下來的幾年，貧困大學生的政策、輔助、條例什么綠色通道等等都出來了。去年《落淚是金》舉行了15周年的新版本的首發，好多當年的學生都在講這件事，說改變了他們的命運，我想想確實有一定的道理。除了書上寫到的以外，很多人后來將近他們統計了個數，大概有上千萬貧困大學生，因為有我這本書引發了社會整個對貧困大學生的關注，國家的政策也出臺了，所以近一千萬貧困大學生受益，所以我覺得我很高興。我高興什么？我做了一件我應該做的事情，我做了一件我沒想象到的，比我想達到的效果更大的一種社會效果，我還沒有想到的就是說，畢竟我們這個國家，有什么問題一旦國家全民行動起來它的力量是多么了不起。所以一切所有的困難都是可以解決的，只要我們萬眾一心走一個正確的方向我們中國是有大有希望的。我們即使現在碰到一些問題，只要我們清醒的去認識這些問題的時候，我們是一概不在話下，這就給我一種信心和力量。

　　肖澤穎：發表《落淚是金》之后，對于中國的貧困大學生，國家有了很多方面的一些捐款，很多方面的支持。最后也會成為為黨和國家執政方面提供了什么樣的指導？或者說是作為一種藍本。

　　【何建明】：《落淚是金》如果從政治層面上來說，讓我們思考另外一個問題，在社會發展過程當中，我們既要關注那些好的方面或者是我們不斷往前發展的這樣一種好的事態，談到同時要關注那些弱勢群體，只要關注好這種弱勢群體，我們整個社會才有可能和諧。為什么這些年中央特別關注百姓，特別關注弱小的群體，我認為是有道理的。一個社會的發展主流要特別關注，但是次列、邊緣那種群體，特別是弱勢群體我們特別要注意，如果不注意的話有可能船可能在大海里翻船，有的可能在小湖里就翻船了，這種教訓是非常深刻的，而且非常屢見不鮮的。我覺得《落淚是金》給我提供了這樣的啟示，政治啟示，就是有些非常邊緣的人群作為執政黨作為政府要非常關注它，不要小看我們的民工，不要小看我們身邊的那些保安人員，不要小看我們那些打工者。如果他們出現了問題，如果他們起來造反的話，我們難道有安寧的社會嗎？難道我們執政就那么堅定嗎？非常危險。我覺得這本書帶給我們的現實意義和帶給我們的執政意義就在這個地方。我們要千方百計執政為民，執政的時候要特別關注弱勢群體，這就是我認為《落淚是金》帶給我們的現實意義和執政意義。

　　肖澤穎：您的心態特別的積極，而且您剛才談到一個詞匯這是你應該做的事情，為什么覺得這些事情都是你應該做的，強大的責任感來源于哪里？

　　【何建明】：我覺得來自于幾種，首先當然是黨的教育，一個共產黨的干部一個作家我們都應該承擔這種東西。還有一個特別重要的自己內心的，我覺得這個世界是要有責任的能人去創造，男子漢要去創造。不管是古今中外，我沒有否認女同胞的責任，因為我是男同胞，我是一個熱血的男同胞，熱血男兒，我曾經戰場上都去過，在那一刻需要我們這些人出現的時候，我們不能讓我們的孩子讓我們的親人讓我們的身邊的弱女子去承擔，男子漢要去承擔，所有的男子漢都要去承擔，這是一個社會人類的一個最基本的點。有責任的，有能力的人都應該沖鋒陷陣，即使現在我依然是保持這種作風，就是需要我們的時候毫不猶豫的承擔這種責任。我認為不管是在單位在家庭還是在其他方面的時候，這是一個人最基本的本質。跟我當共產黨員當干部無關，我認為這是一個人的品質，一個人與生俱來的品質，人類之所以存在這個世界上的基本的本質。所以這種東西我認為是與生俱來的，他不是說我們一定在哪個時代就有的，既然我們生在這個世界上我們要承擔一種東西，至于承擔多少就量力而行，就憑你個人而言。當生命沒有結束的時候，我們要承擔。我甚至覺得當生命結束以后我們還要承擔，為什么？因為我們在生前用我們自己的行為，用我們自己的作品，來實現對我們生活對我們未來的歷史做出的貢獻。所以作品他就起到這種作用，作品不是我個人，是對整個社會的，對未來的，我認為內心就是這么想的。

　　肖澤穎：是不是跟您的家鄉是蘇州，跟蘇州的這種精神，這片土地有一定的聯系？和自己是軍人有關？

　　【何建明】：我認為都是有的。與我自己家鄉有關系，我確實認為是有的我不是說北方人不好。你看到現在為止，我們蘇州改革開放這么快，這么富裕，蘇州人，就說我的妹妹說我的姐姐，每天他們的工作，他們錢已經不缺了，不是一般的有點錢了，他們每天還是長年累月的一天要干十幾個小時，你看看我們北方的那些人，我不是說他們不干，一個冬天就半年，平時還有多少時間在干，不斷的埋怨這個世界這個客觀的條件。南方人特別像我們蘇州人也有同樣的人，不好的人，但是我覺得大多時候他們很少埋怨，他們自己在干，我覺得這種精神是民族精神，這種精神是我們要學習的。家鄉的土地上給我理念的這種東西我認為也是這樣，很多人現在也是這樣，他們比我聰明，念的書也比我多，才氣也比我大，但是沒有走到，就是我說的為什么寫了那么多報告文學，就是一個態度一個行動，或者光有態度沒有行動，或者有態度也有行動沒有本事都不行。只有幾種素質同時具備的時候我們才有一種力量，才有一種爆發力。所以家鄉的土地對我是和這種自身的品質有關的，當然還有后天的。當兵我認為也是，一個健康的男子漢是必須要經過部隊這樣的大熔爐的歷練，部隊給我帶來了鋼鐵般的意志，意志不是先從部隊，而是先看了《鋼鐵是怎樣煉成》這本書，才獲得的。但是后來部隊十幾年，也給了我這種機會和這種客觀條件，就這么走過來，我認為你講的這也有，非常有道理。但是當我們成人以后，當我現在想起來以后我覺得還不僅僅是這樣，我覺得是這個國家這個時代給了我這樣的機會，給了我這樣的力量給了我這樣的想法和給了我這樣的平臺。如果我沒有本事，沒有這樣的寫報告文學我就寫書，或者我干其他工作的機會，我就不行。所以這個時代造就我們這樣的人，我認為才是最根本的。

　　肖澤穎：前面也有很多的作品，也有很多的大的事件擺在您的面前都是國家大事，一件又一件的擺在您的面前，自己內心的感覺有什么不同？

　　【何建明】：其實每一部作品挑戰都是不一樣的。比如我現在手里這本書國家，這本書寫的是利比亞大撤離的一個事件，跟我以前的國家敘述都不一樣，首先在寫作上我覺得突破了，是用電影的鏡頭來拍。就是用八天時間救出四萬人，從一個遙遠的萬里非洲的沙漠上把他弄到國內來，這個事件本身是驚心動魄，節奏非常快，寫作上我必須有這種方式，電影式的這樣推進，這是寫作的一個做法。但是從更多的我內心的一種強烈的感受，中國現在發展了，世界上怎么看我們？現在你看我們遇到了那么多的外交問題，但是實際上很多人認為中國崛起一方面他認為很吃驚，另一方面覺得我們的崛起是因為學了他們，甚至是偷了他們的東西，偷了外國的東西。我們現在一個先進技術出來，馬上就有人說三道四。我們發展了，像日本像美國他們又不平衡，包括越南都不平衡，所以我要讓世界看到一個崛起的中國，它真實的面貌是怎么回事兒，他對人民是怎么回事兒。中國人在西方世界的眼里，社會制度一直認為是不講人權的，我讓他們通過這本書來看看中國是一個什么樣的國家，我讓他們看看中國的執政黨是如何對待自己的老百姓的生命的，所以這本書的國家敘述完全不一樣。它里面有外交的，政治的，我以前沒有接觸過的這樣的寫作，寫作其他的也是這樣。其他的國家題材的話，每一部作品都會給我一種挑戰，這種挑戰一種是寫作上的一種高度，更深刻的是廣度上的，每一部作品帶給我的都是挑戰性。除非我寫完以后一點沒有影響，產生影響的一定是下了工夫。所以一個作家，為什么稱為創作不是寫作，我做報告講課的時候就說了，寫作是每一個人都可以重復的，創作必須是最初最新的開始，對自己的作品也是這樣，同類的作品更是這樣，所以創作者和一個作家的可貴之處就是不斷的創新和發現。我的作品盡管是統一國家敘述，但是每一部作品表現的形式、內容和目標以及我設計的這種方向都是不同的。

　　肖澤穎：2000年的時候《中國高考報告》這部作品誕生了，也是記錄了中國高考的這樣一個大國的歷史實況，您能具體的跟我們介紹一下這部書嗎？

　　【何建明】：《中國高考報告》在我的報告文學作品當中也是經常慣用的前景式的反映一個社會形態，這部作品我開始沒有注意，而是因為前面寫了一部《落淚是金》以后，每天晚上出去講課，后來碰到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這些學生，說何老師您能不能講講反映我們校園其他的，我們校園的生活很豐富，問題也很多。所以當時我就想，大學校園應該是非常豐富的生活，而且非常有現實意義。因此我希望寫一部完整的大學的三部曲，所以我一寫大學肯定首先想到了高考，因此我就回過頭來寫那部《中國高考報告》，這應該是我在世紀交際的時候一部最有影響的作品，應該說并不亞于《落淚是金》，因為它涉及大到千家萬戶。《中國高考報告》給我留下了更多的思考是什么？對中國教育體制和中國人怎么看待制度，怎么看待門第，怎么看待社會地位的一種比較全面的透視。在《中國高考報告》當中，特別是后面三章的時候我基本敘述了對中國一些文化教育和一種知識的觀點的看法，做了自己的疏理和評判。所以這部作品也是影響比較大，也是幾乎涉及到每家每戶的選擇，應該在我的文學作品當中是一個起點里程碑，社會影響也非常大。我覺得它的現實意義到今天依然存在，因為我們的應試教育沒改變，高考上大學這種沒有什么根本的改變。改變的只是有一點，現在上完大學怎么辦？上完大學有沒有就業的機會？這跟我當時寫的有點差異，其他的方面幾乎沒基礎，這也證明我選擇這個題材是對的，中國的教育有太多太多的問題，改變中國的教育走一小步都會引起巨大的反響，走一大步是太不容易。

　　肖澤穎：也有人說您的作品是為了權利而創造，"歌功頌德"。我想問的是，您覺得文學應該承當一種什么樣的責任？

　　【何建明】：文學作品特別是報告文學有兩種說法，一種是批判性的一種是歌頌性的，我前期作品像《落淚是金》、《中國高考報告》、《共和國告急》他們都認為是批判性的，后期作品好像感覺我都是歌頌性的，其實錯了。我首先講歌頌與批判這是一個表象。比如我寫《根本利益》，《根本利益》無論是這個書名還是到內容，反映的是一個紀委干部，一個共產黨的正面形象，很多人就認為這是主旋律、歌功頌德。沒錯，他確實是主旋律也是歌功頌德。可是再看看這本書的時候，你就會發現我在歌頌共產黨形象的時候是抨擊了它身邊和工作對象中的丑惡的腐敗的和人們痛恨的社會的劣根病，這是一部最完整的或者最能體現報告文學功能的作品，它既是歌頌的又是批判的。而客觀的講，包括我寫《國家》這部的作品，里面幾乎沒有批判任何一個人，真的是歌頌的，但是在歌頌的背后，實際上在不斷的批判另外一種東西，另外一種什么？包括西方世界在內，像美國像英國發達的國家，一直在口口聲聲講人權，可是當他們國民在利比亞那個地方發生危機的時候，他們居然放下自己的那種冠冕堂皇的臉面，公開的在世界面前說我們沒有能力去處理這些事情，處理他們公民的安危，他們的人情何在，他們所謂的那種一貫的道法自然的臉面在什么地方。中國人是怎么干的，怎么愛惜自己的，怎么千方百計想辦法把同胞從槍林彈雨當中拯救回來，我用一部歌頌的作品來抨擊那種曾經攻擊中國社會主義不講人權的西方世界，同時讓人家看看中國人是什么樣的形象。這是用另外一種歌頌的形態來批判和抨擊另外一種東西。

　　所謂的主旋律和歌頌性，其實在現實生活當中我一講你就會明白。今天這個世界，罵人，批判人太容易，可是真正要樹立一個好的典型很難。一個好的典型，讓人家感動、相信，向他學習，朝著他的方向走是多么的艱難。所以一個真正的優秀的作家和優秀的作品，必須客觀公正的去反映現實，不管是歌頌還是批判，恰恰是今天美好的東西，認識得太少，而對丑惡的東西我們看得太多太多。因此我們的視野和價值觀發生了巨變，看到黨內有些腐敗分子的時候，我們的意識里認為共產黨都是壞人。錯了。看到社會主義發展過程當中有點問題的時候，以為中國的社會主義方向制度發生了變化和問題，這一切都是錯誤的。我們就是要客觀真實的反映現實，才是我們正確的選擇。一個作家的作品也是這樣。不能說寫陰暗面的就是有力量的作品，不能說寫主旋律就沒有好作品，你是不是寫好了，才是主要的。寫主旋律作品是不是感動了人，是不是客觀真實的把它呈現了，寫批判的是不是公正的，背著良心攻擊共產黨那種，有意的把小的東西給他放大，難道這種批判是真實的嗎？所以客觀的、公正的、有良心的去反映現實才是一個作家最基本的東西，才是最真實的。

　　肖澤穎：您認為報告文學作家應該具備什么樣的品質和素質？

　　【何建明】：我曾經說過多少次，報告文學作家應該具備幾種素質，至少在我看來特別是一個優秀報告文學作家，他必須具有政治家的意識和素質。就是說一個報告文學作家，在思考一個問題寫作一個對象的時候，必須有政治家的高度，我指的政治家的高度是什么呢？政治家看問題相對而言高度會比一般人更深刻一點，思考的問題比較全面一點。

　　第二要有思想家的深度，光政治家的高度是不夠的，政治家有的時候還是投機的，他為了實現某一個過程某一個目標他是有投機行為的，投機本身是中性詞并不是一個貶義詞，過分的投機就成了壞。光政治家還不行，我們必須有一個思想家，他思考問題必須獨立的。比如我寫《落淚是金》報告，當時記得是中國教育部門一個很大的領導公開的在會上批判，說我這個寫得不對，我們現在中國那么好，哪有念不起書的學生，他這是胡說八道，就是有，社會主義制度沒有那么黑暗面，難道沒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嗎？所以要客觀真實的反映。我覺得一個作家除了政治素質以外，他還必須具有思想家的素質，還不是一般的思想，必須具有穿透力。

　　第三還應該是個社會學家，必須懂得很多知識，我幾乎每部作品都要看很多很多的書，因為不可能所有的東西都是自己的強項，至少內行的人看你的作品還能點頭，讓外行能看得明白。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我曾經采訪錢學森，錢學森給我講了一次課我印象非常深刻。一次談話跟你講0，我想一個科學家講0，0有什么講的，可是沒有想到在科學家的頭腦中0是無限燦爛的東西，他說0既是什么都沒有，同時也是數字上正負的一個出發點一個終止點，0后面還有負數有無限的數字，0不是沒有，如果0朝反方向他是負數，從正的方面他是正能量，我們今天也是這樣，你可以做一個0，你不能做一個負能量的，你要做一個正能量的。負能量的本事越大，給社會的危害就更多，你還不如當個0。0是我們生命的起源， 0是可以改變我們人生的很多東西的。給我一講以后，我發現他不僅僅是一個科學家，還是一個社會學家。一個報告文學作家難道不要這些東西嗎？我認為非常必要。

　　第四我們要有普通人的情懷。就是說今天官也很大了，也當了著名作家，難道我就夠了嗎？不行，這些東西容易出問題，特別是對社會問題的看法，對弱勢群體和普通老百姓的看法，如果你沒有一個普通人的情懷，永遠覺得你是對的，你是高高在上的，你是執行者和決策者，錯了，你就坐不穩了。我覺得光有四點還不行，最后我們還要作為一個作家，有本事的有技能的有能力的作家，我覺得這五種素質提高下來，我們才能成為一個真正優秀的報告文學作家。

　　肖澤穎：為什么現在我們報告文學作品很少能夠像其他的比如像莫言的，比如像其他的一些被改編成電視劇，現在被大眾所喜歡的這些？

　　【何建明】：你說的這個數字不太準確，我可以給你舉一個例子，上一屆的五個一工程獎影視作品，我記得電影是20部還是21部，其中有11部都是紀實作品改編的。您提出的問題是說報告文學作品沒有小說改編的影響力大，這是有。我們現在一年有四千部長篇小說，報告文學大概也就是一百部到兩百部，在這個比例當中你會發現并不少。而報告文學作品改成電影電視不太容易改，沒有小說那么改得好，我客觀的講報告文學在文體當中有它的劣根病，它沒有小說那種藝術的沖擊力。報告文學直面現實這些都沒問題，報告文學是從新聞體當中轉化成的一種新的文體。文體的本身，很多東西是跟新聞連接起來的，你看我的作品，很多作品都是新聞題材。新聞報道已經鋪天蓋地了，我還要去寫報告文學，還要讓人家感動是不太容易。小說是反映人的心靈和情感的東西，而報告文學也有反映人的情感的東西，但是他的主要功能更多的是寫事件，而小說不太一樣。所以小說改成影視作品確實比我們多，也比我們影響力大。但是這兩個文種沒辦法比較。如果要比較的話，詩歌為什么沒有小說改的那么多電影電視呢？所以不能這么去對比，客觀上講，我自己認為我已經有8個作品改成電影電視了。電影電視擴大了作品影響力，讓我感覺到如果改好的話比原來的作品影響更大，因為現在關注影視的最多，這是一個特定的時代。我也相信一部優秀的報告文學作品是可以改成非常好的影視的。我自己其中一部作品《部長與國家》改成電視劇，作為開年大戲在中央電視臺的黃金時間播出，所以好的報告文學同樣可以產生強大的影視影響力。但是確實我們作品不多，不夠。

　　肖澤穎：2011年的時候您創作出版《國家》這部作品，中國政府對被困的利比亞政府第一時間采取了什么樣的營救究措施？

　　【何建明】：2012年的我們中國在利比亞撤離將近四萬人，這個事件應該說在當時的國際國外內是非常大的一個事件，它是一個突發事件，你知道現在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這幾年在海外的投資，在海外的輸出勞動力是非常非常多的，特別是在非洲國家。現在世界上每年，據外交部說到國外的凈出是8千萬人次，8千萬人次是什么概念？將近十分之一的人經常在外面走，國家的資產在國外是非常大的。所以經常會發生一些突發事件，利比亞事件當時是非常典型的，突然卡扎菲政權不行了，西方時間要實行封鎖轟炸，我們有4萬人在那個地方，當時面對這樣一個事件怎么辦？國內壓力非常大，黨中央迅速做出決定，用幾天時間盡國家之力把這些人從遙遠的非洲弄到國內來，我們共和國從來沒有碰到這樣的事情。而且在世界人類史上也是第一次。一萬里的路，4萬人8天時間完成，這個我們從來沒干過。《國家》記錄這么一個事件，我剛才說過是驚心動魄，顯示國家的力量，在這個過程當中，我覺得國家真偉大。我們共產黨真是了不起。美國這么強大，英國這么老牌，就是沒有做到，我們中國做到了。這個多難啊，我們要走多少外交的程序。我們跟利比亞是沒有航空關系的，在這種情況下，最后我們軍機都出現了，我們要走多少路，每一個國家的路我們打通得非常好，是什么原因？我們國家幾十年積累的外交經驗，在這個時候都可以用上了。這么多友好國家對我們的支持，國內的老百姓千方百計通過各種途徑來實現外交部的努力。海內外的企業、機構全力以赴的支持，我外交人員在第一線沖鋒陷陣的精神，都顯示了我們國家在關鍵時刻是可以辦成大事的。而利比亞事件給了一個精彩的國家形象的展現，所以《國家》閃閃發光，不是因為我的作品，而是因為國家，讓我作為一個作家感覺自豪。所以我傾注了對國家的感情，同時國家給我帶來了感情。很多里面的細節是非常非常感動的，我們在利比亞跟突尼斯交接的地方，有15000人要通過那個關口的時候，海關簡直是亂套了，有5萬多人，其中有很多東方人，什么越南人韓國人尼泊爾人，還有菲律賓人，都混在一塊兒了。他們身上什么證件都沒有，好不容易通過利比亞官方的關系和民間的關系，同意我們走了，結果突然發現我們隊伍當中來了很多菲律賓人、越南人，怎么辦？利比亞說不讓我們走了，這怎么辦？只給我們一個多小時通關，最后真是急死人。國家最高領導都快急死了，沒有辦法怎么辦？如果再不撤離的話可能利比亞要把海關封死了，在聯合國馬上要投票制裁利比亞，等于法國要轟炸利比亞，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人堵在那個地方，生命多危險，多少人在焦急。怎么辦？最后一個中國人想了一個點子，分不清人，我們來唱中國國歌吧。一唱中國國歌中國人就站在一塊兒，菲律賓人、越南人他會說幾句中文，他不會唱中國國歌，一下子就分開了，我們的人浩浩蕩蕩的出關了，實現了我們的預期目標。這么多感動的事情讓我寫下了國家兩個字，所以國家兩個字它真是金光閃閃，它是有溫度的，體現了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當家作主的主人翁的社會主義的國家的這種溫暖。所以也是我這樣一個作家寫作時情感的流露。

　　肖澤穎：您怎么看國家這兩個字？

　　【何建明】：國家是什么？他既是我們生活的環境，是我們制度，是我們民族的結合體，最重要的是我們每個人的家園，國家就是我們的母親，也許離開了母親我們也能過日子，但是我們心里是不安寧的。有母親在，我們是隨時隨地可以感到有一種依靠，有了母親，我們再苦的日子也會踏實，我們是充實的，有了母親可以教導我們把路走得更好更遠，這就是我們的國家，我們要愛惜這個國家，我們對這個國家出現的一些問題，都要正視，要用愛去看待和改變問題。所以國家是我們的家園，是母親，是我們生命的依附，是我們人生中可以永遠讓我們感到力量的一個概念。

　　肖澤穎：如果把國和家分開的話，國和家的聯系是什么？

　　【何建明】：國和家是不能分開的，家是在國的范圍當中，國是由千千萬萬的家組成的國，所以是連在一塊兒的。生命，什么叫生命？你生出來你才有命的繼續存在，所以這兩個也都同樣存在。國家也是，家和國之間的關系是相輔相成的，沒有國我們的家是不安全的，是破裂的，如果沒有家何來國呢？所以他們永遠是連在一塊兒的。

　　肖澤穎：您在《共和國告急》后記里面有一篇文章，就是生命如歌、文學如歌，其中有一句話，就是您心目中一桿秤，這桿稱就是人民群眾喜不喜歡您的作品來作為您心中的一桿衡量的秤，作品是不是能夠為人民和百姓說話，就是這樣的一段文字，我們特別想知道，支撐您的整個報告文學創作的支撐點是什么？為什么會有這樣的一段文字？

　　【何建明】：我覺得中國的知識分子，自古到今在內心世界中，都有一種政治抱負和文化追求，政治報復是他們憂國憂民，這是中國知識分子良好品質。文學追求就是盡管對政治有憂國憂民的思考、有這種政治意識，但他不是政治家，他需要的是用文學來表達這種憂國憂民，那么報告文學作家在這方面特別體現出來，最早的司馬遷寫的《史記》，一直到現在比如說夏衍寫《包身工》再到我們這個地方，幾千年陳列著一種精神，就是我說的政治抱負和文學追求。

　　當時司馬遷寫的《史記》，在他的筆下這么多英雄人物，但是大寫那些當權派的時候，他有一種特別貶低的心腸。比如寫劉邦，他筆下的劉邦不是一個很好的人，曹操也不是一個特別好的人，他里面歌頌的是那個像項羽、像《三國演義》當中的諸葛亮等等那樣的。他為什么這么寫？歷史有時候是靠人寫出來的，真實的歷史并非一定全是這樣，其實劉邦也是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了不得的人物，但是比較項羽的話，司馬遷認為項羽是蓋世英雄，即使臨死的《霸王別姬》也是精彩紛呈、悲壯。他認為劉邦就是小人，我跟你一塊項羽打天下，完了鴻門宴等等，他把劉邦的那種智慧、狡詐淋漓盡致地體現出來，他筆下顯然就是喜歡項羽。

　　一個作家他是有自己的政治追求的，司馬遷為什么這么寫？是他對政權的認識，他的命運，是很慘的，皇帝為了扼殺他的才華，讓司馬遷聽他的話，按照皇帝的意圖來寫《史記》他沒有這么做，所以皇帝給了他一個極刑，在這種情況下，他完成了《史記》，《史記》最后是悄悄地埋在一個地方，他給皇帝一個版本，自己寫了一個版本，現在《史記》是一部文學作品，在我看來就是現在的報告文學。

　　在那個年代，以前是傳說，由《史記》開始以后才寫歷史，所以說炎黃大帝都是從《史記》開始了解，但是《史記》有特別欣賞的人物，有特別不欣賞的人物。說到現在《誰是最可愛的人》，在50年代我們跟美國在朝鮮打了一仗，歌頌了解放軍在戰斗場面上的經歷，那個時候為什么寫這樣的作品，是為了提高我們國民的抗美援朝的那種愛國的國際主義熱情，所以這是它的作用。

　　《哥德巴赫猜想》是寫陳景瑞，這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第一部正面寫知識分子形象的一部好作品，也是我們新世紀報告文學的一個開篇之作，特別深刻，也影響了包括我這樣的一代人物，那么他寫陳景瑞是什么？知識分子的形態，原來的知識分子是臭老九，在文化大革命時候，不受人們歡迎的，因為這一部作品使我們知識分子看到了春天，這意識到什么？改革開放開始了，我們沉悶了或者是消極了十多年，現在春天終于來了，所以它起了這么一個作用。

　　那么今天我們寫作品不僅僅是簡單地敘述一件事和一個人，剛才我們講到的，比如說我寫國家，國家什么呢？國家意義很大，就是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我們在迅速地崛起以后，西方世界對我們國家的認知是片面的，我們要通過文學的作品，告訴世界中國是怎么走過來的，包括《我的天堂》也是這樣，包括我去年寫的《江邊中國》也是這樣，只有一個很短歷史的一個生產大隊，現在叫一個村子，用40年時間，實現了跨越式的發展，成為我們蘇州最富裕的一個村子，我看了也非常吃驚，像這樣發展的歷程，其實是一個人起的一個作用。這個人是什么？是我們主人公，他用他的那種不斷解放思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實現了我們共產黨倡導的富裕起來的這么一個，他在很多方面給我們提供了經驗，那么西方世界就是奇怪，中國為什么這么短的時間就發展的這么快？他的核心在什么地方？所以我要告訴我們自己的同胞，也要告訴世界，這是我的文學的夢想，也是一個政治抱負。

　　今天的中國是我們干出來的，美國建國用了200多年歷史，你看看他們當年的時候，南北戰爭，然后奴隸解放都是非常慘的，但是美國了不起，在短短的時間當中，他們成了世界上最偉大的、最強大的國家，我們對它非常敬佩，包括他們目前很多有效的制度、管理方式，這是我們要向他學習的。

　　但是美國人同樣也要尊敬我們中國，我們改革開放30年時間，就30年時間在很多地方實現了美國200年的歷史發展的進程，這是人類歷史上非常了不得的奇跡了。我的那些作品如果從國家敘述他最大意義就在于不光是記住歷史，而且讓世界了解中國的歷史，一方面就是我們鄧小平的發展是硬道理，另外就是中國人靠什么？靠自己的智慧勤勞發展起來的，我寫到的幾乎都是這樣，沒有不是實干干出來的，今天的中國依然是這樣，這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層面，因為世界在不太了解我們、誤解我們，我們和平崛起以后出現了很多問題，他用各種方式來扼制我們的發展，然后歪曲我們的歷史、我們的現實，這是非常不對的。

　　我寫作品除了告誡世界以外，還要告訴我們同胞，我們每一個公民，要珍惜改革開放30年的進程，同時我們寫了這么多典型的是什么？你看其他地方要去學習他們，我們不要光眼紅，好像是沿海開發區他們就天然的進步、天然的就富裕，完全錯的。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是自然而然富起來的，都是用汗水干出來的，咱們中國的老百姓也是這樣，要想過上好日子，光在街道上埋怨這個埋怨那沒用的，搞任何事業都是這樣，只有認準了方向，一步步踏踏實實地走過來，這就是我想用文學的手段來實現我政治的抱負，告誡世界，也是告誡我們的人類。

　　人類歷史的發展一步步走過來，都是要靠我們的智慧、勞動，流血、流汗，擰成一股繩子，這就是我們人類進步的基本動力，就像一個人一樣要健康就要運動，就要少吃垃圾的食品一樣的道理，所以回過頭來習近平提出中國夢的時候，之前有兩句話我們大家可能已經把它忘了，空談誤國，實干興邦，只有實干才能興邦、才能實現中國夢，現在不要把中國夢籠統化了，就是什么都不干，等著天上掉餡餅，等著天上掉金子下來，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覺得我們要正確理解中國夢。

　　國家敘述幾乎都是跟中國夢連在一塊，每一個細節、每一個人物、每一個事件都是與我們的中國夢相關的，中國夢不是今天才有，最早的時候就有，孔子那時候就開始實現仁義、忠孝等等。我們現在想的中國夢是什么？在新的歷史時期當中，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我們走一條中國特色道路，中國特色道路是什么？讓中國所有的老百姓能健康、幸福地生活在一條陽光的大道上。

　　【何建明】：生活在這一個和平的世界，讓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理想和追求的那么一個家園當中。這就是我理解的中國夢。所以不是說空話，國家制度真是我們千千萬萬的人向往的那條路，我們用文學把它表現出來了。所以我的作品如果說有什么意義，就在這個地方。這是一個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他那個時代的期望和抱負，我是這么理解，內心也是這么去做的。

　　【何建明】：國家敘述的概念，其實最早還是我自己提出來的。在2008年的時候，我感覺到我們寫報告文學、小說、乃至詩歌，都是一個道理。如果一個人的情感局限于個人的小情感、小情調的話，成不了大氣。一個作家必須有自己非常高的這種遠見去思考問題，我們寫一個男女之間的情感，就要建立在所處的時代背景下你才能寫深刻了，否則一切作品都是非常無力的。比如我們為什么說《紅樓夢》是偉大的？原因是曹雪芹當時站在自己家庭背景這樣的一個起點上，進行了一個針對沒落的封建社會的時代的寫作，所以他的作品表面看起來是一個家族的問題，但是實際上講了是一個時代、一個社會制度的沒落的過程，這就是作者在那個時代的國家敘述。再說一點，梁山伯與祝英臺看起來是一個純粹的愛情故事，但是他們的愛情為什么會是失敗的，到了墳墓里他們化成兩個蝴蝶才實現自由戀愛的夢想，這是由于在那個時代與制度下，人們實現不了男女的自由戀愛。所以作者是在那個時代用這種方式來進行的國家敘述。所以今天我們回過頭來，我在寫作的時候我發現，當今社會不能簡單地劃類一個是好人還是壞人，只是在筆下的人物有的完整點、有的簡單點。比如說假設我要寫一個在西單街頭唱歌的女孩，這是一個非常小的點。可是為什么西單女孩在今天可以一下子一舉成名？因為今天的社會與幾十年前是在不同的層面上，以前的乞丐可能永遠銷聲匿跡了，但是今天我們一個很小的事件可能引起社會巨大的關注，把它無限量放大，然后弄到電視臺、報紙上。一下就由一個不起眼的小人物成了一個有名的人。寫這樣的人物，就是在這個時代層面上的國家敘述。國家敘述不是空的概念，它是由千千萬萬的小家庭、無數的小細胞組成的。那么我們國家敘述的細節也是這樣，一個人的某一事某一階段、一個事的某一情節某一方面都是國家敘述的組成部分。我們作品中的國家敘述并不都是國家大事，國家大事本身也是由千千萬萬的人物情節組成。比如我們寫領袖，就屬于國家敘述，但這個領袖本身也不是一個空泛的概念，他領導一個團體集團，他的生活也由很多人和事組成，領袖本身也是普通人，有普通人的層面。所以我們只有深刻了解他身邊的普通人的時候才能把的作品寫得精彩。國家敘述是我作為一個作家，寫出符合我個人的創作的特點、創作的風格，寫出我的精神追求，寫出對這個時代的理解的文學表達，也是我一個文學工作者心里的中國夢。

　　肖澤穎：國家敘述在您的三十多年的創作歷程中所取得的階段性的成就是什么。

　　【何建明】：我幾乎是在跟這個時代同步地成長，為什么？首先就是從我年輕的時代一直到現在，我沒有斷過我對國家、對這個時代這種火熱的青春般的激情。盡管比以前年紀大了，體力有點跟不上，但是當我看到好的題材、好的作品的時候我依然充滿情感，所以每年都有兩到三部作品創作出來。這讓我感覺我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些題材或者是這個時代需要我這樣的人去做事，否則我們的報告文學會很虛弱。作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長的我必須承擔這樣的責任。另外這個時代給了我豐富的題材，不去寫都太可惜了。例如我最近在寫“古董收藏”，都是比較邊緣的人，但是我覺得也是了不起的。我以前不是特別了解這個行當，但是當我走進去以后發現，很多人在做收藏的財富夢，他們內心的向往是真實的，得到一個寶貝就能發財。大家都想求真，以此來換回無限的財富的時候，實際發現90%都是假的。而有的人明明知道這是假的，但是還不想承認它是假的，都在玩假。玩假的目的什么？就是實現他們內心的那種不勞而獲，所以這個行當會出現問題。在這里面折射出現在中國人的浮躁心態，對財富不正當的畸形的心態。曾經成就了一番美好的東西，只怕在最后就成為一種惡夢式的毀滅。我就覺得作家就要有這種責任去思考、去深入研究這樣的問題。而我作為一個報告文學作家，需要走在社會的最前沿，當我關注這個的時候，他不僅僅是來記錄這個行當的表象，而是去深刻地思考我們的國民性、人性，去提醒我們的政治家、社會學家、百姓們注意這個問題。

　　當生命不息的時候，我有力氣的時候還要寫作。有時候我還寫詩，我最近寫了一首《為什么，我還有夢》，我已經過了我做夢的年齡，完全可以平平淡淡地生活。然而馬上有個轉折，當我看到現在社會當中還有很多問題不完善、不完美，我就會夢想去改變一點什么東西，或者抒寫一下自己內心的那一份感情和吶喊，這就是我想要完成的使命。生命如歌，我這個歌既是唱給我內心追求的歌，同時也期待我的同胞、我的讀者更清醒地跟我同樣地思考一些問題。我們國家不是現在也在講，要實現中國夢。實現中國夢我們不能走邪路，我們一定要沿著一條健康的道路，我們普通老百姓的發家致富夢是要建立在靠智慧和誠實勞動的出發點上。我們文學工作者需要成熟的思考和眼光，去年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前，《光明日報》頭版發了我的一篇報告文學，很多同志看了，給我反饋非常不錯，其實我就寫了兩天時間，但是我集結了我這么多年來我所看到的一種社會現象，所以反映的問題非常有針對性。后來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了很多新的決策跟我吶喊的問題是相呼應的。這就是我們與這個時代共命運、共呼吸、共吶喊的一種表達和表現，這也是文學作家，包括文學的文體本身的特定性所決定的。

　　肖澤穎：國家敘述目前發展的是一個什么樣的狀態，現在是屬于那個階段。他還有那些局限性。

　　【何建明】：國家敘述只是一個我的文學的一種風格，或者說是我創作的一種內心表達的形態。那么它也不是說成熟與不成熟的問題，國家敘述在這個歷史階段當中，他以一種國家的獨特的眼光，站在比較高的視野、深刻的思考，去闡述一個文學和現實的問題。那么我覺得這種文體的形態的表達和表現，應該說還有很長的路可走。是因為我們國家的發展還早著呢，寫完國家的還要寫世界的，寫完一個年輕的還可以寫中年，還可以寫老年，還可以寫家庭等等，這是一個開始，只是一種表達的方式、一種形態而已。那么如果處理不好的話會空泛，我剛才講的國家敘述實際上是由更多的細節來堆積成的，就像國家兩個字，千千萬萬的家庭組成的我們的共和國。那么國家敘述也是這樣，我們有很多生動、微小的細節，把它組成起來才能成為一部好的作品。所以關注國家敘述和運用國家敘述我們要特別注重客觀的細節和藝術的細節。好的作品，一個開頭、一個標題就是非常精彩的。而不是一個口號式的籠統的政治概念。所以國家敘述我覺得是一種在健康成長過程中的報告文學的形態，或者說是一個作家的思考形態。一個優秀報告文學他必須具備那么幾種素質，要將自己內心歷練出這種感覺意識，以及思考問題的高度、深度，他才可能成為一個優秀的國家敘述者。

　　肖澤穎：報告文學發展到今天已經是最輝煌的階段嗎？

　　【何建明】：不是，也沒有達到頂峰。古代的時候，司馬遷是一個高度，我們現在的水平根本沒有超越司馬遷的水平，你看看他用文言文寫的《史記》，改編了多少電影電視，像鴻門宴這樣的故事，精彩極了，我們現在都達不到。我們對前人心存敬仰，為什么要傳承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就是這個道理。我們的先人創造了輝煌的歷史，就文學而言，我覺得我們今天的高度沒有達到古代先人的水平。第二個，就是說近現代我們也沒有達到《包身工》和《哥德巴猜想》這樣的廣泛性。但是我們必須承認今天的報告文學作家也是非常優秀的，我自己覺得，我們很多作品比先人并不差多少，但是這個時代不一樣了，這個時代是多媒體時代，公眾對知識的那種獲得的渠道太廣泛，單是中央電視臺的頻道就有十幾個，我們國家的電視臺，大概就有七百多個頻道。你想，以前有電視嗎？我們現在不光是有電視，每個人都有一個手機，每個人都是一個傳媒媒體，每個人都可以寫作，一個小東西貼到博客上他就成了一個小的文章。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的報告文學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其他文體也是這樣，《人民日報》都面臨著這樣的問題。但是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更期待一個優秀報告文學和優秀報告文學作家。所以我們的壓力越來越重。所以我們的要求就在這個地方。前面講我革命的熱情，對文學的追求，但是另一方面實際上也是給了我壓力，讓我去不停的學習，因為不寫，人就會淘汰，文體也會淘汰，所以必須要寫得更多更好才行。所以這種責任對我來說也是最大的，是繼續促使我奮進的另外一種動力，這叫壓力，壓力凝聚的這種動力讓我們往前走。

　　肖澤穎：就您的個人經驗而言和您創作這么多年的歷程來說的話，您和您的作品是否也一起成長呢？

　　【何建明】：那肯定，在初期的時候，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報告文學，因為我是從新聞轉到報告文學創作。只是感覺這個題材為什么新聞報道已經處理完了，但是我覺得還沒有表達夠，所以后來《哥德巴赫猜想》出來以后我們就模仿它，我的第一部作品叫《騰飛吧蒼龍》，就寫了一個科技工作者，當時茅盾還在，然后寄給他了，他編了個雜志，后來就發表了。后來還得了個全國獎，我那時候只有24歲，北京什么樣的我都不知道。十年以后他們把我的作品收到一部優秀報告文學作品當中，我記得好像只有20個作品，它是按照年頭來的，最后一部就是《誰是最可愛的人》，因為它最早。那時候他們都不知道我是誰，編輯他們都不認識我。就是在那個時候給了我一種力量，原來這就是報告文學，這條路我還可以走得很好，就這么一步步慢慢走過來了，直到今天。我覺得一方面很慶幸，另一方面就說我在這個時代中不斷地進步、成長。老先生去世了，他們的接力棒就傳到我們這一代人身上，而我這個積累時間相對長一點，將近一二十年，一直在報告文學這個領域當中走得比較前面的，如果還能走個十年八年，我覺得就差不多了。我們不可能永遠是這樣。但這也給我一種責任，就說我們報告文學發展到今天，我們要拿出更多的像《哥德巴赫猜想》、《誰是最可愛的人》這樣的作品。我們一直在努力，但是確實是從“繁榮”這個角度我們比以前寫得確實多得多了。就我個人而言，在老百姓心目當中有點影響的作品至少有十部以上，但是時代確實發生了變化，已經有太多的東西在這個地方。以前可能就是一個陳景潤，現在有幾百個幾千個陳景潤。這就是我們今天面臨的形勢，它對我們的要求更高，一個普通的老太太在家都能看著電視劇評價說這個好那個不好。這要求我們的文學作品更要經得起歷史和讀者的考驗，所以要求就越來越高。即使今天坐在老大的位置上，你會發現過兩天你什么都不是，你還得繼續往前走。所以我們要發展進步不只是年輕的時候才需要，就是到了八十歲你還得要進步，。周恩來講的活到老學到老這個道理就在這個地方，文學沒有止境，人的追求、高度、境界也是沒有止境的。所以我們都要好好地學習，才能天天向上。

　　肖澤穎：您曾經說報告文學是一把利劍，今天你還有別的想法嗎？如果對報告文學重新定義的話。

　　【何建明】：今天的報告文學還是個“拳頭”，為什么？當我們時代發展一定階段的時候，當我們都是在得意忘形的時候，這個拳頭要敲一敲，敲一敲我們這些人，提醒警示我們還有哪些地方做的不太好？我們不光是“拳頭”，我們也許還是一個“火炬”，我們要去引領我們未來社會的發展和人類的進步。我們這個“火炬”高高舉起來的時候讓那些沒有清醒看到前程的人，讓他們看到光明。它是一種點燃人們心目當中的“火炬”，它是進步的，它還是一個“歌手”，今天美好的東西，報告文學來歌頌它，歌頌的目的讓更多的人來感動，感動的結果是為了大家一塊站起來，走好自己的道路。

　　肖肖澤穎：對于報告文學作家您的夢想是什么？

　　【何建明】：我的夢想，我的夢想我覺得把我的作品寫好，讓更多的讀者喜歡，能夠在這個時代當中他發揮他應有的作用，成為歷史和時代的進步當中的一滴水，這滴水一定要閃光，這滴水若干年以后人們還依然能感覺到它的氣息，這就是我的夢想。

　　肖澤穎：您覺得報告文學的魅力是什么？

　　【何建明】：報告文學的魅力，就是讓你知道我要表達什么東西，我表達了以后讓你產生一種共鳴，這就是報告的意義，比如你的電視臺臺長給你說話你聽嗎？他在做報告你聽嗎？你聽了，因為這里邊有內容是跟你息息相關的，或者說即使沒有關系但也是讓你感動的，你才去聽這個報告，否則你半場就退場了，我覺得作為一個作家的我對報告文學的理解是這樣。

　　肖澤穎：什么樣類型的作家應該算是最優秀的報告文學作家？

　　【何建明】：我覺得第一他熱愛這個報告文學，他把報告文學當作他的一生的追求，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要他具有這種潛能，他具有這種本領，我不是說后天的作用不重大，但是先天的悟性非常重要的，為什么有的人成為作家，有的人成為藝術家，他天性當中這點是非常重要。

　　第三個他還要勤奮的、努力的、不懈怠的努力的往前走，這就是勞動的代價、，汗水的代價、精神的代價。我覺得這三方面的智慧和能力集中在一塊的時候，這樣才能成為優秀的作家。

　　肖澤穎：寫了的這么多國家敘述，為什么這么寫？

　　【何建明】：我可以說說我對國家的一種信心和憂慮。為什么這么寫？是因為我對國家一方面充滿了信心，我覺得中華民族非常了不起的，它在人類歷史上特別是這幾十年創造了很多偉大的奇跡，他影響著整個歷史、人類的進步。但是中華民族特別是當前我們的國家社會存在很多問題，這個問題我們不能小看，如果我們小看的話有可能使我們前面走了幾十年全部沒有了，就是我們今天倡導那么多美好的東西，但是作為報告文學作家的我發現，很多東西讓我很痛心很難受很無奈。比如說我幫助一個人，他原來什么工作都沒有，或者是一個普普通通人，你幫助了他，你給他了臺階，他也進入臺階了，他也進入他的完全改變了他原來的命運，但是在這個時候他往往忘掉了很多東西了，他拾起了自我，他的很多追求他建立在一種不正常、不健康的觀念上，但是他忽略了一定要腳踏實地的那么走上去，你不靠勞動靠其他的東西你想獲得是不可能的。這個我見的很多了。我覺得這是我們今天社會當中特別讓我感覺擔憂的，我們今天的年輕人甚至已經有了孩子的這種人在這方面教育培養或者是個人的素質極差，這就導致了我們國家很多問題不斷的出現了，我們的官員也是這樣，中國一步步走過來不能說我們的官員都不優秀，他們本來就是很優秀的人，但是由于我們種種原因，他可能就覺得原來靠實干是不行的，我要巴結關系，我沒有關系我要去建立關系，這樣不斷的進行變化，這就使得我們制度和黨內發生極大的問題。我講的這些問題都是客觀存在的，這都是我特別擔憂的，我們也很難改變。

　　所以我最近一直在關注泰國的動亂，我們說泰國是最民主的，可是這種所謂的“民主”給它的人民和國家帶來了什么？災難性的。所以有的時候要思考一些問題，我們國家這么大，如何來避免這些問題？我們每個人就要從培養自己的素質，培養自己的理想開始，點點滴滴做起，要充分地清醒地認識到自我，一個人不能清醒地認識自己是可悲的，一個國家不能清醒地認識和理解的自己本質的國家，是一個悲哀的國家，它的結果肯定是要淘汰，所以人和國家都是一個概念。我們在敘述國家的時候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在我的腦子里一直要閃爍的，每一部作品它帶給我的思考都是一種全新的，每一種國家的形態在一個斷面上，它給我的東西都是深刻的，每一部作品完成以后它都給我的精神上、思想上是一種升華的。所以國家的敘述如果說它對我個人帶來了什么東西？我覺得是巨大的，它遠遠超過了我看一本書，我吃一頓飯要重要的多的多，因為是我對這個社會的、國家的理解產生的那種內心精神上的東西，也有些是知識上的東西，更多的是思考。所以報告文學作家他實質上是一個政治家，一個思想家，其實他還是一個文學家。我吸收了這么多好的典型、好的事跡，他們的經驗他們的智慧匯總到我這里，讓我去實現去管理一個單位，我認為非常簡單了。我曾經管理單位都算比較成功的。我站在一個社會觀察家的一個角度去思考問題，與執政者不同的是，我是建立在一個去研究局部的、細微的社會形態的一個工作者，他是一個解決社會問題和管理社會問題的一個執政者，我們的交流是可以在一個平面上進行的，所以我覺得國家敘述、包括文學創作帶給我的是無限精神財富它使得我人生充滿著豐富多彩，它使得我從一個無知的、簡單的、熱血沸騰的年輕人成長為一個相對冷靜思考的、理智的、有政治頭腦的、有思想觀點的、還依然保持著一定激情的這么一個人。

　　肖澤穎： 30年您和報告文學的是什么樣的關系？

　　【何建明】：30年前的報告文學是一個簡單的文體，今天我自己在寫報告文學的時候感到的是五彩繽紛、錯綜復雜這種心態，所以30年像我歷練我自己的生命一樣，有的時候是痛苦，有的時候是殘疾的，有的時候是健康的，有的時候是陽光的，所以報告文學是我生命當中的呈現。報告文學與國家之間的關系，我覺得它是國家社會形態的一種表達，我們國家的發展進步，是可以用很多很多東西呈現的，有歌、有電視、有報紙等等，報告文學是其中之一。它的呈現有它的位置，而且我相信在中國特別是在強國夢的時代進步當中，報告文學具有特殊的魅力，這種魅力就在于報告文學文體本身和像我這樣一代人一批人在努力地奮斗，用這種文體使得中國和中國夢更加美好，所以我相信這個文體是跟中國夢一塊可以呈現它的燦爛的那一面。而報告文學可以像以這樣的文體的呈現使得中國夢更加的、更多的讓世人了解它的精神實質和它美好的那一面。

　　肖澤穎：報告文學的貢獻？

　　【何建明】：那是肯定的，我們已經在做出這樣的貢獻，就我個人而言，我翻譯的作品本身就是貢獻， 15年前我在羅列《詩經》的時候就引起了當年很多外國媒體的轉載、翻印，今天我覺得世界對我們中國的了解是更多了，我們報告文學作為一種形態一種載體會在世界的文明進程當中它發揮應有的作用，會讓世界的讀者通過看報告文學來了解更多中國的現實，同時也對世界的文明做出一些貢獻。就像我剛才講的比如我為什么寫《江邊中國》？是因為我感動于我們父輩的這一代人，他們用了幾十年努力使一個貧困的地方成為一個非常發達的富裕的地方，那么這種進步它給非洲，給其他國家等等落后的國家可能就是一種人類的進步的范本，即使像美國這樣的國家它看到這種也會感動的，為什么？落后、發展是我們現在世界的一個基本狀態，即使發達國家現在這幾年經濟也慢慢的在消沉，那么我覺得看到中國社會這樣的美好的、特別有進步意義的這樣的范本的時候，你想難道不是對他一種進步嘛？不是對他們一種促進嗎？我們現在看歐洲像德國，我們從德國人身上看到了很多東西，比如說我們現在還造不出一個非常過得硬的發動機，為什么？我們的工藝不如人家，德國人造這類東西，那就是搞得好啊，那我們就要向他們學習， 30年帶來國家這么大的一個巨變，對世界其他國家都是一種進步意義，那報告文學呈現的這些東西對世界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帶來一種推動作用。

　　肖澤穎：您怎么理解的文明概念？

　　【何建明】：文明用個大概念來說是我們人，使得我們在創造過程當中給人類帶來了進步意義的那種形態就叫文明了，我的文明可以用100種解釋，這是我一種簡單的認識，那么我覺得在這過程當中人的知識和人的情操的這種進步是文明進步當中最重要的核心。我們可以創造一個原子彈，可以制造一個航空母艦，今天已經不成問題，可是讓我們的人具有更高的智慧和更高的情操可不是那么容易，這就是人類文明最重要的核心。而且我們的文學意識實際上都是為這一方面進步做出自己的貢獻。

　　肖澤穎：您剛才提到人性中的一些弱點，很多這種人類的這種局限性伴隨著文學理論辦法一起去。

　　【何建明】：文學知識解決其中的一部分，文學關注人性，文學關注人性本質的東西，文學也可以讓人性得到一種釋放或者是一種美好的提示，或者警示，它是使得我們人性可以成為美好的一種載體而已，整個人類的人性的進步，以及他的墮落是有千千萬萬其他的因素共同組成的，但是文學可以起到一個獨特的作用，我們一首好的歌、一篇好的文章使得人閱讀以后產生特別美好的凈化靈魂這種的功能，這就是文學對人性的貢獻。

　　肖澤穎：您理解的中國夢？

　　【何建明】：我在去年毛主席誕辰120周年的時候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叫《毛澤東的文化夢想》，這篇文章非常不好寫，但是我梳理一下毛澤東他的文化夢想，事實上在年輕的時候他也是熱血青年，然后到了中年的時候，他是承擔了什么？要帶領全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這個重大責任，然后解放進而他要帶中國的老百姓過上好日子，前面兩個夢想他都實現了，后面最后一個夢想他就沒有成功，那他是作為一個政黨的領袖，實際上毛澤東他是一個文化人，所以我從文化夢想的角度來闡述毛澤東的一生，我覺得從他的身上我們學到了很多東西，也看到了一些人的局限性，所以一個歷史進程當中，再偉大的人物的貢獻都是可以有的，但是我們的貢獻也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一個人活在這個世界要正確的認識自己，我認為再大的人物也得清醒，再小的人物也得要有自信，大人物的清醒就在于您的影響力特別大，貢獻力特別大，你帶領一個社會往好的方向發展的時候，你是給千千萬萬人帶來了福音，可是如果你帶領走到另外一個道路，你帶給所有的人是災難。所以他貢獻也是大的，他的災難也是大的，因此一個大政治家他是否清醒極端重要，一個普通人為什么要有自信？我們常常覺得普通人活在這個世上就是吃飯，有飯吃有錢花，一輩子過去就行了，錯了，這是一個簡單的人生存在的意義，但是還有更重要的一點，就是說如果都是像你這樣的人，那我們這個社會就會成為一個碌碌無為的、沒有進步的、互相倒退的、負面的一個社會。

　　你可以這樣，你的孩子怎么辦？也許你的祖先曾經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你能對得起祖先嗎？

　　如果在同時代你可能還要影響你周邊的人，所以說一個普通人也盡可能地實現他的內心的那一份自信，有了自信才有美好的夢想，沒有自信這個夢想就是罪惡的夢想，是一個碌碌無為的夢想。中國夢不是一個簡單的空泛的概念，它是一個健康向上的、追求美好的那個夢想，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的文學作品或者我能做到的一點，就是用對社會對時代的這種美好的那種文學的境界來影響他人，來影響我的讀者甚至影響我們這個社會，這就是我一個文化人、一個當代知識分子的夢想，科學家也是這樣，政治家也是這樣，只是我們的職業不同。但是他的內心我認為都應該是有這種追求，普通的公民就是一個農民工我覺得也是這樣，作為一個衛生員，如果你不盡守職責，哪一天一個煙頭燃燒起來、燃燒的是整個大樓，你危及的是這個樓里的人，所以不要小看自己的作用。一個人他既是局部的、個體的又是全局的又是社會的。我們弄明白這些的時候，每個人的追求、每個人的夢想組成起來，就是浩浩蕩蕩、驚心動魄和贊美無比的中國夢。

　　(《澤穎訪談錄》當代大家欄目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