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凝憶賈大山：任編輯時曾找賈大山約稿

1987年和鐵凝（右二）及日本漢學家南條純子夫婦于正定隆興寺內

讀中學時的賈大山

1991年冬在書房

　　2014年1月13日，《光明日報》刊登了習近平同志憶作家賈大山的舊文《憶大山》，文章歷數了他與賈大山十余年的交往情誼。英年早逝的作家賈 大山再次進入了公眾的視野。賈大山因小說《取經》而在1978年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與他一同獲獎的還包括王蒙、劉心武、賈平凹等人。在上世紀80年代 的文學界，他與賈平凹一起被稱為短篇小說“二賈”。

　　近日，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賈大山小說精選集》，中國作協主席鐵凝為之寫序。從這篇序言中，我們可以看到鐵凝記憶中的賈大山，看到那個時代里那位充滿著正義感和人性尊嚴的賈大山。

　　賈大山是河北省新時期第一位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的作家。一九八○年，他在短篇小說《取經》獲獎之后到北京中國作協文學講習所學習期間，正在文 壇惹人注目。那時還聽說日本有個“二賈研究會”，專門研究賈平凹和賈大山的創作。消息是否準確我不曾核實，但已足見賈大山當時的熱鬧景象。

　　當時我正在保定地區的一個文學雜志任小說編輯，很自然地想到找賈大山約稿。好像是一九八一年的早春，我乘長途汽車來到正定縣，在他工作的縣文化館見到了他。已近中午，賈大山跟我沒說幾句話就領我回家吃飯。我沒有推辭，盡管我與他并不熟。

　　我被他領著來到他家，那是一座安靜的狹長小院，屋內的家具不多，就像我見過的許多縣城里的居民家庭一樣，但處處整潔。他親自為我操持午飯，燒雞 和油炸馃子都是現成的，他只上灶做了一個菠菜雞蛋湯。后來他的溫和嫻靜的妻子下班回來了，兒子們也放學回來了。賈大山陪我在里屋用餐，妻兒吃飯卻在外屋。 這使我忽然想起曾經有人告訴我，賈大山是家中的絕對權威，甚至有人把這默契加些演義，說賈大山召喚妻兒時就在里屋敲墻，上茶、送煙、添飯都有特定的敲法。 我和賈大山在里屋吃飯沒有看見他敲墻，似乎還覺出幾分缺欠。

　　那一次我沒有組到賈大山的稿子，但這并不妨礙賈大山給我留下的初步印象，這是一個寬厚、善良，又藏有智慧的狡黠和謀略，與鄉村有著難以分割的氣質的知識分子，他嘴闊眉黑，神情的持重多于活躍。

　　一九八六年秋天我又去了正定，這次不是向大山約稿，是應大山之邀。此時他已是縣文化局局長。正定是河北省著名的古城，曾經，它雖以糧食“過江” 而大出過風頭，但最為實在的還是它留給當今社會的古代文化。面對城內這“檐牙高啄”“鉤心斗角”的古建筑群，做一名文化局局長也并非易事。局長不是導游， 但得是一名熟悉古代文化的專門家。賈大山自如地做著這專門家，他一面在心中完整著使這些祖宗留下的珍貴遺產重放光彩的計劃，一面接應各路來賓。即使面對再 大的學者，專家賈大山也不會露“怯”。這時我作為賈大山的客人觀察著他，感覺他在這片古文化的群落里生活得越來越穩當妥帖，舉止行動如魚得水。

　　幾年后大山又任縣政協副主席。他當局長當得內行、自如，當主席當得莊重、稱職。然而賈大山仍舊是個作家，可能還是當代中國文壇唯一只寫短篇小說 的作家，且對自己的小說篇篇皆能背誦。在和大山的交往中，他給我講了許多農村和農民的故事，這些故事陸續地變成了小說。比如一位窮了多半輩子終于致富的老 漢率領家人進京旅游，當從未坐過火車的他發現慢車票比快車票便宜時居然不可思議地驚嘆：“慢車坐的時候長，怎么倒便宜？”再比如他講的花生的故事：賈大山 當知青時花生是中國的稀有珍品，那些終年不見油星的百姓趁隊里播種花生的時機，發了瘋似的帶著孩子去地里偷花生種子解饞。生產隊長恪守著職責搜查每一個從 花生地里出來的社員，當他發現他八歲的女兒嘴里也在嚅動時，便一個耳光打了過去。一粒花生正卡在女兒氣管里，女兒死了。死后被抹了一臉鍋底黑，又讓人在臉 上砍了一斧子。抹黑和砍臉是為了嚇唬鬼，讓這孩子在陰間不被鬼纏身。

　　很長一段時間里我讀賈大山小說的時候，眼前總有一張被抹了黑又被砍了一斧子的女孩子的臉。我想，許多小說家的成功，大約不在于他發現了一個孩子 因為偷吃花生種子被卡死了，而在于她死后又被親人抹的那一臉鍋底黑和那一斧子。讓我永遠懷念的，是與這樣的文壇兄長那些不可再現的清正、有趣、純粹、自然 的文學“閑談”。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下，這尤其難得。

　　一九九五年秋天，當再見到他時，他已是食道癌(前期)手術后的大山了。他形容憔悴，白發很長，蜷縮在床上，聲音喑啞且不停地咳嗽。那天我的不期 而至使大山感到高興，他盡可能顯得輕快地從床上坐起來跟我說話，并掀開夾被讓我看他那驟然消瘦的小腿——“跟狗腿一樣啊”，他說，他到這時也沒忘幽默。我 說了些鼓勵他安心養病的話，他也流露了許多對健康的渴望。

　　賈大山是自尊的，我知道在他生命的最后時刻，當著外人他一直保持著應有的尊嚴和分寸。小梅嫂子(大山夫人)告訴我，只有背著人，他才會為自己這遲遲不好的病體焦急萬分地打自己的耳光，也擂床。

　　一九九七年二月三日(農歷臘月二十六)，是我最后一次見到賈大山。經過石家莊和北京兩所醫院的確診，癌細胞已擴散至大山的肝臟、胰臟和腹腔。大 山躺在縣醫院的病床上，像每次一樣，見到我們立即掙扎著從床上坐起來。這時的大山已瘦得不成樣子，他的病態使我失去了再勸他安心養病的勇氣。以大山審時度 勢的聰慧，對自己的一切他似亦明白。于是我們不再說病，只不著邊際地說世態和人情。大山講起某位他認識的官員晚上出去打麻將，說是兩里地的路程也要乘小車 去。打一整夜，就讓司機在門口等一整夜。大山說：“你就是騎著個驢去打麻將，也得喂驢吃幾口草吧，何況司機是個人呢!”說這話時他揮手伸出食指和中指指著 一個什么地方，義憤非常。我未曾想到，一個病到如此的人，還能對一件與他無關的事如此認真。可誰又敢說這事真的與他無關呢?作為作家的賈大山，正是這種充 滿著正義感和人性尊嚴的情感不斷成就著他的創作。他的疾惡如仇和清正廉潔，在生他養他的正定城有口皆碑。

　　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日（正月十四）大山離開了我們，他同疾病抗爭到最后一刻。他留給文壇、留給讀者的就不僅是獨具氣韻的小說，還有他那令人欽佩 的品性：善意的，自尊的，謹慎的，正直的。他曾在一篇小說中借著主人公，一個鞋店掌柜的嘴說過：“人也有字號，不能倒了字號。”文章至此，我想說，大山的 作品不倒，他人品的字號也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