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曉聲：思考，是他的存在方式

　　打電話約梁曉聲采訪時，他的時間表已經調至“兩會模式”，此時此刻，他的身份是政協委員，建言獻策，認真履職，是他最在意的事情。在駐地賓館的房間里，他的桌上放著一摞紙和十幾只削好的鉛筆，紙上的字跡連綴跳躍，不太能分辨清楚，只能大致判斷是對某個社會問題的看法。思考，是他的存在方式。無論面對國計民生，還是進行藝術創作。

　　眼下，由梁曉聲編劇、李文岐導演的30集電視連續劇《返城年代》正在中央電視臺電視劇頻道播出，這部劇也恰是這種思考的延續和呈現。這是一部聚焦上世紀80年代返城知青群體的影視劇，但又不僅僅是記錄這個群體命運的一部作品。談起《返城年代》，梁曉聲說，與抒寫一個群體的命運相比較，他想表達的其實是這個國家的痛苦，因為這痛苦更能啟迪人的思考，帶來向善的力量。在他看來，思想最具吸引的光芒，比單純寫小說和劇本更高的層次和部分，即是思想的力量。

　　人心如向日葵，終將向善

　　記者：《返城年代》講述了上世紀80年代一批知青返城后的命運，通過哈爾濱的幾個家庭輻射到整個知青群體，他們在經歷了親情、愛情的糾葛后，對人生和命運的理解都更加理性和成熟。這里的“返城”是不是也是你自己的一次“返程”？就像張抗抗說的，留在心里的“過去”，仍有“過不去”的糾結。

　　梁曉聲：有些東西可能的確很難“過得去”，這也是我一直寫知青題材的緣故。其實，我始終不變的態度是，他們不僅僅是那段歷史的經歷者，還是見證者。見證者和經歷者是不同的，見證意味著要超越自身命運的痛苦。也就是說，那不僅僅是幾個家庭、幾十個人的痛苦，不僅僅是這個群體的痛苦，而是整個國家的痛苦。

　　我們都知道，知青上山下鄉的10年和“文革”的10年是重合的，也就是說，知青變成了具有雙重身份的人群。包括我自己在內的每一個知青，我們了解自己所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但不了解當時別的個體、別的人群以及這個國家整體的痛苦。而這些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一個創作者不能局限在個體、群體的命運上，一定要有這種超越的能力。又一次“返程”，也是又一次見證。

　　記者：你提到了不同群體的命運和痛苦，《返城年代》里其實也涉及到不同的個體，這背后所映射的當然是一個個龐大的人群。這幾個家庭都很有代表性，林超然、何家三姐妹、蔡老師、楊一凡等等，性格都很難用一兩句話說清楚，你想通過他們的形象傳遞給觀眾什么？

　　梁曉聲：剛才說了，這是一個國家的痛苦，單就知青群體經歷的坎坷而言，你只是整個痛苦的一部分，因此必須加入其他群體的人物，才是完整的。因此，我愿意花費筆墨來寫其他人。我用了那么多筆墨寫知青一代的父輩，我寫老工人的狀態和他的經歷，寫何家三姐妹的父親——一個中學校長的痛苦，寫體育老師蔡叔叔80年代最大的愿望是“粉碎四人幫”，寫曾經做過錯事的楊一凡的命運……知青本身只不過是時代的一塊化石，我們不能因為自己所經歷的痛苦，就無視其他群體的痛苦。當然，這樣的創作也可能面臨風險，因為筆墨要分散到各個地方各個人身上，不斷加入與之有關的人，這對作家是構成一定挑戰的。

　　這部劇里的人，其實都是好人，特別是在大事發生的時候，都是好人，但他們都有缺點。何校長在家獨斷專行，但他在女兒去世后看到女兒的日記，一定要騎車去找何春暉。那些曾經對老工人無理過的年輕人，在經歷了一些事情之后，對人對事的態度也發生了很大改變。因為我相信，人心里始終有一個像向日葵，最終一定是向往陽光的。文化的一個責任就是要促進人性向善，這是最基本的。

　　年代劇應該有鮮明的時代元素

　　記者：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和社會，你再次把筆觸聚焦到知青題材，寫知青與“文革”、知青與“改革”的關系。它的必要性在哪里？現實意義何在呢？

　　梁曉聲：今天，任何一種回憶都有必然性。打個不恰當的比方，今天我們強調和平年代，一定是隱隱感覺到這個世界存在戰爭的隱患。因此，我們通過影視劇呈現從前的年代，一定也具有某種類似的原因，它是對于當下現實的類似情況做出的歷史性的回應。比如，前一段時間大家關注的對“文革”進行懺悔的問題，有人站出來為過去的行為懺悔，但懺悔之后的結果是復雜的，受到傷害的一方不接受這份遲來的道歉。這里又涉及到一個寬容的問題，人與人之間的傷口該怎么去彌合？這些我在《返城年代》里都有深刻的探討，這也正是這部劇的現實意義。

　　記者：年代劇似乎總是讓觀眾聯想到宏大敘事之類的詞語，但我在看《返城年代》的時候一個基本感受是，它的帶入感很強，整個畫面語言、敘事方式都比較輕松明快。這是特意做了某些調整嗎？與其他類似題材的作品相比較，這部劇的不同之處在哪里？

　　梁曉聲：你這么說我很高興，也但愿觀眾會喜歡它。其實我是很少看電視劇的，看新聞比較多。我只能想象，如果自己是電視劇觀眾，能看的進去嗎？因為《返城年代》涉及的話題是沉重的，敏感的，我會考慮到觀眾的接受度，所以加入了一些觀眾喜聞樂見的電視劇元素，比如一些喜劇性的元素，使劇情更加平衡。如果不加入這些，這部劇會非常沉重。

　　說到它的特點，我記得去給“飛天獎”最佳編劇獎頒獎的時候，主持人問我最喜歡什么類型的電視劇，我說的是不喜歡的類型。對年代劇來說，我不喜歡那種明明是年代劇，還要有意識的把最具年代特征的元素過濾掉的作品，因為它對整個大文化是有傷害的，對年輕人也是有傷害的。比如在涉及到知青和與之相關的歷史背景時，如果我們不說清楚，那許多年后的人會疑惑，這段歷史真的發生過嗎？那時候的人看起來似乎生活的也很愜意呵，所以回到過去好像也還是不錯的。如果這樣，今天的改革還有必要嗎？為什么本屆政府要不斷提深化改革呢？這在整個歷史的邏輯上就說不通了。

　　正視歷史是知識分子的責任

　　記者：這就涉及到一個正視歷史的問題了，由此可能會帶來許多困惑，我想到了馮小剛在兩會上說的對“敏感”這個詞的理解，大意是說，敏感應該是個好詞兒，因為藝術家應該把敏感的觸角伸到生活現實中去汲取營養。對此，你是怎么看的？

　　梁曉聲：其實也有許多人問過我，在這個偉大的時代，你為什么非要寫“走麥城”而不寫關云長呢？這涉及到創作者的感情立場。許多創作者害怕在感情立場上被劃入另冊，恰恰我們的立場是要正視歷史，這是我們的文化責任，藝術家有責任去呈現歷史，至于怎樣呈現，是由我們的藝術能力決定的，在這個過程中必須保持獨立的精神和思想。這是知識分子的責任，從“五四”開始，蔡元培、胡適他們就都在做這樣的事情，包括沈從文也曾經試圖通過小說重建我們民族的精氣神。知識分子一直希望尋找到合理的合適的方法，來使這個國家和她的人民越來越好，越來越理性。

　　記者：從上世紀80年代寫下《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風雪》等作品，到后來的《知青》《返城年代》，我很好奇，你對這個群體的認知和反思有沒有什么變化？如果有變化，那么這種變化在創作中有什么體現？

　　梁曉聲：我覺得是有變化的，起初，當全社會對返城知青還不夠理解，不明白他們在曾經的那些年每個個體發生的變化時，我試圖寫他們個人的命運，我是同情這些人的，希望社會能理解他們。后來，我的態度更多的是反思，事實證明，也正是知青一代成為了反思的中堅力量，我想通過他們來呈現反思，盡管這是一直是很難的。《返城年代》的主題歌里有一句歌詞——“冬天使我明白”，失去那么多才換回來一個明白，讓人百感交集。

　　你說在創作里的變化，上世紀80年代是一種浪漫主義的風格，那種浪漫主義更多是受到雨果的影響，是與現實結合的浪漫主義。90年代后我寫了幾篇極為荒誕的東西，確實感到現實主義呈現起來有一定的難度。但荒誕的風格畢竟不是我喜歡的，想來當時也是迫走歧途，逼上岔路吧。所以后來我又想回歸現實主義，是一種溫暖的、批判的現實主義。我希望通過作品給人們以希望。現實太冷，人心太冷，我想帶給人們光明和溫暖的力量。

　　在整個采訪過程中，梁曉聲的語氣緩慢、堅定，在回答每個問題之前，他都習慣對問題本身提出疑問，以確定彼此的理解是準確無誤的。我問他，是否還會寫知青題材的作品。他回答，應該不會了，因為自己已經盡力而為了。他說，若干年后，當人們回頭審視這段歷史，可能會感慨當時的中國應該出現而沒有出現一些作品。到那時候，他不想說，我知道應該出現，但太難了；他想成為那樣的作家——確實很難，但我已經盡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