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國兒童文學研究：熱烈中的沉潛

　　2013年，中國兒童文學在創作、出版、閱讀各領域可謂是景況熱烈。李東華在《2013年兒童文學主題與亮點》(《文藝報》2013年12月27日)一文中，全面盤點了2013年中國兒童文學發生的重要事，由此表明中國兒童文學正不斷提升自身的水準和高度，并在“走出去”的步伐中逐漸確立自信。

　　在這一年度，中國兒童文學研究領域并沒有呈現出和創作、出版、閱讀現場直接呼應的熱鬧景象，顯得有些平淡無奇。面對這一狀況，我們一方面可以將它理解為理論滯后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應該相信它所反映的是學術研究所需的沉潛姿態。其目的是在與現象保持距離的警醒和反思中，等待時間撥開理論的迷霧，從一片片森林中發現研究的礦藏，進而延展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的廣度和深度。

　　理論研究的多重視角和成果

　　2013年出版的兒童文學理論著作主要有《中國兒童文學史略(1916—1977)》(劉緒源)、《大眾文化視域中的中國兒童文學》(陳恩黎)、《中國西部兒童文學作家論》(李利芳)、《愛與美的饋贈：幼兒文學與文學啟蒙》(金波)、《童書識小錄》(眉睫)、《魯迅論兒童文學》(徐妍編輯)等，它們反映了本年度兒童文學研究的重要成果。另外還有孫建江的三本學術專著《童話藝術空間論》《二十世紀中國兒童文學導論》和《飛翔的靈魂——解讀安徒生的童話世界》再版。在今天這個理論式微的時代，由老中青三代兒童文學研究者共同呈現的這些學術著作，為當下中國兒童文學研究注入了活力和動力。其中，《中國兒童文學史略》和《大眾文化視域中的中國兒童文學》這兩部專著尤其值得一提。雖然兩本書中的一些觀點和文字之前已在報刊發表，但當作者的觀點和文字以更加完整、細致的學理脈絡呈現時，它們為我們帶來了更富沖擊力的閱讀啟示。

　　在《中國兒童文學史略》中，以犀利文風見長的劉緒源憑借他對歷史的熟稔把握和對兒童文學的獨特見解，向我們揭示了重寫兒童文學史的另一種可能性。作者以其擅長的書話體，依照“純文學”的標準闡釋自身的文學史觀并完成對具體文本的重新評價，由此構建了一部個性化的兒童文學史。正如徐妍所說：“《中國兒童文學史略》的用意所在并不是為了開創中國兒童文學史的寫作范式，而是為了實現中國兒童文學史的當代重寫，進而確立敘寫中國兒童文學史的審美本質論。”(《投放自身，敘寫審美本質論——讀劉緒源的新著〈中國兒童文學史略〉》，《文藝報》2013年8月21日)

　　身處這個新媒介時代，對兒童文學的觀察和思考，不僅需要審美本質論的立場，還需要文化研究的視角，如此才能對中國兒童文學發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文化現象做出應有的學術診斷。正因為充分認識到兒童文學與大眾文化內在的文化邏輯，陳恩黎所以選擇了以大眾文化的視角來考察中國的兒童文學。《大眾文化視域中的中國兒童文學》是陳恩黎歷時5年獨立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的優秀成果，作者試圖通過刊物、作家、文本、事件等典型個案所構成的橫截面，從多角度梳理出中國兒童文學大眾化實踐的脈絡和進程，并對中國兒童文學從19世紀末到21世紀的今天所表現出的種種癥候做出文化闡釋，由此為中國兒童文學研究找尋新的學術增長點。

　　現今的中國兒童文學研究之所以能夠建立起文化研究的新視野，和一些學者對文化研究方法的倡導和踐行是分不開的。方衛平是其中最重要的推動者，他在浙江師范大學兒童文化研究院所創建的兒童文化研究學科隊伍已日臻完善，為中國兒童文學的文化研究開拓了學術領地。同時，在個人學術研究領域，方衛平自覺地將文化研究作為考察和分析當下中國兒童文學的重要視角。2013年，方衛平在《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發表《商業文化精神與當代童年形象塑造：兼論中國當代兒童文學的藝術革新》一文，同樣反映了他的文化批評立場。作者肯定了現代商業文化滋養下當代童年形象演變所反映的中國兒童文學的藝術革新，但他同時發現了一個悖論性的命題：“商業文化的精神既促成了兒童文學藝術探求的美學豐富，但它自身的資本邏輯也可能會阻礙這一探求的深入。”作者因此而擔憂，如果僅以市場為標準，那么中國兒童文學從商業文化中汲取的藝術革新的能量，最終將轉變為商業時代對于兒童文學整個文類的藝術束縛。如此客觀清醒的把脈和診斷，對中國當代兒童文學創作、出版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警示意義。

　　2013年，在第九屆全國優秀兒童文學評獎及述評、兒童文學作家作品的群體研究及個體評價、對“黑暗童話”現象的回應等方面，中國兒童文學研究者表現出了應有的參與意識和理論關懷。不過從整體上看，研究者們并沒有對當下兒童文學的發展走向給出及時和有效的學術判斷，缺少學理性的深度探究和分析。例如，面對兒童文學暢銷書的出現以及隨之而來的商業化、娛樂化、類型化的寫作模式，除了“純文學”立場的批判之外，還應有跨學科的多元視角的剖析，從而準確把握商業化進程中中國兒童文學的現狀和未來�？偠�言之，中國兒童文學研究者可以在更為開放的觀念和更為積極的學術姿態中，顯示出理論研究的創造力和生命力。

　　進一步探討“兒童觀”和“兒童文學觀”

　　在2013年發表的兒童文學論文中，比較多地涉及“兒童觀”這一話題。無論是歷史材料的梳理還是理論問題的闡釋，包括創作現象的考察，研究者們都直接或間接地轉向對“兒童觀”的重新探討。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陳暉的《中國當代兒童觀與兒童文學觀》(《文藝爭鳴》2013年第2期)是對中國兒童文學語境中“兒童觀”及其“兒童文學觀”發展變化的系統考察。作者認為，中國的兒童文學創作者、研究者，“當前確實有深刻思考和全面檢視兒童觀及兒童文學觀的緊迫的必要”，因為“我們一直遵循著的——在‘兒童讀者特殊性’的名義下——兒童文學的思想、藝術、美學標準，兒童文學的內容、題材、表現方法、審美趣味，包括兒童閱讀與接受方面的看法和體認，很可能是經驗主義、泛化和固化的，并不直接、準確、深刻地針對和聯系著各個兒童年齡階段，由此生成的兒童文學基本法則也難免失之于寬泛和籠統”。在她看來：“無論是整體來看還是就具體篇目而言，兒童文學都是既給兒童也給成人包括成人作家自己的。兒童文學在誕生之初力求以特定內容和藝術表現獨立區別于成人文學，現在已逐漸融入成人文學成為整個人類文學的組成部分�！�

　　兒童文學既屬于兒童同時也屬于成人，這一觀點雖然已在中國兒童文學界形成共識，但是研究者們對于“兒童本位論”的理解卻存在理論分歧。以朱自強為代表的研究者堅持“兒童本位論”，他們在五四時期創建的“兒童本位論”基礎上注入了新的理解和闡釋。2013年，朱自強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發表的《“兒童的發現”：周作人“人的文學”的思想源頭》一文，就是對以周作人為代表的“兒童本位論”進一步解讀和研究。在文中，朱自強提出，“兒童的發現”與“婦女的發現”共同構成了周作人“人的文學”這一新文學理念的重要思想源頭，其動力主要源自對“男子中心思想”的批判以及為婦女和兒童爭取“人”的權利的愿望。這為我們進一步理解“兒童本位論”增添了新的理論注腳。

　　與此相反，以吳其南為代表的研究者則站在后現代建構論的立場，對“兒童本位論”進行了批評和反撥。他們認為，兒童是被建構出來的，是“他者”塑造的結果。在《昆明學院學報》2013年第1-2期發表的論文《兒童文學不只是寫給兒童的——關于兒童文學中“雙隱含讀者”問題的探討》中，吳其南通過兒童文學“雙隱含讀者”的理論探討，再一次強調了這一觀點，認為“兒童文學是社會、成人和少年兒童的文學對話”，既要適應兒童的興趣、能力和成長需求，又要表現成人的理想、愿望。其實，不論是本質論者還是建構論者，作為成年人，以護衛者的姿態面對童年才是真正重要的。這也正是今天我們再一次討論“兒童觀”的價值所在。相信童年自身的力量，或許是彌合這兩種理論分歧的一個共同基礎。

　　與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界如此執著于兒童文學本質以及讀者對象的界定和討論不同，西方兒童文學理論研究者的觀念顯然要解放得多。他們不會刻意在兒童文學與成人之間劃定一條清晰的界限，而是更多地關注兒童的整個成長過程，重視其與社會現實的聯系，將人的主體性建構作為兒童文學研究的主要內容，顯示出開放、多元的學術面貌。不過，令人感到欣喜的是，近些年來，受到西方兒童文學研究的影響，一些年輕的研究者開始采用新的研究方法，為當下的兒童文學批評增添了新的理論話語。

　　《當代外國文學》2013年第3期登載的《認同危機中的挑戰——論當代美國校園小說對少年主體性的構建》一文，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在這篇論文中，作者談鳳霞以4部美國獲獎小說為例，考察了美國當代校園小說對處于身份認同危機中的少年主體性建構的敘述策略。文章雖沒有直接論及“兒童觀”的問題，但作者對4部具有歷史性和當下性的作品的選擇，實際上就已經表達了她對少年文學及其包含的童年觀的認識。這些獲獎校園小說都以激進的態度和多向度的復雜的話語形式，對迎合讀者的兒童化寫作構成了極大反撥。當代美國作家在少年小說上的藝術實驗，確實值得中國少年小說創作者借鑒。

　　關于兒童文學出版和翻譯的考察

　　近年來中國兒童文學的出版盛況，受到了文學界和出版界的普遍關注。有關兒童文學出版、傳播的話題，自然也成為本年度的一個熱點。圍繞童書出版現狀、兒童文學怎么走出去等問題，研究者們從不同角度展開了分析和思考。

　　楊小彤的《文化戰略趨勢下童書出版大時代到來：2012中國童書出版觀察》(《出版廣角2013年第2期》既是對2012年中國童書出版的總結和觀察，也是對當下少兒出版總體狀況的梳理和分析。作者在文中提出的國內少兒出版市場的過�，F象尤其值得我們注意。在《中國兒童文學出版持續發展及成因探析》(《中國出版》2013年第11期)一文中，作者孫建江用一系列的數據和圖表向我們表明，在整個中國少兒出版的版圖中，兒童文學占據著十分重要的位置。盡管孫建江對中國兒童文學出版總體持樂觀態度，但在文章最后，他也提出了一些問題，比如一些出版社片面追求出版速度和印量而忽略圖書質量，而嚴重的盲從和跟風又導致出版的單一化。在童書出版繁榮發展的大時代中，保持這種審慎的姿態和批評立場，對于出版者而言確實是非常必要的，其目的是為了保持童書出版的品質及其長足發展。

　　透過出版的視角，我們不僅可以解析當下中國兒童文學發展的狀貌，還可以借此重新發現和梳理中國兒童文學的歷史。胡麗娜在《兒童文學的返觀與重構——基于當下民國童書開發的思考》(《中國出版》2013年第11期)一文中，就從出版視角提出了重構中國兒童文學的必要性。作者在肯定民國童書開發之于重構兒童文學的意義的同時，指出大陸兒童文學研究缺少從出版視角書寫兒童文學史的事實。她認為：“在大陸現有的兒童文學史和兒童文學研究視域中，作家作品維度關注和研究仍是兒童文學史研究的重頭戲，與之對應的是，長期以來與兒童文學發展緊密相連的更為多元和豐富的諸如編輯、出版機構、市場、圖書館等因素都沒有得到相應的重視，尚未給其以兒童文學史上應有的定位�！庇纱�，我們看到了重構兒童文學的更多可能性。

　　如今的中國兒童文學出版，已經向世界兒童文學發展主流匯合，開始呈現出國際視野。國外兒童文學生產與傳播的許多經驗，可以供我們借鑒。姜洪偉的《美國繪本題材對我國繪本生產的啟發及思考》(《中國出版》2013年第15期)和韓麗萍的《日本經典兒童繪本國內暢銷的啟示》(《編輯之友》2013年第6期)兩篇文章，都把目光對準當下十分熱門的圖畫書這一品種，分別對照美國和日本圖畫書生產的經驗，試圖通過觀念、題材、主題、技術等多個層面的解析，為中國原創圖畫書的創作和出版提供理論支撐和啟示。而在提高本土創作、出版水準的基礎上，中國兒童文學的確需要進一步考慮如何走出去的問題。我們清楚地知道，走出去的關鍵環節是翻譯。要解決兒童文學翻譯的困境，除了要挖掘和培養優秀的翻譯者之外，還應該重視兒童文學的翻譯研究。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全面推動中國兒童文學對外翻譯、出版、傳播的進程。

　　從2013年度呈現的學術成果來看，兒童文學的翻譯研究仍亟待跟進。滕梅、許宏《林紓的兒童文學翻譯》(《中國海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期)和秦弓的《魯迅的兒童文學翻譯》(《山東社會科學》2013年第4期)兩篇論文，分別對林紓和魯迅的兒童文學翻譯歷程及其貢獻進行了梳理與分析。江曙的《小說觀念和讀者定位：影響晚晴小說翻譯的兩個因素——以〈格列佛游記〉中“小人國”的翻譯為例》(《文藝評論》2013年第4期)通過考察《格列佛游記》中“小人國”翻譯版本，分析小說觀念和讀者定位如何對晚清小說的翻譯策略和風格產生影響。楊帆則在《從敘事角度和視域融合看兒童文學作品中風景描寫的翻譯》(《河北工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只有從敘事視角出發并與兒童視域相融合，才能實現兒童文學的有效翻譯。這些觀點，對于外國兒童文學的中文翻譯實踐而言，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但問題是，在中國兒童文學的對外翻譯研究上，我們似乎還沒有開始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