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散文：散文觀念變異與創作領域的問題

　　2013年對散文來說，可能又是一個獨特而不重要的年份。回望新時期以來30多年的散文流變，創作和理論缺少大呼大隆的沸點和火爆點，其實早已是年景常態。當代散文的變化和發展通常并不與年度的遞進同步。一年一跨越、一年一變局，這不是當代散文史翻頁換篇的平均頻度。即使在新媒體急遽沖擊、深入影響整個文學系統的最近十余年，散文全局的每一步改變，也仍舊要綿延好幾年，才會逐漸落定。2013年散文領域的若干特別動向，正體現了這一背景。

　　長、中、短篇散文三體分流

　　作品篇幅的長短與文類或體裁的歸屬這兩者間的關聯，向來沒有理論上的明文界定。從實際的寫作和閱讀中累積起來的一種習慣意識，將篇章短小的特點強行分派給了散文。文求精粹、意求雋永，刪繁就簡、以少勝多，言有盡而意無窮，這似乎被確立成了一條普遍的散文美學準則。直到上世紀90年代，史鐵生、張承志、周濤、余秋雨和張銳鋒、龐培、于堅、周曉楓等前后兩批作者的一系列長篇散文創作，對此給予了有力的沖擊和徹底的突破。這批長篇散文在90年代簇擁而出的陣勢和廣受矚目的反響，一方面為散文贏得了在文學期刊和圖書出版的空間里同樣能夠舒展肢體、壯大身軀的資格，另一方面也為務求簡短的經典散文美學畫了句號。

　　進入新世紀，越來越多專門的散文刊物和常設散文欄目的綜合型文學期刊開始自覺將長、短篇散文分類歸集、分欄刊載。既然短散文是素來慣有，那么這種長短散文的分類、分欄處理，歸根結底是在為長篇散文開辟版面園地。扶持、推重長篇散文創作最用心、最投入的散文刊物，首推西安的《美文》上半月刊。2009年起，它改造原有的專欄連載，開設了全新的以“長篇散文”為名的欄目，每期每欄占接近全刊三分之一的20多個頁碼，容納3到5篇長文，采用逐期連載的方式，分段平行推出。到2013年，《美文》上半月刊的“長篇散文”欄目和與之相應的“中篇散文”、“短篇散文”欄目已保持了5年。無論對作者還是讀者，這都是一個明確的信號：小說所具備的長、中、短篇的亞文體分野，散文同樣可以具備。

　　類似的信號，在老牌的散文刊物——天津的《散文》中也有含蓄的表露。在這份每期64頁、最適宜多發千字文的刊物上，近萬字的中長篇散文已時常出現。

　　當然，散文創作從來不曾、今后也不必拘泥于哪一家散文刊物的旨趣和導向。在文壇和社會上都更引人注目的綜合型文學刊物，在影響和推動散文創作風尚方面比單純的散文刊物更具優勢。上世紀90年代長篇散文創作的群體化興起和大范圍傳播，很大程度上就得力于《收獲》《人民文學》《中國作家》《上海文學》《花城》《大家》等雜志顯著的社會效能。

　　2013年的中長篇散文創作一如既往地得到了諸多綜合型文學刊物的支持。除上列各刊外，還有《十月》《當代》《江南》《長城》《鐘山》《清明》。程樹臻的《高空垂落的悲劇》、肖克凡的《鬧鐘》、王培元的《馮雪峰：一只獨棲的受傷的豹子》、周曉楓的《紫禁紅》、涂昕的《二月采綠記：春天還有多遠》、喬忠延的《我們親族的“罪犯”》、李俊平的《寂靜的村莊》等，在2013年各地綜合型文學雜志上刊載的散文作品中，均屬選材獨到、寫法較新的篇目，耐得住細讀。

　　表面看來，散文的長、中、短篇三體分流，僅關乎作品的篇幅，而且三體之間的篇幅界限也只能流于模糊。不同的作家和不同的刊物在把握散文的長、中、短篇時，總有因人、因地而宜的區別。張銳鋒引領的“新散文”作者群，單篇散文動輒寫到2萬字以上。他們操持散文長、中、短篇的篇幅規模堪比尋常的小說：短篇數千至上萬字，中篇數萬字，長篇10萬至數十萬字。更多的作家則循著一篇短散文三五千字的舊例，1萬字左右算中篇，兩三萬字夠做長篇。事實上，文學創作的長、中、短篇之分，本不基于嚴格一律的篇幅字數區劃。在這點上，散文實無必要例外。

　　長、中、短篇3種亞文體的分流，對小說和對散文都同樣具有的真正意味，是創作理念與創作技法的差異化豐富和差異化定型。相比之下，創作理念和技法的差異是內因，作品篇幅長、中、短的差異是表象和結果。為說明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的創作機理之別，胡適曾做過前者如“橫截面”而后者如“縱剖面”的比擬。與此相仿，短篇散文和長篇散文也有各以“橫截”和“縱剖”為長的特點。“橫截”講求剪裁，“縱剖”貴在結構。如果進一步追問，“橫截”所截和“縱剖”所剖，到底有何不同？一個簡明的回答是：“橫截”取“情狀”，“縱剖”敘“事變”。介于二者之間、折合二者所得，即為中篇，其特點在于：從“情”與“事”兩端牽出繩頭，打成一個緊相纏繞、不易解開的紐結。

　　中長篇“述史”  短篇“抒情”

　　遍覽2013年十余種文學報刊全年的散文作品版面，“述史”篇章繼續頻繁密布，尤其是單篇逾萬字的中長篇散文，多以史料的轉述和鋪敘充塞篇幅。五六千字至1萬字的小中篇散文，也常偏重“述史”。至于所“述”之“史”的原材料出處，則多集中在宋史、明史、清史和民國史的范圍內。2013年散文類新書的出版，也同樣呈現“述史”為重的情形。

　　大量“述史”散文在2013年保持了這類散文近年一貫的特征，多聚焦于描摹帝王將相和名流雅士、傾力于講解人生故事和歸納處世方略的風格。少數另辟蹊徑者，專注于面對物質和非物質的歷史文化遺產、遺址和精神傳統的另類“述史”。全年散文新作發表和新書出版數量驚人的祝勇，堪稱這方面的典型代表。就祝勇個人而言，他早在2013年之前就已投入這一類散文的創作，2013年是他的收獲季。葛水平的《河流帶走了兩岸》、王琰的《石窟之遠》也是2013年不可多得的長篇“述史”散文力作。它們的素材和主題雖有不同，一為追憶鄉土，一為尋訪古跡，但最終都殊途同歸，在“述史”散文“名人+故事”的陳舊、狹窄格局之外，拓展出了一派渾厚開闊的氣象。

　　更值得注意的，是“述史”散文中閃現了多年卻一直未成大觀的百姓日常生活歷史題材的個人化敘事。2013年，進入這條散文小道的作品里，于堅的《清明掃墓記》、厚夫的《我的“延川老鄉”》、沈寧的《沉重的遠行》、秦安江的《團場筆記》、學群的《糧食》、安寧的《父輩的日記》都各有質樸傳神之處，頗可一讀。

　　經年流行不息的憑借重大題材速求作品熱傳播效應的習氣，已使相當一批散文作者喪失了關注身邊世界、反顧自我經驗、錘煉語言功夫的耐心和熱情。他們寧愿把自己的寫作興致，沒完沒了地耗散在不厭其煩而又毫無創意的搜羅摘抄和自以為是的穿鑿附會之中。這類耽于敘述的作品，總流露著一種歷史真相在握的自信情態。但在展現史識的議論中，這類作品又總讓讀者懷疑它的作者是否備齊了評判歷史的思維工具。

　　“述史”散文的流行寫法亟待反思，“述史”散文風行多年的創作心理和社會心理基礎應當深究。現代文學濫觴初期，推崇小品散文為“文學發達的極致”和“個人文學的尖端”的周作人，曾有小品散文的興盛必須在“王綱解紐”時代的說法。其立論依據和著眼角度，是將文學史的進程剖分為“集團的載道”和“個人的言志”兩條脈絡的消長輪替。而所謂“個人的言志”，又主要表現為對敘事、說理、抒情三種手段的個性化綜合運用。這樣的思路和看法顯隱遷延，傳布深遠，左右了迄今為止中國現當代散文評論和接受的主流取向。但它無法解釋我們眼前的現實問題：敘事何以會在當今散文寫作中單邊獨大并且與歷史題材牢牢黏結？

　　這一問題遠不能僅僅通過凝視和挖掘散文的一畝三分地而求得解決。它牽涉到綿亙、橫跨在文學和非文學的多重話語疆域中的敘事手段本身的精神實質。不管是追索西方的史詩、神話和戲劇，還是上溯中國的史傳、諸子和志怪，敘事相較于非敘事的抒情和日常言說，最別致、最獨異的一點精神血脈，就在它執著而鮮明地見證和凸顯著人對客觀時空流轉的抗御意志和對主觀時空秩序的構造欲望。假如人類的話語在非文學層面上瞄準的是實用功利，在文學層面上瞄準的是審美，那么，文學中的抒情只是作者心理情緒和情感的虛影，而文學中的敘事卻是作者人生經驗中一個個知、情、意合鑄的立體場景歷時變遷的完整過程。

　　惟因如此，文學敘事蔚然成風的現象，多與歷史意識迷失、自我認同渙散的創作心理和社會心理癥候相掩映。扎根在這一社會心理土壤中的“述史”風氣，見諸散文、小說或者影視以至非文學性質的大眾科教節目，既毋庸物議，也不會隨誰的一己好惡而輕易消退。散文創作面臨的機遇和挑戰，是怎樣更好地擔當起“述史”的職能，為重建社會性的歷史認知和個人化的自我認同盡一份力。就此來看，新近散文中發展起來的“縱剖面”結構和全景敘事，可謂應運而生、正當其時。

　　不過，這些在小說和戲劇創作中已經運用得花樣百出、考究之至的技法，在散文創作中，著實還是嶄新和陌生的。2013年，不少長篇散文仍然顯露出在大篇幅內駕馭敘事的艱難和局促。在現代小說的長篇敘事中早被拋棄的那種零碎支離、生硬拼接、缺乏有機關聯的“綴段”式結構，在部分長篇散文的新作里仍被援引為拉長篇幅、組裝段落的法寶。為呈現歷史時空而展開的歷時性敘事和為生發情緒而展開的共時性描寫，以及為開掘敘事和描寫的意義深度而展開的理性闡釋，這三種基本創作技法的穿插、糅合，在散文當中還遠未能像在小說當中那樣的自覺、自如和自洽。

　　論篇目數量，在2013年的散文創作中占比重最高的，還是體例和筆致皆隨成規的短篇散文。2013年新發表的短篇散文作品在選題布局上，顯出了較往年略甚的憶舊懷親、借景抒懷一類傳統選題的態勢。同往年相似，2013年的短篇散文沒有太多亮點。與其說這又在印證“散文易寫而難工”的老理，不如說，這更像是切入現實乏力、語言表現乏術的散文創作全局的一處縮影。

　　原創散文處境叢林化

　　20世紀90年代初期“散文熱”的余溫，近20余年來散文作品在圖書市場總體上已穩居長銷行列。但略作細辨，不難發現，在散文類長銷書中，明顯存在現代壓倒當代、海外擠占海內、名家遮蔽新人、原創不敵衍生的多重一邊倒狀況。這種狀況中的前三項，在小說類和非文學性圖書中也普遍存在，而原創作品不如衍生書易獲市場矚目這一點，或為散文書所特有。前者的出版形態，不外獨立或叢書式的個人散文集和長篇散文單行本兩種。這兩種出版形態的散文作品，都只能憑借作者本人的文壇地位和社會名氣來匯聚市場關注。后者的出版形態，以年度散文佳作選為主。組織編選散文年選的機構和編者的專業身份，以及收錄作品的作者陣容，幾方面疊加成的捆綁效應，顯然遠勝前者的單一賣點。

　　年度文選并不是出版物中的新品種，它涵括的體裁也不止散文一種。但散文創作慣以短平快的篇制為最多的特點，使之更適宜與年度文選這種出版形態匹配。作為文壇年度盤點的一種擢優存檔的記錄，年度文選在現代文學趨于鼎盛的上世紀30年代、當代文學開局及復興的“十七年”和“新時期”，都曾發揮過獎掖大批新進作家作品的積極作用。

　　在出版業專業化運作力度空前高漲的今天，年度文選更需要堅守文學的專業立場和專業導向。截至目前，2013年的散文、隨筆年選已上市天津、北京、廣西、貴州、遼寧等地多家出版社所出的七八種版本。觀其選目，都堂堂皇皇，各具特色。但若以盡力彰顯文學與市場價值的區分度、大面積發掘新人新作和新潛流的理想高標相期許，則這些年選還多有尚待完善的余地。

　　近十多年來，從“跨文體”到“非虛構”，由散文創作的重重困境中突圍出去的偽文體概念，細數起來，已夠排成一個長隊列。它們在中外文學史的體裁譜系里一概找不到確切、連貫的出身淵源。這正像《水滸傳》里眾好漢的綽號，只能用于江湖場合，沒法據之登堂入室去查家譜、辨血緣。但以創作實踐和社會傳播的成效看，這些江湖綽號式的別名卻也功不可沒。它們引導了新的作者、造就了新的讀者，從當下日趨封閉、僵滯的文學和市場的雙重空間里，為別開生面的原創散文新品種的棲息盤桓，贏得了一片寶貴的天地。

　　穿越2013年，散文觀念的變異和創作的推進，未曾停下腳步。遠近內外種種有意無意的擠壓帶來的不僅是威脅，還有轉機。古老的散文，在文體分蘗、遞變和興替的漫長潮流中歷經滄桑。它已不再年輕，但它還可以抓住時機，奮力生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