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氣象的凝聚與升騰——2013《民族文學》掃描

　　2013年度，《民族文學》所刊作品在保持民族多樣性的同時，在作家隊伍、作品內容、創(chuàng)作手法等方面呈現出新的氣象。這種新氣象體現在實力作家對生活的新發(fā)現新體悟，體現在一批創(chuàng)作漸趨成熟的“新”作家的發(fā)現和推介，以及青年作家隊伍發(fā)展的蓬勃態(tài)勢上。徜徉于2013年度少數民族作家構筑的文學世界，有對生存困境和無常命運的冷靜逼視，有對卑微人物欲望天地的生動展示，有對正面人物的典型塑造，有對傳統(tǒng)文化漸行漸遠的傷感和對所謂現代文明的深度叩問，還有發(fā)自土地深處的那一聲沉重嘆息，也有青年一代在現實生活中的迷失與尋找……不論從題材上還是在藝術手法的運用等方面都體現出新的嘗試與探索，讓人對少數民族文學的發(fā)展充滿驚喜與期待。

　　本文將從現實題材的多層開掘、歷史的追溯與夢想的展望、民間資源的巧妙借用、青年作家隊伍的穩(wěn)定與突破、翻譯作品的特色與局限等方面，試談2013年度《民族文學》新氣象。

　　一 現實題材的多層開掘

　　現實生活是創(chuàng)作的沃土。本年度表現最突出的仍是作品對現實題材的多層開掘，且更側重百變世態(tài)下對人心、人性、人情的燭照與探詢，對向真向善向美“正能量”的深情呼喚，以及對社會怪狀之深刻反思，投射出作家們對待大地蒼生的大愛與悲憫之心。

　　作家們一如既往地關注底層生活和小人物。朝鮮族金仁順的小說《噴泉》是篇非常精致的小說，人物關系的復雜微妙，以及各自壓抑情感的集中爆發(fā)，使作品具有豐富的解讀空間。老安和張龍是在同一家礦上挖煤的好兄弟，當老安的女人背著他和張龍偷情后，表面融洽的生活暗流涌動，從容忍、壓抑到爆發(fā)，三個人似乎都經歷了情感的“噴泉”狀態(tài)。小人物之間的情感看似畸形，卻有著符合各自人生經歷的情感主張，他們帶著各自的傷痛和欲望在現實的夾縫中沖撞，每個人都值得深深的同情。作者對人物性格以及復雜的內心世界把握非常準確，這種混沌得難分是非的生活底色，更能呈現不同的人生況味，使人久久品咂回味。瑤族光盤的小說《漸行漸遠的陽光》，講述了疾病在農民工呂得林家引起的“地震”。雖然有熱心人士的關懷和愛心人士的捐助，讓人感受到一絲溫暖與撫慰，但這些還遠遠不夠。為了活下來，呂得林被迫讓自己的妻子嫁給別人，并隨前妻寄人籬下。人的尊嚴在貧困與疾病面前顯得如此蒼白無力。這種無奈的妥協(xié)，無疑是對現實最深刻的批判。回族馬金蓮的作品向來關注底層人物的生活，小說《長河》是她對自己創(chuàng)作的又一次超越。作品以懵懂孩童的視角，用近乎紀實的手法集中書寫了死亡，呈示了死亡的潔凈和生命的尊嚴，展現了這些生命在消失瞬間閃現出的光澤，以及人們面對苦難面對死亡的強大意志。也許正是少數民族這種與眾不同的生命觀，使我們在讀到這些苦難時，雖憂傷卻被其內在的從容所撼動。作者從個體經驗出發(fā)的散文化敘述方式，也給小說敘事帶來了某種新的可能。與之相對照的是，回族阿慧在散文《月光淋濕回家的路》中對少年心理的細膩描寫、對頗具戲劇性往事的回憶，以及對過往人物對話的直接引用，使散文散發(fā)出濃郁的小說味道。

　　人與土地的關系，是一個深刻、復雜，而又不得不面對的話題。壯族陶麗群的小說《風的方向》，選取了移民用地的敏感題材。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作者將移民們看到肥沃土地的欣喜、不能收獲的惶急、難建祖墳的憤怒，刻畫得細膩真實，讀罷，內心會隨著這樣一場疲累的抗爭久久沉浸在一種既壓抑又苦澀的復雜心境之中。陶麗群寫農村，淡化了城市化進程在農村衍生出的種種異象，而是盡可能地呈現農村的本真生活，她筆下的農民也因此具有了中國農民身上最為典型的堅忍、善良、頑強、知足的特點。作者近幾年在《民族文學》所刊發(fā)作品中，通常都有非常沉重的不可回避的矛盾，但是到最后，都能以她和解的態(tài)度，用人性中的善，來融化人與人之間的隔閡，化解一切矛盾，讓人于苦難中感受到一抹亮色和希望。土地之于農民、草原之于牧民、海洋之于漁民，都是非常重要的生存資料，自然而然地成為多民族作家筆下熱切關注的對象。滿族許長文的小說《在水中央》是表現海洋生態(tài)的作品。主人公姚老八為了實現母親臨終前想要最后看一眼梭子蟹的愿望，在封海期毅然闖海。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密的漁網和越來越頻繁的捕撈，使曾經物產富饒的西渤海變窮了，捕上幾只梭子蟹都成了難事。當姚媽媽臨終前讓大家對梭子蟹“手下留情”時，我們不能不陷入沉痛的思考。蒙古族郭雪波的小說《包爾希勒草原的風》則采用兩條線索并進敘述：一條是兒媳婦莎仁娜對婆婆不離不棄的照顧，一條是婆婆一生對包爾希勒草原的堅守。當那片紫褐色草岡在迎合經濟發(fā)展的過速開發(fā)中變得千瘡百孔，個人的努力固然顯得渺小，但這對婆媳的故事提醒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應該有對美好與高貴的堅守。

　　文化碰撞產生的誤會與隔閡，社會轉型中的困惑，是2013年度少數民族作家關注的又一重要題材。哈薩克族葉爾克西·胡爾曼別克的小說《昴宿星光》是極具象征意味且哈薩克族民間文化色彩濃郁的小說。作品通過一個被認為具有超能力的小男孩，超能力的“靈”與“失靈”，來寫現代文明擠壓下人對自然逐漸失聯(lián)、失語的尷尬狀態(tài)。藏族尹向東的小說《給幺指打個結》講述了因文化差異產生的誤解和隔閡，對不同民族文化間的溝通與理解寄予了美好的愿望。仡佬族肖勤的小說《在重慶》生動描摹出當下新一代農民工在城市的生存際遇。以主人公打雷的命運遭際為線索，揭開了他們融入城市過程中存在的種種怪誕陸離，在利益與良心的對峙中，這一代農民工應該如何選擇和面對，也是一個嶄新的話題�；刈謇钸M祥的小說《金木水火土》以河灣村里的惶人與惶事，展現了河灣村人為了生存和更好地生活，所做的不計代價的嘗試與努力，當連最后一方凈土都難以找到時，農村轉型過程中的尷尬一覽無余。土家族凌春杰的小說《跳舞的時裝》借一柜子漂亮衣服，聯(lián)通城市金領朱雅和保姆小菊兩個人在不同生活條件下復雜的情感世界。作品的動人之處在于，在城鄉(xiāng)文明的碰撞中，被改變的絕不是單方面的。

　　詩歌在不同文明的碰撞方面也有出色表現，如滿族徐國志的《帶不走》，抒發(fā)了詩人對故鄉(xiāng)火樣的情感，但在城市中生活的妻子和閨女卻不能理解他，并且無法融入鄉(xiāng)村。然而京族何思源在她的散文《越南糕、三文魚及咖啡》中，由三種代表不同文化的食物進行串聯(lián)，講述了作者成長過程中的心路歷程，另一方面，也從側面展現了多種文化碰撞交融不可避免的時代趨勢。

　　現代社會中人的精神不能承受之重，引起少數民族作家的嚴重關切。壯族黃佩華的小說《五月》講述了一個女大學生的自殺。幾乎為零的抗壓能力，使覃夢琴在經歷一些挫折后，胸中逐漸積下了對家庭的怨恨、對同學的猜忌、對學校的排斥，最終走上了一條不歸路。正如一顆星辰的隕落，覃夢琴用生命宣告了自己的最后一次“勝利”，讀來讓人心疼，也對青年一代的心理健康表示擔憂。土家族少一的小說《家賊·假幣》直接展示了機關小公務員的生存處境和精神面貌，以及體制和等級壓迫下人格的卑微與病態(tài)。作者能于麻木的常態(tài)中洞悉病態(tài)之處，并將微妙的心理動機描繪得入木三分，實則可貴。鄂溫克族德純燕的小說《相見歡》寫的是兩位孤寂的老年人在醫(yī)院里結下的友誼。這樣的友誼是對彼此處境的惺惺相惜，雖然溫暖，讀了卻讓人心酸。“空巢”現象是當下社會老齡化不可回避的一個重要問題，當孩子們天真地以為老父老母很堅強的時候，誰來體恤他們內心的脆弱呢？

　　對正面人物形象的塑造彰顯作家在商品經濟時代對理想主義的堅持。苗族向本貴的小說《濟水長流》從正面塑造了一個肯為老百姓辦實事的基層黨員干部形象。在他另一篇農村題材小說《承諾》中，也是從正面成功塑造了一個雖然平凡、貧困，但能夠以國家大義為先的老人形象。畬族山哈的小說《追捕》以犯人越獄開篇，進入緊張的追逃氛圍，接下來卻一反偵破小說的路數，獄警在蹲守過程中照顧逃犯病中的母親，使逃犯受感化自動歸捕，一切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是一種正能量的傳遞。

　　二 歷史的追溯與夢想的展望

　　歷史、當下、未來，這三者構成了不停轉動的時間之輪。對歷史的打撈與對未來圖景的勾畫，向來是文學創(chuàng)作的一個重要主題。

　　壯族蒙飛的小說《盧長火傳》以盧長火的個人經歷還原“文革”歷史現場，表現了時代對小人物命運的愚弄，同時也表現出歷史縫隙中潛藏的人性善惡。在對歷史人物、事件的采擷與表現方面，散文文體具有天然優(yōu)勢。藏族丹增的散文《第二佛陀》，以不疾不徐又頗具傳奇色彩的講述，讓我們切身感受到宗喀巴為恢復佛教的純潔所傾注的畢生心血，理解他被尊為第二佛陀、受萬人敬仰的原因，為兄弟民族間的文化交流、溝通、理解、尊重打開了一條心靈通道。滿族趙玫的散文《折一根竹枝看下午的日影》，講述了梁思成與林徽因在李莊的那段艱難時光，從而表現了那一代知識分子的堅忍、優(yōu)雅與浪漫。納西族白庚勝的散文《東京塔遐想》，通過參觀東京塔來回顧日本二戰(zhàn)后的發(fā)展歷程，本著中日友好的情感娓娓道來，表達了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憂心。滿族巴音博羅在散文《綏中，我的長城之旅》中借由一段古長城抒發(fā)對歷史的感慨，為讀者打開了一條獨特且富有情趣、感知歷史的通道，也為自己尋找到一個與心靈對話的機會。白族那家倫的散文《偉大的證明——中國糧票發(fā)行六十周年祭》，以紀實手法講述與糧食相關的國家大計，厚重且極具史料價值。散文中還有很多作品是對過往時光的流連與感嘆。比如蒙古族鮑爾吉·原野的《童年的梯子通向天堂》，描繪了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在少年心中投下的影子，于風趣、溫暖的敘述中，讓人備感辛酸。又如土家族陳丹玲的《記憶里鮮活的鐵銹味》是對過去斑駁時光中那些老物件的凝視與回望。

　　在生命奔騰不息的歷史長河之上，正因有對理想信念的不懈追求，有對美好夢想的深情凝望，這條河流才越發(fā)顯得光彩閃耀。在2013年度《民族文學》刊發(fā)的“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二周年特輯”和“中國少數民族作家‘我的中國夢’征文專輯”中，透過那些斑斕而真誠的文字，我們看到了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個體和家庭生活正在發(fā)生著悄然轉變，看到了民族的騰飛與發(fā)展，看到了國家的繁榮與強盛。專輯作品以樸素真實的感情傳遞著理想與信仰的力量。羌族谷運龍的小說《遷徙》講述了汶川災后重建的故事，再現了人們對災后的家園重建、新生活的開始充滿了信心和希望。普米族魯若迪基的散文《歌樂山風雨》通過對渣滓洞歷史的回顧，讓我們感受到了共產黨人鋼鐵般的意志以及為理想而英勇獻身的精神。白族陳永柱的散文《遙遠的景頗山》講述了人民解放軍團結邊疆各族人民，共同剿匪抗敵的歷史。彝族趙振王的《沿著天梯，奔月而去》，以詩歌的形式，洋溢著“把世紀的仰望，變作觸摸”這種國富民強下個體的幸福感，以及見證民族發(fā)展的愛國情懷。蒙古族烏雅泰的散文《故鄉(xiāng)小橋上的夢》，結合自己的經歷，寄托了多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美好情感。蒙古族張秀超的散文《拜生圖》，由托果大媽生活發(fā)生的變化，傳遞了只要心懷夢想便可超越苦難、生生不息、創(chuàng)造奇跡的美好信念。哈尼族艾吉的散文《祝福，世界遺產紅河哈尼梯田》，展示了哈尼梯田從默默無聞到舉世矚目的時代變遷。朝鮮族南永前的詩歌《希望和夢想》表達了祈望人類和諧、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美好愿望。苗族廖淮光的詩歌《太白村的春天里》，展現了一個頗具生氣的現代村莊。白族何永飛的詩歌《四代人的夢》，講述了四代人在不同時代的不同境遇，但希望祖國強盛、生活幸福的夢想卻是相同的。這些屬于平凡人的夢想，必將匯流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路，交融激蕩于各族人民心間，成為中華兒女不懈奮斗、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也必將成為少數民族作家的書寫源泉。

　　三 民間資源的巧妙借用

　　民間資源是一座富礦。不管是小說、散文還是詩歌，作家文學與民間文學以及民風民俗等民間資源之間始終存在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對民間資源的巧妙借用，往往使作品生色添香�！都氂陠拘血{子》、《桃樹上的猴兒》、《那些月光的碎屑》、《艾多斯 舒立凡》等作品與民間文學、民間傳統(tǒng)的巧妙結合，成為2013年度《民族文學》作品的一大亮色。

　　滿族劉榮書的小說《細雨喚醒獅子》避開了對當下生活的直接書寫，從民間故事里汲取養(yǎng)分，或者說從石獅子的民間故事結構中騰躍而出，展開了對生存困境及無常命運的書寫。這個民間故事的原型是：橋頭的石獅子被染紅眼睛后，會下七天七夜的大雨，直到有人死去，魔咒才能解開。在《細雨喚醒獅子》中，這個民間故事分別借由貨郎和母親之口進行講述又互為補充。這是個注定要有人死亡的悲劇，石獅子是一個神奇的主宰。作者在這個故事原型之外，還加入了非常豐富的現實故事：家境的困難、姐姐的相親、貨郎的出現、男孩等待收養(yǎng)、姑夫的死亡等等，作者極盡氣氛渲染之能事，使作品通篇彌漫著一股揮之不去的愁緒，讓人感慨命運的神秘莫測。

　　壯族黃爽的小說《桃樹上的猴兒》也是由民間傳說中的轉世之說起興。主人公秋生不到三歲時冒出的一句驚人之語，讓人判定他有前世，而且按照他所說的，秋生前世的家庭一定在門口有棵桃樹，桃樹上還有一只猴子跳來跳去。在很多村屯，夭折幼童投胎轉世的說法并沒什么稀奇。故事的轉折在于，主人公秋生真的去驗證兒時如同夢囈般的一句話，并且按圖索驥地找到了他“前世”所在的家庭。于是，一次貿然造訪，寫出了孩子早夭對這位老婦人近乎毀滅般的長達近三十年的精神打擊。當秋生回到所謂的“前世”的家庭，所見所聞讓人痛心不已，那種隔世母子的情感，表現得既節(jié)制又有張力，傳達出一種撕心裂肺的疼痛。

　　對于苗族第代著冬的小說《那些月光的碎屑》來說，控制作品基調的是一條關于民間手藝人的禁忌：“無論多富有的銀匠，都不能擁有自己的銀子”。然而銀匠碰上了讓自己心動的女子，這個女子想要七個銀座佛。于是心中撲打不滅的欲望，讓銀匠壞了行規(guī)，也毀了自己的名聲，引來了眾怒。可是被欲望和貪念所毀的，又何止是銀匠？悲涼與渴望，得到與失去，這樣的困惑和選擇煎熬著世人的心，作品于不動聲色中剖析了欲望煎熬下掙扎的人性。

　　哈薩克族80后作家艾多斯·阿曼泰的小說《艾多斯 舒立凡》也是一篇巧妙運用民族民間資源的成功范例，是作者對本民族寶貴傳統(tǒng)文化進行尋根的一次精神之旅。作者將全書所有故事的男女主人公的名字都設置為艾多斯與舒立凡，放大了一個民族的精神共性，展現了一個民族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精神面貌。

　　在對民間資源的借用上，詩歌有著天然的優(yōu)勢。對詩人來說，民族民間的傳統(tǒng)文化是澆灌在詩人血液之中的，不管寫什么，都會流淌出與他者不同的味道。如蒙古族詩人舒潔在《雅歌》中所寫的草原；藏族詩人曹有云《獻詩》中的胡楊；苗族詩人末未《九九梵凈山，或白云居》中的梵凈山；彝族詩人吉狄兆林的《諾蘇》；傈僳族詩人李貴明的《怒江》等等。在一些詩人的詩歌中，這些民間資源還會更為直接更為突出地表現出來。如在德昂族艾傈木諾的詩歌中多能體會到民歌對她的影響，一些詩句讀起來朗朗上口，言表而意深。詩歌中也常見借民族風俗來表現主題的，如佤族伊蒙紅木的《寫給舅舅的詩》等。

　　四 青年作家隊伍的穩(wěn)定與突破

　　《民族文學》一直密切關注著少數民族青年作家的創(chuàng)作動態(tài)，并于近幾年刊發(fā)了數個有針對性的青年作家作品專輯。2013年度少數民族青年作家隊伍的穩(wěn)定與突破，除了之前提到的回族馬金蓮的《長河》，哈薩克族艾多斯·阿曼泰的《艾多斯 舒立凡》等作品，更體現在第5期的“80后90后作家專號”上。專號以新鮮面孔為主，如土家族的朱雀，苗族的楊樹直、句芒云路，滿族的煳雨、楊鎣瑩，彝族的李世武、顧瀟，回族的劉陽鶴、黑夜，侗族的楊春茂、陳學林，哈薩克族的田榕，維吾爾族的麥迪娜·色依提等等，很多作者都是首次在《民族文學》刊發(fā)作品，這樣的新人陣容讓人振奮。特別是90后的朱雀，更是以其作品的詭譎以及對生命和存在的多維度叩問，被當期“特別推薦”欄目隆重推出。

　　青年作家對藝術手法的大膽探索，在2013年度有比較集中的體現。上文提到的土家族朱雀的小說《暗紅的酒館》以似夢非夢的幻境開始，帶領讀者進入酒館(迷宮)這樣一種空間無限疊加的怪誕場景，呈現了一種讓人惶恐的迷失狀態(tài)。作品充滿豐富的想象力，用酒館中各種怪誕的顧客以及老板的形象，投射了在現實生活中尋找自我、確立自我意識的無奈與無力，是少年困惑中關乎心靈的言說。布依族夢亦非的小說《環(huán)型廢墟》通過一個怪誕的網絡通關游戲的形式來寫城市化進程給農村帶來的變化。滿族張牧笛的小說《萊特先生》，內核是傳統(tǒng)的對人的理想信念的關注，但作品將人物與生活場景完全設置在了國外，而且異國文化的味道十分濃重。這種表現形式在少數民族作家的創(chuàng)作中是比較少見的。

　　在選用題材方面，青年作家們或許是受到年齡和閱歷的局限，或許是為了更快地獲得認同、融入到相對“主流”的話語氛圍，似乎更熱衷于自身經驗之外的表達。苗族楊樹直在小說《遇上白蛇不要逃走》中為我們呈現了一個曾涉毒品生意的大學生在逃亡路上的惶恐、畏懼與痛苦。“白蛇出現的地方能挖出金子”，“白蛇”成為欲望與貪念的象征，那么遇上白蛇到底要不要逃走，作品給讀者留下了很大的思考空間。對于1989年出生的楊樹直來說，對這一題材的開掘非�？少F，但小說因生活基礎的缺失還存在一些缺憾，比如主人公在身份已經被粉砂廠老板康健等人識破的基礎上，仍能夠無一例外地獲得周圍人的好感與支持，有失生活邏輯，也有失道德邏輯。苗族句芒云路的小說《歸去來襲》在題材選用上則體現了對本民族民間文化的吸納。阿媽為了見到死去的阿爸，受到苗寨仙娘的蠱惑，借空棺以陰陽相會，花光了阿爸用生命換來的賠償款，待到清醒，為時已晚。作品以苗族巫辭作為題記，巴狄熊、仙娘的出現，以及對楓樹的崇敬等等，都使作品打上鮮明的苗族巫文化的烙印。彝族包倬的小說《紙命》以兩個女人的命運遭際，來寫時代和社會的發(fā)展變化。敘述中體現了作者不俗的語言表達能力，像“我觸摸到了河水，感覺水也變成一只溫柔的手”這樣充滿詩意的句子，使人物更加生動。不足的是，這篇作品將長篇的題材濃縮到中篇里，略顯倉促。滿族煳雨的小說《同事朋友》和毛南族梁露文的小說《白鳥臆想》從個體生活經驗出發(fā)，稍有單薄之感。

　　在散文創(chuàng)作領域，青年作家以對日常生活的獨特切入取得了不俗的成績。在這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哈薩克族青年作家用漢語寫作，成為《民族文學》2013年度一個引人關注的現象。哈薩克族的小七是從網絡上“出道”的新銳青年作家，《我只是找我的羊》是她在《民族文學》的首發(fā)作品，這組散文以新疆阿勒泰地區(qū)風土人情為抒寫對象，展現了哈薩克牧民最為樸實真切的情感和生活狀態(tài)。作品從日常的，最容易被忽略的人和事入手，但卻從某種程度上道出了生活本質的秘密。同為哈薩克族的田榕的散文《云兒從來不說話》，以爺爺家四面柵欄內外的生活作為一個截面，講述了鄰里間的生活，并以小見大地反映了多民族在新疆和諧友好的生活氛圍。艾多斯·阿曼泰則在他的小說和散文作品中，流露出從小在北京長大的哈薩克孩子對民族文化的強烈的歸屬感。

　　散文貴在情真。讓人動容的散文作品往往與作者獨特的生活閱歷緊密相關�；刈迕翡�舟的散文《喜馬拉雅的面容》，寫一個長途貨運司機因疲勞駕駛發(fā)生車禍，在危難時刻得到一個藏族老阿媽救助的故事。而作者本人正是一位有著十年跑車經歷的“車老板”。老阿媽的救助，讓人在極端困苦的處境中有所托靠，傳遞出一種樸實無華的大愛。羌族羌人六的散文《見一面，少一面》，表現出了一種經歷過與親人朋友生死相隔后的負重與蒼涼之感。自然與鄉(xiāng)土在青年作家的散文創(chuàng)作中仍占有一定比例。土家族向迅的散文《人間花事》充滿想象，從路上偶遇的花、家里栽種的花，一直聯(lián)想到鄂西山地這個大花園，氣勢較為開闊。白族李達偉的散文《潞江壩書》通過幾個村寨以及在村寨中的生活，來寫青春遭遇過的孤獨與隱忍。壯族連亭的散文《下水街》是對故鄉(xiāng)和童年的回憶，語言優(yōu)美，顯露了一定才氣。

　　少數民族詩歌有著悠久傳統(tǒng)，受獨特的民族民間文化以及邊疆地域環(huán)境的影響，少數民族詩歌總體上體現出意境開闊，意蘊豐富，民族特性鮮明的特點。在傳承與接續(xù)方面，少數民族青年詩人基本繼承了上述特點，能夠以其青春性、民族性、尋根性、反思性匯入當下詩歌多聲部合唱的整體性之中。以“80后90后作家專號”為例，有的以一己身心去感知、觸摸、探詢這個世界，比如土家族朱雀的《船駛向何方》。有的彌漫著關于青春的成長、思念和傷痛，如蒙古族蘇笑嫣的《被記住 被忘記》。有對民族對故鄉(xiāng)的尋根，如回族劉陽鶴的《時光的冷與暖》，又如達斡爾族晶達的《月亮姑娘》等等。80后90后的詩歌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有著不俗的表現，但在現代詩歌形式愈發(fā)多樣的當下，對少數民族詩歌特性的保持、豐富和發(fā)展，還當進一步探索。

　　五 翻譯作品的特點與局限

　　翻譯作品是少數民族文學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近年來，隨著《民族文學》蒙古文、藏文、維吾爾文、哈薩克文、朝鮮文版的相繼創(chuàng)辦，逐漸凝聚了一大批兼具母語創(chuàng)作實力和翻譯能力的多語種文學翻譯家。2013年度還分別在呼和浩特、甘南、烏魯木齊、阿勒泰、哈爾濱五地舉辦了蒙古族、藏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朝鮮族五個民族作家翻譯家座談會，對少數民族文字和漢文間的雙向翻譯都是一個極大的促進。

　　在少數民族文學翻譯的盛勢之下，《民族文學》2013年度翻譯作品的一個突出特點是貼近生活，民族特點鮮明，藝術水準穩(wěn)中有升，并有維吾爾族翻譯小說《駝子艾孜木的鞋店》被選刊轉載，印證了文學界對少數民族翻譯作品關注度的增加。

　　《駝子艾孜木的鞋店》深得維吾爾族文藝作品幽默風趣的傳統(tǒng)，且于幽默中見諷刺，于啼笑皆非中將辛辣的諷刺效果推向極致。不管是傳統(tǒng)價值觀念還是手藝人的職業(yè)道德，堅守與背離，時時在考驗著每個人。駝子艾孜木最后的選擇讓人內心歸于熨帖，可他和鞋店的命運依然是未知。蒙古族翻譯小說《無頭貓》則帶有寓言勸誡性質，作品以黑貓丟了首級，來勸誡像色迪那樣被貪念纏繞、喪失做人原則和基本底線的干部。朝鮮族翻譯作品近幾年的題材較多集中在表現朝鮮族女性勞務輸出給家庭給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上。朝鮮族翻譯小說《鏈條是可以砍斷的么》雖然也沒有脫離勞務輸出的大背景，但在表現形式上有所變化和突破。在寫留守男人尷尬生活的同時，表達了男人在家庭中應該充當的重要角色和必須承擔的家庭責任。對生活在草原上的各民族來說，隨著草原生態(tài)逐漸遭到破壞，人與自然、人與動物的主題在作品中十分常見。哈薩克族翻譯小說《靈羊》講述的就是一個貪婪與懲罰的故事。這篇小說翻譯的語言很優(yōu)美，氣氛暈染濃烈，彌漫萬物有靈的宗教情懷，但因為缺少創(chuàng)新，未免落入同類題材俗套。

　　詩歌翻譯在文學作品翻譯中無疑是最具難度的。意大利哲學家、美學家克羅齊甚至說過，詩是沒有辦法被翻譯的。當我們無法讀懂原作之時，詩歌思想內涵的體現、語言的張力、意境、氛圍的渲染應該是衡量翻譯詩歌的重要因素。照此標準，2013年度的翻譯詩作中不乏佳作。朝鮮族翻譯詩歌《老下去的一口井》，表達了詩人于暮年中的蒼涼心境，正如《夕陽》中所吟唱的那樣：“點燃最后的遺言/落山時無比眷戀……空手而來/空手而去的漢子/把所有悲涼的記憶點燃/默默地抹掉凄涼的腳印……”譯者對作者暮年心境的揣摩，以及凄美意境的語言轉換，都體現了不俗的翻譯功力。維吾爾族翻譯詩歌《我創(chuàng)造了憂傷》，在翻譯中掃清了語言的磕絆，且將那種憂傷氛圍肆意地宣泄出來：“我創(chuàng)造了一種憂傷/并給它掛上了我的淚珠/在我靈魂遙遠的角落/我已變成了一條河流……我創(chuàng)作了一種憂傷/感到除它以外一無所獲/每當黑暗將我吞沒/我安心地回到它的懷抱//是啊，我把這些日子叫做憂傷”。哈薩克族翻譯詩歌《尋》和《月光熄滅》，這兩首詩的作者是位90后，譯者能夠越過這種年齡上的差距，準確地捕捉并還原出青年人的情感，難能可貴。讀“我說愛你思念你你不相信/我便像一個被推倒的奴隸”這樣的句子，能夠被作者對愛情的執(zhí)著所深深感染。當然，還有一些詩歌，因為使用母語創(chuàng)作時在格式和韻律上有嚴格要求，翻譯就更有難度，如哈薩克族翻譯詩歌《三十歲門檻》即是如此。

　　少數民族詩歌創(chuàng)作向來有深厚傳統(tǒng)，以上提到的翻譯詩歌僅僅是其中的浪花一朵，而漢文原創(chuàng)詩歌更是佳作迭出。比如朝鮮族南永前的《臺灣詩人速寫》、土家族冉冉的《寂靜的馬蹄》、滿族娜夜的《寂靜之光》、藏族王志國《樸素的光》等等，由于篇幅所限，就不一一展開評述了。

　　在當下這個信息時代，生活本身的繁復、壯闊和多變，讓人目不暇接。從某種程度上說，在一輪又一輪的生活沖擊波下，文學多處于被動的表現，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和壓力。在對2013年度《民族文學》所刊作品的梳理過程中，也會感受到急于表述多變生活的渴望，有些作品也依然存在視野局限、手法陳舊等突出問題。但令人欣慰的是，通過這些作品可以看到，無論是實力作家還是青年新秀，大都在過去一年的文學作品中體現了對生活的關切之情，能夠在變化中堅守，于低調樸實中見內蘊豐厚，給刊物帶來一種傳承中有變化見發(fā)展的新鮮氣象，給人留下更多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