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應深化自身對時代的感受力

　　新詩誕生至今，已經將近百年，有哪些經驗和教訓值得我們總結？面對這個紛繁的現實，詩人如何才能以詩歌來進行有效地言說？詩人在創作的過程中， 應該如何把握“詩”與“思”的關系？如何評估詩歌翻譯在新詩發展過程中的作用？12月1日，《詩建設》雜志社和海南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在杭州舉辦“新詩 百年：精神與建設的向度”主題論壇，來自全國各地的30多位詩歌界人士與會，大家結合自己的詩歌實踐，就這些詩歌問題展開討論。

　　新詩百年，還能否稱其為“新”

　　將五四時期誕生的白話詩稱為“新詩”，是將之與傳統詩詞相對立而命名的。在那個時候，“新詩”的叫法契合了一種“一切求新求變”的時代氛圍，讓 白話詩從傳統詩詞中突圍出來。但詩歌評論家徐敬亞認為，新詩如今已走過將近百年的歷程，百年了就不應該再叫“新詩”。“新詩”這個詞應該成為一個歷史性的 概念，“在現在時的意義上停止使用”。因為新詩在內涵、外延、形式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完整的骨架，而且傳統詩詞和新詩在現在的語境中已經不是“對立的他 者”。

　　徐敬亞的觀點得到與會者的積極回應。詩歌評論家江弱水提議，在“新詩”即將到百年之際，應該給予更確切的稱謂。詩人、翻譯家汪劍釗認為，可以用 “現代詩”來替換掉“新詩”。“如果只叫‘詩歌’的話，跟傳統詩詞好像有的時候不太好區分。如果我們用‘現代詩’的概念來替換一下，也許更可行一些。”

　　但也有與會者提出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新詩”的叫法之所以一直被沿用，是因為新詩“一直沒有完成”，“始終處于尋求變化的過程中”。而且， 如果僅僅因為新詩到了百年而去更換一個名字，并沒有太大的必要性。或者說，即使有必要，也并不是那么迫切。因為與更換名字相比，這樣的問題也許更為重要： 如何寫出更多優秀的詩歌作品？如何讓詩歌與時代、社會產生共振，并保留自身的詩意？

　　表達個體經驗，但又具公共性

　　如何讓詩歌能夠有效地處理歷史、表達現實，這是詩人和詩歌評論家們一直都在討論的問題。這個問題的提出，一方面是因為現實的復雜性極大地考驗了詩人的寫作能力，另一方面是因為詩人試圖通過反映現實，讓詩歌重新具備“公共性”。

　　詩人沈葦認為，當一個詩人置身于現實社會之中，其實是置身于人與人、人與萬物的關聯之中。遠方的不幸常會刺痛我們的心靈，身邊的悲劇更是傷及自 身而不能置之度外。自然之死、同類之死，是我們身上的一部分在死去。這就是人類美德中的“一體同悲”，它同樣是詩歌的美德之一。詩歌僅僅表達自我是遠遠不 夠的，還需要表達他人的處境。對他人苦難的同情，并非使我們顯得高尚，其實僅僅隱含了強化靈魂之活力、體驗自我之力量的樸素愿望。因此，在當下的語境中， 詩歌和詩人需要學會更自如地自閉和敞開，如一只珍珠之蚌，其目的是恢復詩人作為“種族觸角”、“時代感應器”的特殊功能，深化自身對時代的感受力和回應能 力，重建自我與他者的關聯，培育詩歌向內、向外的力量。

　　詩歌應該關注個體，同時又抵達一種公共性。詩歌評論家陳超談到，中國的詩歌很長一段時間處于“抗辯”的狀態之中，存在著一種二元對立的思維。其 實，在現在的條件下，我們可以用“整合”的思想來處理一些貌似對立的問題。詩歌既可以表達個人，也可以表達歷史、現實。他提出，詩人應該具有一種個人化的 “歷史想象力”。詩人可以從個體主體性出發，以獨立的精神姿態和話語方式，去處理我們的生存、歷史和個體生命中的問題。這樣寫出的詩歌既有個人性，又有時 代生存的歷史性。

　　在詩歌評論家張清華看來，詩歌關注個體，就應該對個體“幽暗的精神世界”引起重視，因為它能夠喚起經驗的公共性。所謂“幽暗的精神世界”就是個 體的一種無意識，很多優秀的詩作因為表達了無意識的微妙變動而具有永久的詩意。這種無意識看上去似乎很“個人化”，但它卻奇妙地產生了一種共通性。比如魯 迅的《野草》，它真正打開了現代人幽暗的內心世界，同時也隱喻到了新文化運動的核心思想。在當下，也有很多的詩人去關注無意識，把內心最敏感、隱秘的部分 揭示出來，同時又表達出了共同的經驗。

　　“詩”與“思”應合二為一

　　要想對歷史與現實進行有效的表達，詩人必須具備一種綜合概括的能力。詩人朵漁認為，詩人在詩歌寫作中必須有“思”。詩人在動筆之前，首先要對所 要寫的對象進行思考，而不是僅僅憑借靈感來寫作。但是，思考的方向正確與否非常重要。如果一開始方向就錯了，“思”比“不思”狀況還要差。徐敬亞回應說， 寫之前的“思考”，也許會讓詩人帶有一種“定見”進入寫作。因此，寫作的過程也應該是繼續“思”的過程。有時候，寫作過程中的“思”會產生顛覆性的思路， 改掉寫之前的預設。

　　在詩人冷霜看來，任何時候，寫作都不可能離開我們在現實中的所思所感、我們的判斷。“思”在“詩”中，合二為一。詩人多多也認為，詩中之“思” 與哲學之“思”不一樣，它是一種特殊性的“思”，是融在“詩”中之“思”。從這一角度出發，汪劍釗談到，我們現在很多詩歌具有了“思”，也就是詩意性的思 考，但卻達不到真正“詩”的要求。有一些詩人只注重技巧的打磨，這固然不好。但是，如果詩歌里有內容、有哲思，但沒有能力將之表達成“詩”，這也是很遺憾 的。從“詩意性的思考”到“詩”，有很長的一段距離，詩人們需要更進一步的探索。

　　翻譯應該引起更大的重視

　　在新詩的發展過程中，翻譯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詩人王家新認為，百年來的詩歌翻譯，尤其是“詩人譯詩”，在新詩的發展和語言的變革中扮演著“先 鋒”的角色。翻譯是對詩歌語言進行更新的重要方式。它從語言中創造語言，幫助我們“從太熟悉的慣用語體中走出”。可以說，新詩的“現代性”視野、品格和技 藝，很大程度上是靠詩歌翻譯來推動的。它本身已成為新詩“現代性”藝術實踐的一部分，也構成了新詩史上富有價值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原著中心論”的支配 性影響，長久以來中國的詩歌翻譯和翻譯家們一直籠罩在原作和原作者的陰影之中。翻譯的意義并沒有得到充分的認識，翻譯的成就及其對新詩的重要作用在現有的 文學史論述中還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在汪劍釗看來，翻譯工作非常重要，“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人們對詩歌翻譯的“重視”，只停留在口頭上，在評獎等活動中卻又忽視掉它，“這說明 大家骨子里對它還是不夠重視”。有時候他也會反問自己：“我也能寫點詩，為什么要做翻譯？”思考的結果是：翻譯是否引起重視，翻譯家無法左右。翻譯，只能 成為譯者發自內心的一種需要，“愿意做就做，不愿意做就放棄吧”。但是很多與會者談到，應該增強對詩歌翻譯的重視，因為翻譯是讓詩歌保持異質性的重要力 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