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會《決定》精神 暢談文化前景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向社會公眾發布后，引起廣泛關注。《決定》內容十分豐富，涉及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文明體制和黨的建設制度等方面。其中，關于“緊緊圍繞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體制和文化生產經營機制，建立健全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論述，闡明了未來我國文化建設的發展方向、關鍵領域和突破重點。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的指引下，如何進一步破解文化產業的發展瓶頸，建立健全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成為文化建設領域亟待破解的重要課題。

　　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進文化體制機制創新，要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這是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著眼點，也是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的根本。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主任尹韻公表示，進一步深化體制改革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無論怎么改革，文化一定要為人民服務。文化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有所不同。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利潤占有很大比例，強調產出效益。而對文化體制改革來說，如何為人民服務、更好地滿足人民的文化需求才是需要考慮的首要因素。完善文化管理體制，建立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就是要將能推向市場、該推向市場的，交由市場來決定。在為人民服務的同時，優化文化市場體系結構。

　　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是《決定》的一大亮點。具體到文化建設領域，就是建立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構建現代文化公共服務體系。因此，要理順兩個“體系”的關系，打破各行業之間的壁壘，通過公平競爭激發文化的活力和創造力。

　　中國傳媒大學文法學部學部長李懷亮談到，《決定》強調建立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實際上是區分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延伸，目前的提法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加突出文化企業的主體地位，這是為企業松綁，調動企業的自主性和主動性，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同時，政府也要完善配套政策，為企業減負松綁，鼓勵各類市場主體公平競爭、優勝劣汰。

　　李懷亮還談到，《決定》中提到的“推動文化企業跨地區、跨行業、跨所有制兼并重組，提高文化產業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水平”也是十分有建設性的。世界上許多知名文化傳媒集團，如默多克新聞集團、時代華納等都是在一次次資本重組中由小到大、由弱到強，企業產權的并購、交易是增強企業活力的有效途徑，能擴大企業市場份額，促進形成優秀團隊，并促使企業依托現有技術、資源優勢迅速做大做強。

　　建立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重點是要賦予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同等待遇。國家行政學院文化政策與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祁述裕認為，現代文化市場體系要求在生產、消費、流通領域引入公平競爭機制，同時依托行政力量、信用體系和行業協會等進行有效監督。他談到，近年來，我國在促進不同企業主體平等發展方面已取得了較大進展，但還是存在一些問題，比如有些文化領域不允許民營企業進入，有些文化領域對民營企業有所限制。除此之外，目前，我國的文化市場在文化產品的流通上無法做到跨行業兼容，這不利于實現文化產品的價值。比如，中國移動的數字閱讀基地就無法涉足圖書出版企業；民營網絡企業也無法經營傳統媒體企業。他說，以迪士尼為例，公司雖然是以制作影視動畫起家，但目前70%的收益來自遍布世界的主題公園。同樣為中國讀者熟悉的貝塔斯曼集團，雖然以出版為主業，但出版收益在其總收益中的比例不足10%。而在我國，基本上仍是分業狀態，報業集團只做報業，影視公司只研究影視，出版集團只做出版。這不利于效益最大化。因此，如何打破行業間的壁壘，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是促進體制機制創新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

　　建立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并不意味著把文化簡單推向市場。政府由辦文化到管文化，是一個重要轉變。建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協調機制，統籌服務設施網絡建設，促進基本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均等化，是未來文化建設的一個重要目標。中國人民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所長金元浦認為，《決定》辯證地看待和處理市場與公共服務的關系，更加突出強調二者的平衡。一方面，通過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滿足人民群眾最基本的文化需求；另一方面，則通過文化市場的競爭提供更豐富的文化產品，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的文化需求。這會對文化消費產生引導作用，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才是文化發展的重點。他說：“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的鼓舞下，會有許多小微企業參與到文化產業和文化服務之中，一批有才華的年輕人也會投入到這個行業中，相信這些新鮮力量的加入會為文化的發展提供深厚的人才基礎、創研基礎。”

　　在對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論述中，《決定》特別提到“引入競爭機制，推動公共文化服務社會化發展。鼓勵社會力量、社會資本參與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培育文化非營利組織”。對此，祁述裕認為，“引入競爭機制，推動公共文化服務社會化發展”是一個頗具新意的提法。他說，2003年，我們開始區分公益性文化事業和經營性文化產業。公益性文化事業由政府提供財政支持，經營性文化產業則要走向市場，自謀生存。祁述裕認為，“兩分法”的好處是責任明確，各司其職，但也存在比較突出的問題。公益性文化事業依賴國家全額撥款，活力降低，行政色彩加重，不利于及時回應公眾的需求以及與市場的對接。《決定》提出“引入競爭機制，推動公共文化服務社會化發展”，實際上是在彌補2003年以來改革當中出現的問題，指明了公共文化服務未來的發展思路，意義深遠。

　　提供公共文化服務是政府的基本職責，但這并不意味著政府是公共文化服務的直接提供者。祁述裕認為，政府和事業單位包辦公共文化服務，實際上是公共文化服務方式單一、效率低下、活力不足的主因。所以創新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關鍵是要調動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文化服務建設，推動公共文化服務社會化發展。近些年，許多地方興起民辦圖書館、民辦博物館的熱潮，它們的存在讓更多百姓從文化建設中受益。普通百姓也積極參與到公共文化服務的管理過程中，從而彰顯了公民的文化主體地位，促進了公共文化服務的活躍發展。

　　從辦文化到管文化，從政府起主導作用到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建立健全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從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高度，論述了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的大政方針，并以“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對文化建設作了重要論述。時間來到今天，歷史賦予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機遇和挑戰。凝聚在改革的旗幟下，文化建設才得以進一步激發活力、獲得生機，前進中的中國也才得以掃清障礙，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破浪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