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文瑾：報告文學中典型敘事的多樣性

青年作家彭文瑾

　　首先，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近年報告文學作品的多樣性。近幾年的報告文學歷史與現實兩翼張開，寫人與記事緊密結合，一定意義上已把原有報告文學、紀實文學、傳記文學的分野及格局打破了。當然，報告文學作品是具有強烈時代性的文學作品。報告文學作品中的時代人物和時代事件身上，都會打下特定時代精神的深刻烙印，所以把握這種時代精神在作品中多方面、多樣性典型敘事的探索，是當下報告文學創作中所面臨的困惑。

　　譬如我們所熟知的一些報告文學名篇，如《包身工》、《哥德巴赫猜想》、《大雁情》等，幾乎都可以作為優秀的散文來閱讀；但典型的散文一般都是寫個人生活和情感的，包括親情、鄉情、個人經歷等，上述作品則超越個人生活，同時形成一種面向社會的報告。和小說等虛構文學一樣，在其人物描寫上，也存在典型與非典型和典型化程度大小之別，也可以寫出“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就這一點而言，傳統文論中的現實主義與典型理論同樣適用于報告文學，即如果寫出了人物生活的典型環境和人性的豐富、復雜，其人物也可成為典型；其時代環境再現得越真實、準確，其性格描寫得越鮮明、深刻，其典型化程度就越高，報告文學的功能只是批判的觀點是片面的。報告文學創作的成功與否，問題并不在于贊美或是批判，而在于是否值得作家做出怎樣的選擇。

　　當下處于價值多元時代，讀者對于報告文學的接受也從激情思想型作品轉向平和寫實的作品，讀者不再單純地現成地依賴于作者解說性的敘事，而更愿意作為一個獨立的接受主體，在進入作者給出的關于人物事件或現象問題的本真時空中會有自己的解讀。所有這些促成了報告文學中和敘事的多樣性。

　　其次，在要求尋找“意義”與重建“崇高”的今天，報告文學作家選擇“英雄”敘事來弘揚時代精神與民族精神，就是堅持文學“精神承擔”的表現。而新世紀報告文學的鮮明特色之一，首先就在于通過尋找“英雄”與重建“崇高”深刻反映了其社會要求與時代主題。在這方面，它最顯著的特色是平凡與偉大的有機融合。應該說，當下報告文學作家的這種認識和追求，是新世紀報告文學審美新變的趨向之一，對報告文學如何寫英模人物進行更深入的探索。

　　“怎么寫”又直接關系甚至決定著作品的品位高低與審美效果。因此，至今為止，中國報告文學在人物描寫或典型敘事方面已積累了較豐富的經驗：或在批判中歌頌，或在對比中凸現，或主客體融為一體，或從歷史人生角度，或與愛情苦難相伴，等等，但貫穿其中的中心線索，是如何“遠”政治、宣傳而“近”生活、藝術�？梢哉f，一部報告文學人物史就是一部報告文學的文體發展與藝術成長史。更加直接地反映中國的發展，體現社會的真實場境，以及當下人們共同關注的焦點與熱點問題。

　　當然，這里所說的“典型”，不是生活中而是“文學”意義上的典型——雖然報告文學中的“典型”不能概括、想象與虛構而首先必須是生活中的典型，但生活中的典型如果不經過藝術加工與處理，也仍然不能成為報告文學中的“典型”。

　　對于塑造優秀、先進人物的問題。這是一個缺乏榜樣的時代，也是一個需要榜樣的時代。早在上世紀30年代，茅盾就認為，報告文學“須要具備小說所有的藝術上的條件——人物的刻畫”。此后，報告文學作家們的確在借鑒小說的寫人藝術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但報告文學中的人物與小說、戲劇等虛構性文學中的人物有何區別？報告文學是否也能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因而導致報告文學在“真實性”問題上的莫衷一是，從而影響其人物描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