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盛：困境與突圍

——當代青年報告文學作家的覺醒和擔當

青年評論家王永盛

　　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李炳銀常務副會長以《順勢而就 風鵬正舉》為題，給2012年報告文學創作作了述評。他在文中說到：“固然，大量的報告文學作品依然在陳舊的主題與題材上慣性運行，好人好事、表揚稿式的作品很多，但是報告文學與社會現實生活的聯系依然緊密，報告文學作家關注社會現實生活的熱情和自覺仍然強烈。”這段話前一句說明，當下報告文學是存在問題并面臨困惑和挑戰的：一是主題、題材陳舊，二是好人好事、表揚稿式的作品太多；后一句肯定了當下報告文學與社會現實是緊密聯系的。但是我們倘若以“報告文學最基本的價值是現實品格”來對照，“報告文學與社會現實的聯系”是報告文學文本存在的必須和必然，因此，這后一句話也沒有表揚之意。

　　其實，報告文學面臨的困惑與挑戰，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就一直糾纏著報告文學人，時至今日，她并沒有得到有效修復和改善。首先是報告文學作家責任與使命感退化，集中表現在作為報告文學的靈魂——批判，不斷的被無情地削弱；報告文學產生的初衷和本性，漸漸被拋棄；報告文學奠基人捷克作家基希提倡的“藝術地揭發罪惡的文告”式報告文學，也似乎已經遠離。沒有了批判，報告文學只能淪為“好人好事、表揚稿式”頌歌類作品的天下。形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很多，從1978年1月號《人民文學》頭條位置刊發出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開始，報告文學作家抱負遠大，他們關注天下、憂慮全局，立志為人們提供終極價值、目標和信仰；而當市場經濟帶來過度的市場化導向和利益驅動，使得人們感性欲望被泛化、主體人格被異化和精神價值被消解，報告文學作家的精英文化意識，隨著多元價值觀出現，也同時感到被奚落和愚弄。于是他們許多人放棄責任與使命，放棄批判，迅速沉淪，最終迷戀于用贊美和掌聲換取金錢。其次，一邊是報告文學作家神的光環在消退，報告文學作品能提供給讀者高人一籌的理想、價值觀被瓦解；一邊是讀者自身在市場經濟中實現“個體化”后，不僅不再聽信于報告文學賦予的精神與信仰，甚至對報告文學因為金錢而生發的“激情”，表示深深的不屑和憤怒，最后選擇與報告文學分道揚鑣，決絕的揚長而去。報告文學文本內在精神退化，報告文學作家責任與使命感缺位，報告文學的忠實讀者大量流失——當下報告文學的尷尬境遇，在文學的全面衰退過程中，顯得更加無法遏制與挽留。

　　顯而易見，報告文學已經失去了“轟動效應”，但并沒有就此衰弱。當代報告文學作家特別是青年作家應該擔當重任，在冷寂中尋求轉變，力圖通過自我反省和自我轉型，發現新的生機，實現報告文學困境的大突圍。

　　一是要實現報告文學責任與使命的完全回歸。前面說過，報告文學最基本的價值就是現實品格，這也是報告文學文體存立的基本支撐。具有現實關懷品格的報告文學，要求我們青年報告文學作家應該“回應社會關切，關注現實，介入現實，呈現真實，并且對報告客體做出具有思想深度的解說。”這樣有著強烈使命感的作品當下仍然不少，2012年報告文學述評中就列舉了此類相關作品：有關注國內國際重大事件方面的(例如，朱增泉的《新千年軟戰爭》、何建明(主席)的《國家》、陳啟文的《北京風暴》等)，有表達社會的矛盾變革和民生的生存調查方面的(例如，沙林的《不能缺失的心》、王偉舉的《探秘火山口上的溫州》、何建明(主席)的《三牛風波》等)……。青年作家當以維護此現狀為契機，恢復對社會關注的熱情，對社會干預的決心。面對現實，關注民生，通過自己行走和感知，收集翔實的第一手材料，實現茅盾所說的“將刻刻在變化、刻刻在發生的社會的和政治的問題立即有正確尖銳的批評和反映”。

　　二是重新確立報告文學的批判屬性。批判是報告文學最可貴的屬性，由于已知的原因，其地位如今有所動搖。頌歌遍地絕非報告文學的春天，只有具憂患意識，以對人民對信仰對真理的愛，去揭示落后，鞭笞丑陋，才能實現報告文學最本真、最有效的批判屬性。我們青年報告文學作家不僅要果斷地拾起可貴的批判精神，還要有對現實矛盾甚至對自我，進行無情拷打與追問的勇氣和毅力，從而確立“批判”在報告文學中不可動搖的支柱地位。

　　三是進行文本規范的自覺。根據報告文學的特征與本性，青年報告文學作家應該要有自覺的文本規范。厘清報告文學與游記、通訊，報告文學與傳記文學(包括人物傳記、歷史紀實)之間的關系。唯如此，才能實現當代報告文學形象重振，以期讓報告文學從形式到內容，從文本屬性到精神實質，都煥發出正確的、永恒的勃勃生機。